“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奥斯特洛夫斯基以自己为原型所塑造的英雄保尔・柯察金的这段名言，在几十年前中国大地上，何等的响彻天空。英雄保尔更是万千中国青少年的学习楷模和崇拜偶像。不过，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一句“名言”却鲜为人知，那是他临终前所说的：“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见《炎黄春秋》2008年2期，下引同）我以为这句“名言”也振聋发聩，具有极大的思想内涵，很值得一说。
“完全两样”说，绝非空穴来风，恐怕是闻知了苏联国内大量反人道、反人性、反公理、反正义的血腥事件之后，得出的结论。奥氏病逝于1936年12月22日。半年前的6月18日，高尔基逝世。此后大批作家被杀和流放，连高本人的死，至今都是个谜。1934年，以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基洛夫遇害为由头，随之一场新一轮的血腥清洗席卷全国；10天之后，仅列宁格勒州，就有11000人被视为政治上不可靠而被列入驱逐名单。列宁的战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党内高层及“同党”遭枪决，全党全国陷入极度的恐怖之中（参见新华出版社《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141页）。据奥氏的侄女加林娜最近回忆：一些曾与英雄并肩杀敌、交情深厚的战友，都没有逃过被逮捕、遭枪杀的厄运。奥斯特洛夫斯基从1929年开始，便全身瘫痪，双目失明。虽然眼睛看不见了，但还能听得见，他还有着极为活跃的思维。骇人听闻的滥杀和冤案，发生在他周围。这种可怕的现实对于一位甘愿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的最虔诚的革命者来说，对于“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有着美好憧憬和渴望的奋斗者来说，其感受无疑是至痛至惨，泣血一般。故他明确反对斯大林的肃反运动，故他才痛苦和无奈地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从中不难看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清醒、与时俱进的认识高度和追求真理的战士本色。
说出“完全两样”这样与“主旋律”背道而驰的话，又需要极大的政治良心和勇气。因为在当时那种高度恐怖、人人自危的环境里，旦夕之间祸端随时都可能降临到每一个无辜者头上，像“保尔”这样“口无遮拦”，那简直就等于自投罗网。但是，从目前的资料看，奥斯特洛夫斯基并没有因为“恶毒攻击”而获罪。个中原因，我以为与奥氏头上巨大的光环有关。把“保尔”这位由当局一手树立、闻名世界的英雄“撂翻”，需付出太大乃至得不偿失的政治成本，故而不会轻易下手。更为主要的，窃以为与奥氏的身体有关。“保尔”失明的第二年即1930年，面对自己那非常糟糕的身体，奥斯特洛夫斯基大概估计到上帝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于是以顽强的毅力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想而知，对于这样一位重度残疾、生活根本无法自理的人，当局会有足够的耐心和“宽大”，等待他的死去。奥氏生前的挚友萨尔达托夫就说：“尼古拉的个性太率直了，如果他不在1936年去逝，迟早会有人‘帮助’他结束生命的。”可见，统治者早就看准他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去见马克思这步“妙棋”了。
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前和死后，各种荣誉纷至沓来，但基本上都是围绕“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钢铁战士”主题，去表彰、宣扬和歌颂这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还不惜巨资远到乌克兰重拍了20集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此举令英雄故乡的民众都大吃一惊。然而，不管何种宣传，都把“保尔”诸如上之“完全两样”等“负面”的言行过滤掉了。据说他曾拒绝向白军开枪，由此被押上了法庭受审。现在来看，苏联当局从“保尔”身上“过滤”掉的东西，显得更为可贵。奥氏没有因为走上“圣坛”而停止自己的思考，没有因为得益于当局的“大树特树”而对权力顶礼膜拜，更没有因为是政治利益的既得者而把自己变成可供宣传者随意拿捏的面偶。他对所追求的“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的理想，是有着自己的基本标准的，这其中就有人道主义、自由、民主等要素。一旦有人偷梁换柱拿“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幌子以售其奸，他便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以为这是英雄更为英雄的地方。
当我们今天知道了英雄的另一面时，不免又产生诸多联想：当英雄的形象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裁减和掩饰时，那么，这样的英雄还会有多少真实性呢？又怎样去描述和形容英雄的宣传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