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感中的精神振奋 精神振奋

  中国古代神话有相当一部分常常是悲剧性的或带有悲剧色彩的,这些故事以其特有的形式和内容反映着原始时代人类面临的主要矛盾――人与自然界的矛盾。它一方面写出了自然界的强大和恐怖,写出了人们遭受的苦难和悲惨的结局;另一方面又借助这种悲惨的结局写出了人们在改造自然中的悲壮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最终会战胜自然、取得胜利的无穷力量和信心,从而显示出人类本身的伟大和崇高。也就是说,在这些故事中体现了美学意义上的悲剧美和崇高美,从而开辟了我国悲剧主义文学的先河。
  
  一、神话的起源
  
  神话起源于远古人们对自然想象的解释。马克思认为神话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
  知识未开化的原始人类,不可能解释自然,更无从谈及控制自然,于是把自然神化,并借助想象企图解说它、征服它、支配它,他们相信所有的自然现象,都像他们自己一般具有人类的一切属性。有生命、有思想、有人格。太阳具有人一般的性情,苍天借风雷电雨而表现他的震怒,天与地、日与月,是一对夫妇……总之,他们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神。
  
  二、中国古代著名神话中的悲剧美和崇高美
  
  我国历史悠久,古代神话是非常丰富和瑰丽多彩的,研究一下中国古代神话,就会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常常是悲剧性的或带有悲剧色彩的。也就是说,在那些表现人与强大自然力相冲突、相搏斗的故事中,那些体现人类善良品德、表现人类意志愿望的英雄主人公经常是悲剧性的形象。他们或者在为创造美好世界的曲折经历中牺牲;或者在与强大的自然力做斗争的过程中而死亡;或者为不可抗拒的自然力所吞没;或者遭到某些非正义的、邪恶势力的残害等等。
  悲剧是以具有正面价值的人的不幸、毁灭为特征的审美形态;崇高是侧重于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矛盾对立的审美形态,具有冲突、无限、模糊、神秘、粗砺、动荡等特征。我国古代神话中的鲧禹治水的故事、精卫填海的故事、夸父逐日的故事以及刑天的故事等,它们无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悲剧美和崇高美。
  鲧禹治水的故事,载于《山海经・海内经》,它在我国是流传得比较广、也是极有影响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它表现了上古人民与洪水的斗争。这个故事的悲剧性充分体现在鲧这一英雄的自我牺牲精神上。传说中,当时“洪水滔天”,淹没了整个世界,鲧为了治平洪水,曾企图“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但由于他“不待帝命”,触犯了天帝的权威,从而身遭不幸。鲧是为了解救人类的灾难,在与强大的自然力做斗争中牺牲的。他的智慧及胆量令人钦佩,他的不幸和牺牲令人同情。这一形象,不由使人联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形象,普罗米修斯不畏强暴、敢于为人类的生存和幸福而斗争,为了给人类从天庭盗火,他不惜触犯宙斯的权威,以至最终被钉在高加索悬崖上。普罗米修斯的英雄行为和自我牺牲精神,受到世世代代人们的称诵。所以马克斯称他为“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鲧的形象和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具有同样感人的光辉和力量,他们交相辉映,各自成为东西方神话中的耀眼明珠。
  我们知道,悲剧主人公是为了维护新生事物或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与比自己强大的社会恶势力(或强大的自然力)进行斗争的主体。悲剧主体本身的感性生命虽遭受摧残与毁灭,但在精神上却具有不朽的意义,充分体现着悲壮激越的情调。正如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所说:“悲剧有不幸、有死亡,但它更本质的东西却是崇高性、壮丽性、英雄性”。更有意义的是,鲧治水的故事在这里并没有结束,后面还续接了大禹的故事。“鲧腹生禹”,他的儿子继承父志,“亲自操稿耜,而九杂天下之川,……沐甚雨,栉疾风”,禹治水三十年,劈山开地,决通九江三河,疏大川三百小川三千,十年没有见着妻子,三过家门而不入,杀九首蛇身的水怪相柳,消灭危害人类的鸟兽害虫,凭着百折不挠的精神,终于平息了洪水。如果说鲧治水的始末是一首为人民而牺牲的悲剧英雄的赞歌的话,那么大禹治水的过程则表现出一种劲健的、激越的、心潮澎湃的阳刚之美,亦即崇高美。
  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的故事,都表现了同样的内涵和性质。精卫填海的故事见于《山海经・北山经》。故事写精卫“其状如鸟,文首,白喙,赤足。”她本是炎帝的女儿,到东海去玩不幸溺水而死,但她却死不甘休,变成一只美丽的小鸟,“常衔西山之木石,以湮于东海。”这则神话通过少女变鸟,誓向大海复仇的悲壮故事,反映了远古人民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英勇不屈的坚毅精神。晋代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在其《读山海经》一诗写道:“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表现出无限悲壮赞颂之情。夸父逐日的故事,见于《山海经・海外北经》,这是一则影响甚大的神话。英雄夸父,竟敢与日逐走。夸父在接近成功之时的死显然是一个悲剧。故事写他在临死之前,“弃其杖,化为邓林”,也就是为“逐日”的后继者开拓一条成功之路。夸父的牺牲是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但他至死不忘为后人造福,特别是他那种自我牺牲为后继者开路的精神,却又是极其伟大而崇高的。
  在《山海经・海外西经》中,还记叙了一位“刑天”的故事。“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刑天敢于反抗天帝,虽然被天帝砍了头,但是这位英雄却没有屈服,而是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挥舞着盾和斧又继续斗争了起来,丝毫不气馁,丝毫不悲观,这正如陶渊明《读山海经》写的那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从以上的这些中国古代著名神话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共同的主题是描写了主人公在与外界做斗争时的悲剧性冲突,而在这些冲突的过程中,往往最终会导致英雄人物或代表正义的人物死亡。因此凝重的悲剧色彩是这些神话故事的特色。但它们也表现出另一方面带有共同性的特色,那就是肉体的毁灭、生命的结束往往又不是斗争的结束。鲧腹生禹、人死化鸟、弃杖化林、断首舞干戚,都表现出至死而不屈的精神,从而表现出斗争必然取得胜利的信心。从这方面讲,它们又都是乐观主义的。英雄人物的不幸和死亡,构成了这些故事激动人心的悲剧美,而他们最终不屈地压倒对方的气概,更显示出他们的伟大和崇高,这就是这类神话故事表现出来的共同美学特征。
  “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是悲剧的重要特征,没有冲突就没有悲剧。在原始社会,当时人类为了维持生存和改善生存条件,就需要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以大无畏的精神,与大自然进行不懈的争斗。在当时生产力极为低下、甚至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的情况下,这种斗争无疑是极其困苦和艰难的。在最初阶段,处于弱者地位的人类经常要遭到失败、不幸和死亡,这正是构成人类最初生活中的悲剧原因。
  我们知道,任何悲剧都是由于对立面一方的强大或暂时强大以及它的残酷性造成的,但任何真正艺术中的悲剧又绝不只是向我们展示苦难、恐怖或死亡,而是要通过“悲”反射出美,通过苦难显示出崇高,通过“毁灭”展示出希望,从而歌颂光明、鞭挞黑暗、扫除污秽、预见未来,这才是悲剧美的灵魂。崇高和悲剧使人的心灵得到激励,使人的精神得到振奋。因此,人的心灵需要用痛苦来刺激,使之在惊讶之中醒悟。崇高和悲剧使人体验到一种激情,用这种激情更能让人感受到生命的活力。从理论上说,悲剧之所以获得艺术的“最高阶段和冠冕”的殊荣,其重要原因就是其中体现着哲人们津津乐道、苦苦求索的理性意蕴。
  当然,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古代神话故事中所表现出来的胜利和为取得胜利而采取的某些方式都带有幻想的形式,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扩大并加深了人同自然做斗争的范围和方式,自然力的危害对生产生活的影响也就日益明显。面对着强大的自然力,他们还完全缺乏科学知识和强有力的斗争手段,但可贵的是在这些神话故事中表现出了伟大的理想和伟大的精神力量。无论是鲧、禹、夸父和精卫、还是刑天,他们的形象之所以是崇高的,就是在于他们敢于战胜困难、面对苦难,不畏恐怖以至蔑视死亡,正是这种可贵的素质和精神力量,使之表现出崇高伟大之美。
  
  三、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崇高风格和悲剧艺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神话是“原始的哲学、原始的科学、原始的宗教、历史及社会的生活……,神话又是最古老的文学,其艺术是永远不朽的。它们至今仍是诗歌、音乐、绘画、雕刻、建筑以及一切艺术作品的感发物。”中国古代神话的这种崇高风格和悲剧艺术,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悲剧文学乃至悲剧艺术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在黑暗、孤独、冰凉的现实中奋斗,并以极大的不幸和最后的死亡构成了他的悲剧的一生。他的一生是极为不幸和可悲的,但洋溢在作品中的整个感情却不是悲观的,它表现的是庄严压倒恐惧、正义压倒邪恶、美压倒丑;它所表现的是“伏清白以死直”、“九死而不悔”的不屈精神;是探索,是苦苦的追求。这种正直的悲剧美和崇高美,是与古代神话所体现出来的美学精神相一致的。不仅如此,作为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先河、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也明显继承了古代神话中的这种悲剧艺术和崇高精神。刘鹗在《老残游记》序中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这种说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史记》全书130篇,其中有57篇专写悲剧人物,如项羽、商鞅、陈涉等,他们身上体现着真理的价值,闪耀着正义的光芒,所激起的是人们对崇高的赞美。纵观《史记》,其风格激越高亢、慷慨悲壮,讴歌豪迈壮阔的生活、推崇建功立业的生命价值是其悲剧审美的重要特征。作品中的悲剧主人公虽然失败或者被毁灭,但并不给人以失败的没落或者被毁灭的颓废,它始终涌动着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再如著名的《孔雀东南飞》、《窦娥冤》等等,无不是伟大的悲剧艺术。他们既表现“悲”,又通过悲来表现崇高、展示希望、预见光明。我国文学中的这种悲剧美,具有巨大的感人力量,中国古代神话开辟了中国悲剧主义文学的先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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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启良.中国文明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何莉丽(1978.8―)女,甘肃定西人,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教师,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2007级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