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财致富,人之大欲,自古及今,概莫能外。告别穷社会主义,中国人跨进了改革开放、发家致富奔小康的时代。“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的年头,一去不复返了。与30年前相比,中国似乎“不差钱”;但是,经济发展之后,新的财富问题却一点儿不比30年前少。最突出的,是国民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社会贫富差距蹿到了国际警戒线之上。当极少数人依仗权力、官商勾结,聚敛巨额财富,而多数国民勉强温饱,住房、上学、看病等基本生存需求受到严重压抑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可怕的断裂:官与民,富人与穷人,日渐变得情绪对立。“仇官”、“仇富”成为流行的社会心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千万马虎不得!解决之道,当然不是像过去那样用暴力劫富济贫,抄家充公;而是要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加大有利于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减缓“新三座大山”对多数国民的压力,以赢得民众对新一轮改革的认同和支持。社会的贫富鸿沟,如不尽快填平,不能让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则正义、公平沦丧,社会稳定、和谐亦无从谈起,而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动荡乃至社会大震荡,迟早将会降临。
财富问题,就这样横亘在我们这个刚刚摆脱贫穷的发展中大国面前。任何企图抹煞它、回避它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极端愚蠢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力主自由竞争,为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作而影响了全世界。然而,对何为国富,国富与民富之关系,我们似有许多误解,总把国家放在第一位,把国家置于国民的头上。这些观念根深蒂固,广为流布,实出于秦汉以来“家天下”(君、国一体)之需要。以国家的名义剥夺国民的权利,掠夺国民的财富。中国历代所谓“太平盛世”,其实只是国民“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只是国库里钱粮充盈,朝廷手中有大把银子,平民百姓聊以糊口而已。远不是国民都过上了自由幸福的好日子,实现了真正的民富。直白说,“太平盛世”下的“国富”,不过是官富,或官府富、政府富。
在国民当家作主的现今,没有民富即没有国富,民富而后国强。故尔,财富分布的结构问题,深刻反映了治国理念的差异;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则必藏富于民,使社会财富归于大多数国民,为其所有,为其所享;与之相反,以国为本,以官为本,就会出现国富民穷的怪现象。
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让中国政府成为当世首富;可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发达国家的一个零头。按联合国的贫困线标准,还有超过2亿人未能摆脱贫穷。中国仍没有真正摘掉“穷国”的帽子!但是,官府钱多,政府很富,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当政府掌控着国家资源和巨大财富,甚至连国民的饭碗都被政府捏在手心里时,民权、法治即屈服于权力,迫使国民为生存而央求政府、讨好权力;而强势的政府与权力,在这时就会滋生惰性和傲慢。纵观世界,似乎只有那些穷政府、富国民的地方,由于政府有求于民,权力才会变得谦卑。当然,所说的“穷政府”是相对而言的,并非越穷越好,它与国民之间的财富占有要有一个恰当的比例。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转型不但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变,而且还需要有财富结构的转移。对于财富在国与民之间的配置与政治架构的微妙关系,我们是不是关注得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