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前的凭吊]爱在落日之前国语版丶

  一   辛亥百年的5月27日下午4时,到了洹水北岸的袁世凯墓。原本的路线是想到殷墟去,车行目的地的方向的路上,安阳的朋友�,袁世凯的墓就在殷墟附近,于是就和儿子先去袁世凯墓地,凭吊一下为晚清送葬的枭雄袁世凯。
  儿子喜欢文史,常和我切磋晚清史实,他�袁世凯最像三国时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孙中山则如到处依附人的刘备。章士钊的回忆文章里有:
  “当时最号激进如汪兆铭者,头脑较为清醒,彼能认为辛亥之成,出于南北形势之偶然,非革命党本身力能所致。于是总统一职,中山先生坚持不让时,兆铭公言:‘袁固多诈,孙亦无耻。’李筱垣(李书城,同盟会发起人之一。1911年11月2日起,黄兴是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他任参谋长)谓曾见汪札,确如此�。”
  汪精卫是南北会谈时南方代表团的四位参赞之一,洞悉和谈过程的枝枝节节,即使到了1912年的2月3日,和议早已达成,只待溥仪下诏退位,在同日本人谈判中,孙中山坦率地�:
  “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让出临时大总统的位子,实是孙中山的无可奈何之举。
  在武昌新兵兵营偶然打响的第一枪,把气数已尽的满清打出一个大洞的时分,以及武昌起义的过程中,我们看不到孙中山的影子,他从黄花岗的阴霾里还没有走出,还在舔舐着伤。当时他正在地球的另一端,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写道:孙中山那时已经贫困潦倒,正在科罗拉多州一家餐馆打工端盘子。武昌起义三天之后,孙中山才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当然他也不十分激动兴奋,因为武昌起义本来就跟孙中山的同盟会没有直接关系,况且孙中山一直在两广活动,反对在长江流域进行革命。武昌暴动的发起人是共进会和文学社成员,以及武昌的一些新兵。令满清把肠子悔青的是湖北新兵是张之洞为晚清点的豆,想延续大清的血脉,谁知收获的却是摧毁满清的果,成了压垮满清的最后一根稻草。
  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离开北京三年重又回到权力的中心,莫理循写道:有一群安静并且秩序井然的人从火车站到他的居所,夹道欢迎他的到来。
  武昌起义只是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但真正给清王朝致命一击的却是袁世凯。12月28日,袁世凯到紫禁城觐见皇室,谈论清室优待条件的细节。《每日电讯报》驻北平记者第二天报道�:昨天袁世凯、太后和亲王们会谈。在皇宫中出现了戏剧性的辛酸场景,一些王公大臣哭道:臣罪该万死。隆裕太后再次昏迷,整个皇宫中充满悲戚。袁世凯迫使清朝退位,正是辛亥革命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环。我想,如果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抛却国民党对袁世凯的妖魔化,若论推翻帝制,把帝制临门一脚送入历史苍茫的,真是舍只有1.58米小个子的袁世凯还能有谁出其左右?
  天上雷声隐隐,辛亥百年到来了,袁世凯墓前萧索。在安阳,我是先寻找袁世凯归隐的旧迹洹上村不得,就到了据�距离洹上村东一里的袁林,没有香烛,没有牲醴。
  展厅里有“洹上村”三个字的石刻,人�这是洹上村的旧物,而村子已经没入了历史的虚空,连黍离之悲的荒野也找不到了,在洹上村的旧址已经被现代人耸起的楼宇所占据。
  看到了一领蓑衣,是袁氏当时的旧物否?我曾看到一幅当年上海的《东方杂志》上刊载的袁世凯披蓑衣、戴斗笠,悠然垂钓的黑白照片,但那两眼的如炬火的光,透出了他做渔父的不甘。1909年1月2日,二十六岁的摄政王载沣将五十岁的袁世凯解职,逐出京师送了个名号“回籍养疴”。老家是回不去了,袁世凯原籍河南项城,据�,袁世凯的母亲原是袁府的一个大脚丫头,有一手好绝活儿:会双手烙馍,烙出的馍似宣纸一般薄,味道特别好。袁世凯的父亲生来爱吃烙馍,很喜欢这个大脚丫头,后来便纳其为妾。不久,便生了袁世凯。袁世凯自幼就认为自己的福气是母亲带来的,所以一直很孝顺。母亲85岁离世那年,他亲自护棺回项城,因为他哥不容许袁世凯母亲与其父亲同葬于祖地,袁世凯大怒,以后再不回项城,而是住到了洹水边上的安阳洹上村,垂钓洹上,并自称“洹上渔翁”,袁世凯的这张照片叫做“蓑笠垂钓图”,《东方杂志》�:“袁世凯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身边放着一个鱼篓,一副娱情山水、鱼樵足乐、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样子。”这年他五十岁了,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宰相伊尹,也是在洹水隐居三年,然后重获商王的重用。
  袁世凯自小任性放诞,一旦在洹河钓鱼,确实有点滑稽,他被摄政王开缺后,听从杨度的劝言,垂钓洹河,韬光养晦: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于是袁世凯派人到处置办鱼篓、斗笠、蓑衣、钓竿、钓线、鱼钩、鱼漂、抄网等一应用具,凡是一个渔父要有的都要齐备。就选一个春阳和暖的日子,袁世凯戴斗笠、衣蓑衣、踏芒鞋,如出境的演员缓步走向洹水。袁世凯自小不事稼穑,锄禾砍樵、打渔撒网的农活自是外行,至于垂钓既没兴味更没耐心,“春钓滩,夏钓湾”,醉翁之意不在酒,只在山水之间耳,洹上垂钓原本就是作秀,可假事也要做的像真的一样,那才是高手,这时他写了《自题渔舟写真二首》诗:
  其一
  身世萧然面不愁,烟蓑雨笠一渔舟。
  钓丝终日牵红蓼,好友同盟只白鸥。
  投饵我非并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
  回头多少中原事,老子掀须一笑休。
  其二
  百年心事部悠悠,壮志当年苦未愁。
  野老心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持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
  袁世凯春日钓柳絮,夏季钓荷花,秋风时钓删繁就简,白雪皑皑时钓寒江苍茫,天地一白;蓑笠垂钓,这一相似的情景也发生在两千年前渭水边上:八十岁的姜子牙用直钩钓鱼,那用意是显豁的,那样的垂钓是没有诗意可言的;袁世凯原版克隆两千年前的太公姜子牙,也一样没有几多的诗意,他不是濮水上的泛舟者闲钓者庄子,虽然天下的水是相通的,但天下的人心却隔膜。权利对庄子来�,是不能承受的重,庄子在权利到来时候潇洒的造型是:
  庄子持杆不顾。
  这形象一直定格在历史的深处,而姜子牙和袁世凯却做不到对权利的不顾,他们也不顾,是不顾一切地拥抱权力,拥抱天下,而不是渭水和洹河的清且涟漪的波涛,夫子�: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袁世凯在洹水可以洗军旅和仕途已跛足的何其跋涉的双脚。
  读晚清史。在袁世凯墓地。青史与黄壤,心生感慨,袁世凯是历史上一个让人可佩可惋可怜的人物。
  让人可佩是由于他虽懒读经书,和圣贤的子云诗曰隔膜,但也少了些到框框的束缚,在关键的节点敢于豁出去,用热血做赌,这点袁世凯仿佛刘邦和朱元璋再世;袁世凯敢于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论资格,这点像曹操再世,袁世凯在顾维钧留美归来,即拔擢起用,对与自己有罅隙的张謇、梁启 超,任用时不念私仇,对曹锟这原本一个布贩子的出身,却不限流品任用如常,最后曹锟竟做到了总统的位子。鲁迅在《太炎先生二三事》描述过太炎先生与袁世凯的纠葛,是很有趣的事。当时正值冬天,章太炎足蹬破棉靴,手摇折扇,扇下坠吊着一枚景泰蓝大勋章,直闯总统府。但袁世凯并没杀章太炎,只是软禁龙泉寺而已。袁世凯使起黄金来,把黄金看做土块。他建立现代化陆军,设立保定陆军学堂等军事院校,创办北京天津现代化警察部队,他办实业兴学堂,在晚清新政中,《剑桥中华民国史》�:没有一个晚清管理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此言不虚,他在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上,好评如潮。
  袁世凯他做事,他改革,他意志坚定,看准目标,做起事来雷厉风行,果断斩决,一意孤行,不计后果。但他也因锋芒毕露,常常在到达顶点的时候就跌落下来。
  �袁世凯可惋,是他出身中原腹地,虽是新政的中坚,但他不学,高友唐《高高轩随笔》云:“南皮于万寿山附近六郎庄筑小园避暑,恒召幕僚于茅亭敲诗钟消遣。戊申八月十五日,以中秋两字鹤顶格,令每人拟十联;拟毕,小饮赏月。忽询近日有何新闻,余对有友自沪来,闻郑孝胥评论时人,颇滑稽。谓岑春萱不学无术,公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南皮捻须笑曰:‘余自问迂拙,郑谓我元术,诚然,然有学二字,则愧不敢当,不过比较岑、袁多识几个字。袁岂仅有术,直多术耳。至谓端有学有术,则未免阿其所好。学问之道无穷,谈何容易,彼不过搜罗假碑版、假字画、假铜器,谬附风雅,此乌足以言学耶。’观于此,南皮对袁、端之感情,可见一斑。”
  袁世凯有术是有术,但因为不学,使他不明大势,他促成了清帝退位这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使中国才不致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中,这于国于民,袁世凯都是历史的功臣。但是,中国数千年来不断改革修正的政治社会体制,仍是一只虫子,死而不僵,仍具有非凡的生命力,虽奄奄一息,但就是一口气不绝,它并不会因为革命赶走了皇帝就同时跟着殉葬而亡。
  《三国演义》里�曹操势力强大的时候,孙权曾写信给曹劝他代汉称帝。曹操将孙权的信拿给大臣们看并笑骂道:“孙权这小子,是想把我放到炉火上烤啊!”从曹操的内心�他也不是不想称帝,但时也命也各种条件具备才可,要是心急就想吃热豆腐,条件不成熟便贸然行事,反而会招来杀身之祸。袁世凯不是不知阿瞒曹操的心事,在称帝这样的大事上何以如此低能如此糊涂,�白了,还是心中的贼未去耳,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这“贼”就是我们传统发酵的小农特有的做皇帝的春梦。
  唐德刚曾为袁世凯辩护日,“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现,第一是‘率直’;第二是‘笨’。这两重德性,在政治圈内是不易生存的;纵能勉强生存,也要遗臭后世的。我国政治史上,那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便是个真小人。但是‘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是有其安定汉末乱局之功勋的。可是他遭人辱骂,也是两千年不能平反”。
  孔夫子�,“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我们觉得袁世凯可惋,错就错在不明大势,错在“大德有亏”,错在晚节不保,若小节的偶误,那历史是可原谅的,但他的玩笑开得太大了,不但拿自己的名节开涮,而且还拿历史大势开涮,这就是昏。
  让人怜,是袁世凯在龙床上只躺八十三天,可�事如春梦,就再换了别的床开始挺尸,落得惶惶如丧家犬,身死名裂天下笑,过把瘾就死,“绝处高楼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这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所作,黄袍加身是加身了,袁世凯最终登极圆了他的中原子弟的皇帝梦,也让祖坟冒了袅袅青烟,但却在举国声讨中唾骂声中下了台,灰飞烟灭,做帝制最后看家的鬼。
  辛亥前,启蒙的梁启超曾大声镗蹋地激烈反对革命,梁启超认为当时国人民智未开,国体不可轻变,走君主立宪的渐进改良才是中国的首选。可惜的是,当时的颛顼的清廷和激进的党人都把这剂良药当成了春风驴耳。一俟袁项城要搞洪宪帝制的时候,尽管也是君主立宪制的名号,梁启超却再挺笔再战,率先撰文发难,帝制已是死了的制度,就好比扔进猪圈后被践踏的佛像,再也无法引起人们心目中的敬畏和服从;梁的意思很显豁,帝制一旦被打破,就如破碎的铜镜断难复原;即使勉强复原,也难再产生神圣与威严的光环。可惜心窍已迷的袁世凯还是听不懂梁启超的话。
  袁世凯的可怜处是折过身来再关上门搞专制、搞独裁、搞家天下,到末了终究是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皇帝的梦只是大梦一场,醒转后复归虚空;而袁世凯的死,也给后来者提供了一个警示的显示屏:此路不通。从这意思�,我们的历史是应感谢袁世凯的,历史的手指指着一堆腐肉�:这就是称帝者!
  二
  辛亥革命进行了八十三天,巧合的是,洪宪帝制也就搞了八十三天就烟消云散了,而今袁世凯归隐的洹上村只是一个名词,并非地标,人们指点在袁世凯墓地西一里许就是曾经的洹上村,现在已是片瓦无存,就如孔尚任的《桃花扇》的套曲:“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何等悲凉!洹上村先是被冯玉祥让兵将居所内之器具、书画、古玩等拿到当时的河南省府开封去兜售,如杂货铺子一样开张,名人书画扇面一元一个,洹上村的袁世凯旧宅开办起了“彰德高级中学”。
  再是日本人来了,洹上村做了弹药库;后来的内战,这里成了国共双方军队厮杀的战场,再后来,战乱消失了,人们发现洹上村已是破败不堪,有的房屋毁于战火,而那些四合院的门窗几乎全部被人拆走。
  最后洹上村的“寨墙砖半数”撑起了安阳工人文化宫,人们在有袁氏印迹的包围中载歌载舞,歌唱新生活。
  袁世凯居住洹上的那段时间,和他友善的兄长袁世廉也恰解职在家,袁世凯整天陪着袁世廉,扶杖漫步,下棋聊天;或是和妻妾子女共享天伦之乐;或是与几个文人骚客,吟诗斗酒,风花雪月……和当时晚清人的娱乐喜好一样,袁世凯最喜的,就是把戏班子请到家里唱堂会,一大家子人家,把院落塞得满满当当,呷着茶,听着高亢的梆子戏。听到人迷处,袁世凯会不由自主地用河南腔大叫“中”。等到戏散了,袁世凯还会像接见演职人员一样,把戏班子的班主叫到跟前,关心几句,嘘寒问暖,拿出几封包银作为赏钱。
  袁世凯是粗人,毕竟随张謇学习过几天经史子集,于是也就忙里偷闲以诗言志,在洹上,袁世凯诗兴大发,倒涂抹了不少诗,还编辑出版了诗集。昔日权重位高的袁项城,一下子转身成为蓑衣斗笠超尘脱俗吟风弄月的隐士,这样的两极变化和落差,在当时如火药桶的中国,引起了窃窃的议论。
  事实上,“退隐”后的袁世凯貌似与世无争,流连于山水之间,但仍然鹰 扬虎视时刻注视着天下的风云动向。在袁居室的不远处,有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房间,便是当时宅院中最现代也最为核心的一个所在:电报处。在离开京城时,袁特意带回一个小电台,通过这个渠道,袁世凯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身不在朝但一切震荡尽在掌握。
  安阳的友人指点�:洹上村西北二里处就是小屯村,也就是闻名于世的殷墟,在袁世凯开始洹上垂钓的时候,人们开始寻找药店神秘龙骨出土的地方,但费尽辛劳还没有找到这片地方,其实那震惊天下的甲骨文的出土地就在袁世凯隐居的旁边一二里处,在袁世凯归隐的十年前,即公历1899的深秋,北京街头药店里的作为药用的龙骨被一个叫王懿荣的山东人发现了,王懿荣是当时国内顶级的占文字学者,金石学家,国子监祭酒,主持着皇家最高学府。王对古代彝器上的铭文有过深入的研究,偶然的一次熬药的时候,就看到药包里没有磨碎的“龙骨”上的古文字,那勾勾画画,如图如符的造型,就一下子惊醒了他敏感的神经,他不仅立刻收购了达仁堂里的全部“龙骨”,而且还着人四处搜集。由于王收购龙骨时出手大方,且多多益善,结果在京城内外,“龙骨”也就从一种不重要的药材变成了很贵重的文物,不少人为了钱财也纷纷到处寻找有字的甲骨龟板了。
  在王懿荣之前,就有人听�河南出土过有字骨板,以为是“古简”。王懿荣见到了龙骨实物,就下意识地判断出眼前的这些所谓的有字龙骨,与《史记》中记载“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的论述有关,隐藏在历史深处的“五帝三王”史实,在中国历史上一直缺少实证,属于传�的范围,而眼前摆着的却是那个时候先民们问天占卜用的卜辞,而且不是一片两片的吉光片羽,而是汪洋恣肆的成千上万!
  占卜,即使现在还在我们身边活着,其实是人对命运的敬畏与茫然,就通过占卜来询问天意,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特别是在初民时代,大事问小事问,像战争的胜败、族群的凶吉、农业的收成,是朝廷史官们必须隆重占卜的。先取一块整修过的龟板,刻上一句问话,例如,几天之后要和谁打仗,会赢吗?然后把龟板翻过来,在背面用一块火炭烤出裂纹,根据裂纹的走向和长短寻找答案,并把答案刻上,等到打完仗,再把结果刻上。
  余秋雨先生写过一篇《问卜中华》的大气磅礴充满忧思的文字,是他对古代文化和文明在现代命运的回应,他在文章中曾发问:
  “为什么三千多年前的声声问卜,会突然涌现于十九世纪最后一个深秋?为什么在地下沉默了那么久的华夏先人,会在这个时候咣当一声掷出自己当年的问卜甲骨,而且哗啦啦地流泻出这么一大堆?”
  “我想,一定是华夏先人强烈地感知到了,他们的后代正面临着可能导致万劫不复的危难。”
  “他们显然有点生气,掷出甲骨提醒后代:这是多少年的家业了,怎么会让外人糟蹋成这样?”
  “他们甚至恼怒了,掷出甲骨责斥后代:为何这么垂头丧气?至少也要问卜几次,最后探询一下凶吉!”
  于是王懿荣听懂了,刘鹗听懂了,罗振玉听懂了,王国维听懂了,那些人感到中华文化的召唤,他们要做贞人,在民族危亡,自信力委顿的时候,来唤醒这个民族。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来�,实在是黑暗期间冰河期。那么多的血泪,那么多的白骨流离,那么多的煎熬,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一直自认为天朝子民的中国人大吃一惊,悲愤交加。然而,让他们最感绝望的不是自身生命危在旦夕,而是中华文明面临沦亡。生命只属一己,而文明关及祖宗。十九世纪,已让很多中国人对于维系群体生存尊严的中华文明,产生了根本的动摇。
  这个时候,文化担当的王懿荣站了出来,这个时候刘鹗站了出来,罗振玉站了出来,王国维站了出来;
  这个时候,康有为站了出来,梁启超站了出来,谭嗣同站了出来,孙中山站了出来,也是那个时候,不知袁世凯是否感到了肩上的使命,但只有他走到离殷墟一二里的地方来接地气来了。
  我们知道1908年,一位古董商人酒后失言,使罗振玉得知了一个重要的地名:河南安阳城西北五里处,洹河边的一个村落,叫小屯,那里有甲骨出土。
  于是罗振玉派弟弟到小屯去打探消息,谁知到了目的地,那场景实在令人吃惊。当地村民知道甲骨能卖大钱,成十成百的村民都像发疯般的大掘大挖。一家之内的兄弟老幼也各挖各的,互不通气,等到古董商一来,大伙成筐成箩地抬来,一片喧闹。为了争夺甲骨,村民之间还常常发生械斗。连村里的小孩子也知道在大人已经捡拾过的泥土堆里去翻找,罗振玉的弟弟一天之内就可以收购到一千多片。
  罗振玉凭着到手的大量甲骨进行仔细研究,很快得出结论,小屯就是商代晚期最稳定、最长久的都城遗址殷墟所在,而甲骨卜辞就是殷王室之物,从此,一直像神话般缥缈,因而一直被史学界“疑古派”频频摇头的夏、商、周三代,开始从传�走向“信史”。
  那个时候袁世凯就在离殷墟不远的洹上村,人们�,当黄昏的时候,袁世凯常步出洹上村到洹河散步,到附近的田野散步,那时不知他看到过那些挖甲骨的农民否?是否能触动他的神秘的感应,袁世凯是十分迷信的,甲骨文中有一种“贞人”,他们是商代主持占卜的史官。历史曾多次记载那些贞人因为泄露了天机,自身遭遇往往不佳。
  袁世凯是中原土地上长大的子民,他的身上有浓重的宿命的色彩,传�他请了殷墟附近一个有名的瞎子,也像殷商时代的贞人一样给他算命,瞎子告诉他�,到辛亥八月节,官星就动了。果然,辛亥武昌的那声枪响就是农历八月十九,那声枪响后,果然机会来了。
  武昌义旗一举,恰如登高一呼,山西、湖南等省便纷纷响应,其他各省督抚的警报也如同鹅羽煽动着翅膀般直飞朝廷,要求增派军队,以防不测。惯于吟诗作赋的摄政王载沣接到那些警报后,一下子就变得手足无措,只得慌忙召集内阁的一班大臣前来商议。
  皇族内阁的人,多的是袖手谈心性的主;一到动真格的,就你看我,我观你,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当时的摄政王载沣本是问计于大家,看到如此场面,真是脊骨寒彻直到五腑。
  打破沉默的是奕勖开始保荐一个人可以把革命党搞定,即袁世凯。
  载沣听了奕勖的话后,沉默良久,嘿然不答。
  奕勖�:“要不用袁世凯的话,就怕大清要完了。”
  三天后,奕�的亲笔信便送到了洹上村,请袁世凯出山出任湖广总督。
  曾经沧海,小小的湖广总督能有什么诱惑?袁世凯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于是,袁世凯�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并以最近“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为由,拒绝了清廷的开价。
  袁世凯的理由正当且使载沣有苦�不出:当年不是你以“足疾”将我赶出京城么?那么现在就还你个足疾未大愈,报应不爽。
  袁世凯是以缓拖延,但清廷不能不急,正是风云眉睫之前,摄政王载沣环顾左右,朝中无可用之人,皇族内阁里军咨大臣载涛,海军大臣载洵,自己的两个弟弟都是不谙世事,做个承平的王爷可,哪有气魄胆识手腕收拾当前的星火燎原之势?受命前去平叛的陆军大臣荫昌,虽曾留学德国,算是懂点军事,但他却从来没有指挥过军队,没经历过枪炮的对垒,战场的历练。   人�,荫昌领旨率军前往湖北时,身穿竟然是长袍马褂,脚上蹬着的是军用长靴,上半身散淡,下半身丘八行武。这时,旁边有人向他恭贺大任,荫昌眉头一皱,道:“�!庆贺个啥,我手下一个兵都没有,朝廷让我去湖北督师作战,您�我这倒是用拳打啊,还是用脚踢呀?”
  荫昌真是�对了,北洋军大都是袁世凯一手带大的,荫昌是一兵一卒也�不动:统领冯国璋就不用�了,下辖第六镇的统制李纯、第二镇的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第八协协统陈光远,一个个都不肯用命,荫昌就成了光杆司令,就是这位荫昌乘火车到了河南信阳就把车停下。那里离武昌还有很远,根本没有进入湖北地界,这位大人不敢下车,而且车前车后各挂一个火车头。为什么?要南进也便当,要北退也便当。后来看到有一队人过来了,立刻:撤!有个胆大的参谋下去一看,原是一群摘棉花的妇女。
  军情急如星火,载沣也只好派出袁世凯的老友、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亲往洹上村力促袁世凯出山,袁世凯当下提出了“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指挥水陆各军的兵权”等六点要求,价码不答应绝不出步出洹上村半步。
  清廷无奈,只能全盘接受六点要求,袁世凯才勉勉强强地从河南彰德出发,前往湖北督师。
  袁世凯出山,北洋军拼死效命,很快便攻下汉口。随后,袁世凯又返回北京,组建了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新内阁,正当清廷盼望着袁世凯能尽快剿灭武汉的革命军时,袁世凯却突然不打了。
  在袁世凯看来,当时的局势已不仅仅是局限于武汉一地的事,而是各省早成分崩离析之势;即使能剿灭了武汉,但其他省份的革命党又如何对付?何况,袁世凯心里也清楚,清廷对他并不信任,一旦渡过了这座桥,难免不兔死狗烹,自己的命运又将如何,还是未知。
  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是百炼成钢成了绕指柔,没有了慈禧太后,他绝不会轻易听从清廷使唤,对无枪无人的革命党起舞附和也不是他的意愿。他要做的,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凭借手里的枪杆子一方面利用革命军来要挟清廷,另一方面又借清廷的势力来威胁革命军,连哄带吓,既打又拉,将革命军和清廷玩弄于袍袖之间股掌之上。
  袁世凯是中原深处黄土里起来的,虽不是村夫,但也知道一些乡间的事,当时袁世凯曾给他的幕僚们�过乡间拔树的故事,袁世凯�:“各位,你们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过分去扭,树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两百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闹革命的,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闹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等到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
  真是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满清这棵树,被删繁就简的秋风,不,被无数如秋风一样的身手左摇摇右摇摇,在摇撼中,最后轰然倒下,袁世凯关于树的话,虽然直白,但真是满清的一篇《枯树赋》。满清这棵树也是此树婆娑,生意尽矣。
  在汉口被攻下之后,袁世凯就派出了亲信前往武昌与革命党人接触进行试探,但因为双方价码差异太大,谈判久拖未决,袁世凯决定再用力于军事行动,以挫败革命军的士气。随后,北洋军向汉阳发起猛攻,并很快攻下。正当前军指挥冯国璋打算乘胜将武昌一举拿下风卷残云时,袁世凯却命令暂时停战。于是,冯国璋一边给袁世凯发电报,�“武昌唾手可得、机不可失”,一边又下令继续炮击武昌,并无放弃进攻的模样。
  冯国璋只懂军事不动政治,袁世凯得知后勃然火起,随后连发七道电报,严令冯国璋立刻停止进攻。为了防止冯国璋坏了自己的好事,袁世凯随后将其调回北京,委派另一亲信段祺瑞为前敌指挥。冯国璋毕竟只是个军人,他不懂得政治上的深层的权变,更不懂得他的袁世凯其实是在清廷和革命党之间进行平衡和博弈。
  果不其然,袁世凯最终用高超娴熟的政治技巧,不费一兵一卒便将那些皇族亲贵包括摄政王载沣在内一并扫地出门,赶出朝廷,最后又诱迫隆裕太后在清帝退位诏书上签字,最终把清朝统治中原两百多年的皇权还给了历史。
  三
  公正地�,袁世凯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的信奉者,他有才,但德不胜才,他仗义疏财,笃好交游,上自骚人侠客,下至屠沽者流,他机关算尽,你可以�他不高尚,但他很真实,要做就做真小人,有一副好肝胆。
  官场有自己的潜规则,在满清的官场,没有人不愿追逐名声和地位的,这从小�可满足个人的欲望,封妻荫子,从大�也是所谓的体恤国家为国尽忠,但是道德有了瑕疵有了亏空,也就往往会成为衡量一个人攻讦一个人的利器,人们�袁世凯是一个告密者,攻击的人自己先就在道德主义的高坡上立足,有一种所谓人格的优越感,然后以道德的评价为火器,进行一场道德的审判和扫射。
  人们�袁世凯是戊戌变法中的告密者,传统的�法是谭嗣同在1898年9月18日带着光绪的两道诏书深夜密访袁世凯,�袁勤王,杀荣禄、除旧党,袁当时满口答应,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未料9月20日袁一回天津,就向荣禄告知所有维新派的计划,荣禄急忙闯颐和园向慈禧告变。9月21日慈禧回宫,囚禁光绪,宣布“亲政”,捕杀“六君子”,戊戌政变成功。现在的史料研究表明,慈禧9月19日就已经回宫,“使旧�失去时间与空间的凭籍”,袁世凯的主动告密�也就立住不脚了。
  我在乡村高中读书时候,在高中课本上,曾读到梁启超写的谭嗣同秘密会见袁世凯的文字,印象很深,那场面如同电影蒙太奇,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不是雪夜访戴的诗意,也非雪中送炭的高古,那是捕杀慈禧的一次冒险的动员,不论是谭嗣同还是袁世凯,在心里都不能不掂量这件事情的分量和后果,以光绪的名义捕杀母后,在道义上也是立不住脚的,虽然历史上不乏玄武门之变的李世民和烛影灯红宋高祖兄弟的相残,但弑母的想法,我以为懦弱的从小就被慈禧养在宫中的光绪,怕是没有这个胆量:
  初三夕日,君(谭嗣同,下同)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
  袁曰:旷代之圣主也。
  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意即太后把光绪骗至荣禄兵营宣告废黜),君知之乎?
  袁曰:固有所闻。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日:今日可救我君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慈禧住处)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所闻也。
  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惟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之后,竭死力以补救。……若皇上在仆营,则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袁世凯的圆滑和回答的掷地有声,不能不使人佩服,袁世凯何等的江湖历 练,他对付书生气的谭嗣同是股掌之间,他知道这是一次以卵击石的买卖,胜算和成本是他首先考虑的,他心里不能不掂量,同样的一件事,而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则是如此记载的:
  初三日早,暾谷(即林旭)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起程出京……筹划求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徐世昌)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嘱谭复生(谭嗣同)入袁世凯所寓,�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袁曰:“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
  康、梁的的文字都写到袁世凯当时的态度慷慨激昂,“杀荣禄如杀一只狗一样”。但袁世凯提出杀荣禄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皇上必须到自己的营中来亲自下令。
  袁世凯《戊戌纪略》中是如此写他和谭嗣同会面:
  (初三日晚)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用谭嗣同也。
  余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
  袁世凯随后写道:一段寒暄过后,谭嗣同先�了一通他与康有为曾怎样向皇上力荐袁世凯,但都因荣禄阻碍,使得袁世凯的晋升缓慢。之后,谭嗣同话锋一转,出示了在袁世凯看来非常可疑的光绪手谕:让袁世凯在荣禄前宣读皇上的命令后,诛杀荣禄,然后,“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营,大事可定。”
  予(袁自称)闻之魂飞于天外,因诘之:围颐和园欲何为?
  谭云:不除此老朽(慈禧),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
  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禄,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也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
  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明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
  对袁世凯这久经沙场和官场的人来�,在没有看到上谕之前,他绝对不会贸然出手的。袁世凯自述道:当时他强调了两点:一是杀荣禄容易,但要奉旨行事;二是立即举事不易,因为营中枪弹均为荣禄控制,必须先设法预贮弹药,然后方能依策行事。并且,在自己的新军周围,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城内也有旗兵数万人,自己的军队只有六七千人,怎么能办成此事?对于袁世凯提出的第一条,谭嗣同回答�:20日早晨袁世凯请训时,光绪帝自然会亲自下达命令。而对袁世凯所�的第二条,谭只好表示同意,并且,认为袁世凯是“奇男子”。
  9月20日这一天早晨,光绪在宫中第三次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后来在《戊戌纪略》中表明,那一次召见,袁世凯并没有得到谭嗣同所称的密谕,光绪帝也绝口不提兵变的事情。袁世凯利用了这次请训机会,大胆向光绪帝进言道: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过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谏。
  袁世凯这一番话可以�确切表明了态度。在骨子里,袁世凯是看不上康有为等自命不凡的书生的,也觉察到年轻的光绪皇帝在性格、经验以及能力上的致命弱点,所以就劝光绪稳妥行事。这不能不�是袁世凯的肺腑之言和真实想法。
  宫闱政变向来是一成败难料的冒险,当时的袁世凯只是一混迹官场几十年普通的汉族官员,只是仕途奔竞,并没有资格也没有资本进入高层的权力角逐。
  袁世凯虽倾向维新,但当时光绪的维新诏令仅仅得到浙江巡抚陈宝箴的响应,维新派势力尚弱,还不足于图大事。
  如果设身处地为袁设想,无论他是帮助“帝党”杀戮“后党”,还是帮助“后党”剿灭“帝党”,都要承担着道德与良知的折磨。毕竟他只是听到谭嗣同慷慨激昂的一面之词,而光绪帝对维新派布置的政变计划知不知情?也没有证据表明光绪帝在面见袁世凯时对他提出过参加政变的要求;脑袋如果没进水,谁都知道当时国内掌管实际最高统治权的是太后慈禧,即便光绪帝有胆量向袁世凯提出捕杀太后的请求,但任何头脑清醒的大臣都绝不会随口允诺,帮助皇帝杀戮或者囚禁母后。
  这里牵扯的不仅仅是个人安危的事,而是面对的江山社稷,万一失手,那对社稷和国家神器伤害更大,那民族的伤痛更大,世事如棋,鹿死谁手?变数未知,后果孰定,更何况是谭嗣同的一次夜间的陡然造访,就能让一个人豁出身家性命以卵击石么?
  所谓的捕杀太后的密诏,本是康有为伪造的,康有为�他携有光绪皇帝9月16日通过杨锐带给他的密诏:“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开妥速密筹,设法相救。”直至宣统元年八月十二日,杨锐的儿子杨应昶将密诏原文呈交都察院,人们才发现,原来密诏不是写给康有为的,而是写给杨锐等四章京的。其原文称:
  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末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密诏反映的是光绪的激进改革理念和行动受太后掣肘时的焦虑。并非告急的密诏,“朕位不保”的前提是“将旧法尽变,尽黜昏庸之人”这一假设,皇帝是虚前席询问良策,而非授权救援行动,况光绪皇帝还要“熟思”,方案要“不致有拂圣意”,且光绪帝指名“妥速筹商”的,是四位军机章京。康有为充其量也只能列入“诸同志”之中,康有在当时的光绪皇帝心中,决非可依靠的股肱,康有为伪称密诏内容是:
  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虑,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这就面目全非了。康有为并将自己的名字加入所谓“密诏”,到处招摇和集资,更显示其行事的不择手段。
  据康有为《自订年谱》中的�法,18日早上,林旭向康和谭嗣同出示了光绪的密诏,旋召梁启超、康广仁、徐致靖、徐仁铸、徐世昌同读。众人“痛哭 不成声”,“经画救上之策”,“乃属谭复生人袁世凯寓所,�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又�袁答“杀荣禄乃一狗耳”,建议“天津阅兵时,上驰人吾营,则可以上名诛贼臣也”。这是整个戊戌变法那个时期使形势骤变的最为关键的历史谎言。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戊戌政变并非因袁世凯主动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后来的被动汇报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事实上,袁世凯在得到政变消息后,为了保全自己,慌忙向荣禄和盘托出了谭嗣同的密谋。慈禧太后在得知维新派想谋杀她之后,恼怒至极,于是使得原本和平的训政转变成为一场流血的政变。光绪皇帝和珍妃身边的太监也倒了大霉,被杖毙四人,另枷号十人,就连光绪也被软禁在瀛台。
  其实,如果划分政变的主要责任,应该是康有为的伪造密诏要负主要的责任,而非袁世凯一人被动汇报而独担告密者的责任,康有为被人追捧而袁世凯被千夫所指。
  我们后世,好像一提维新,都只�好的一面,维新者好像站在了道德的高地,其实一件事,人们既有做的自由,也有不做的自由,难道只有杀身成仁才是道德和世间唯一可以接受的结果?这样的苛求对人对事也太过严酷,戊戌变法的结局和收束,六君子的喋血固然是历史之痛历史之悲,但世人谁不希望帝后两党合力携手精诚一致,共把国家这破旧的如老牛一样的破车往富强变法的路上推呢?那时并没有几个是观望者,我们后来的读史者不能一面把廉价的颂歌递给那几位烈士的壮烈换取的殉身成仁,一面就把鄙夷白眼歹毒的诅咒送给大多数涉事官员的持重和不参与;真诚良善的愿望与手段的下作和把目的的高尚还原为手段的高尚不在同一层面,也非历史的公允,我们不应只站在受难者一边,我们应站在事实的真相一边。
  四
  在历史上,真正把袁世凯脸谱涂抹成白脸,像一块抹布人人唾弃,受人诟病的是袁项城当国后把龙袍披在自己膀子上的称帝。袁项城不可能成为华盛顿,我们知道,华盛顿和袁世凯的人生的底蕴和质量不在一个档次,袁世凯成长的环境是长在尊孔祭天,不知民主为方为圆的国度,让他成为顺应民主潮流的新人,无疑是高估了他满肚子里的东方粮食的发酵,东方的烧酒和西方的红葡萄酒酿制的方式不同,口感不一,主要是原材料的差异;袁世凯是历史进程中的孤独过客,是使我们民族前行必然付出的代价。击碎一个旧世界诚然不易,建设一个新世界更是犹难。
  《剑桥中华民国史》有一段文字,最契吾心,作为总统的袁世凯,“虽然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
  不把称帝的罪都算在袁世凯一人的头上,轻飘地为历史结账,这不仅仅是在衡量袁世凯个人的质量,也是在衡量一个民族的质量,我们要追问的是,袁氏所身处的社会环境和民众都准备好了么。我们前人留下的专制统治的印记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是长在我们皮肤的某处,可能是手臂处可能是屁股处,可能是额头处,但最深的是长在血里,流淌在我们的周身,我们不能寻找为专制买单的替罪狼,我们都有狼的基因。
  1775年4月19日,做为英国殖民地的北美大陆发生了一件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北美民兵与英国皇家军队在列克星屯发生了战斗。以此为开端,美国人打响了反对英国统治的独立战争。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对英武装斗争的宣言,同时宣布成立自己的军队大陆军。曾在英国军队中服役并取得了上校军衔的乔治?华盛顿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这位英格兰移民的后裔率领着一支装备不良、缺乏训练的队伍开始了和其宗主国的血战。经过残酷的战争,北美人民最终获得了胜利,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了。
  1781年,作为总司令的华盛顿的属下――曾任米夫林堡守备司令的刘易斯?尼古拉上校1782年5月致信华盛顿,建议建立君主制,认为“很有理由采纳国王的称号”。华盛顿在新堡司令部接信后立即叫来秘书,口授了一封措辞严厉、不留任何余地的回信:
  “来信所述意见,我仔细阅读,不胜骇异。你所�的军队里有的那种思想,使我痛苦非常,自从作战以来,没有一件事令我这样受创的。我不得不表示深恶痛绝,斥之为大逆不道。目前我暂守秘密,如再有妄论,定予揭发。”
  “我过去所为,究竟何事使人误会,以为我会做出对国家祸害最烈之事,诚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我尚有自知之明,对于你所建议之事,谁也没有我这样感到厌恶。”
  “为表明心迹起见,我必须补充一句,我诚心希望军队充分受人敬爱,超乎任何一人。而且就我的能力与影响而论,亦必竭尽所能,使军队受人敬爱。是以如果你仍以国家为念,为自己、为后代,或者仍然尊敬我,则务请排除这一类谬念,勿再任其流传,有厚望焉。”
  华盛顿之后美国的体制没有改变,一直到现在,两百多年的辉煌历程。袁世凯最终的选择,与其�是个人质量问题,毋宁�是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环境催促袁氏踏上专制之途。
  声望如日中天的华盛顿在大功告成之后,竟然自请解甲归田。他放弃了巨大的权力,交出了大陆会议给他的总司令委任状,辞去了一切公职,在离职演�中他坚定地对部下�:“你们的总司令将永远退出历史舞台。”
  功成身退,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屡见不鲜,但那都是臣子下属担心君上的疑忌,为了保身,不得已而为之的。对于开国领袖华盛顿来�,这种危险根本就不存在,他的这一举动,给了世人一个惊叹。
  但当随后新成立的美国陷入了混乱,美国中央政府号令不行,国家陷入了动荡,人们为实行什么样的国体与政体争斗不休。
  这时许多人开始呼吁华盛顿重新出山,实行君主制,担任美国国王,实行国家集权来结束混乱。那时世界上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君主制:英国、俄国、法国、德国、匈牙利、中国、日本。北美大陆的移民,也大都是那些君主国家特别是英国的移民,君权神授的观点在相当多的国民心目中根深蒂固。如果华盛顿此时宣布实行君主制,是不会有多大阻力的。但他对此断然拒绝,他与富兰克林、杰斐逊等人一起主持制定了宪法草案,确立美国为联邦制的民主国家。华盛顿从来没有把公职看做是自己的私利,他在专制政权遍布世界之时,真正做到了天下为公,以自身的人格和个人的努力,促进了美国民主制度的确立,从这点�,美国人民有了华盛顿,是幸运的。
  同样是开国总统,袁世凯不会也没有效仿华盛顿,扫清自己身上的封建专制残余与民众身上的封建残余,以身许国,让人民得到幸福。最后竟然糊涂到背离历史的大势,在世界民主大潮中,他竟最后横下一条心,像吃错了药,准备把皇冠从历史的垃圾堆中捡出:要当皇帝。
  从这点讲,中国人是不幸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遇到了袁世凯,在我们历史的许多重大转折关头似乎都能看到这种专制者的影子。这种专制思维使得我们一次又一次痛觉:历史的机遇与我们每每擦肩而过,我们只有一次次的一声叹息,吐有血丝的叹息。
  我们一次次看到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刘邦接着�:大丈夫生当如此也!项羽也接着�:彼可取而代之!就连孙悟空这来路不明的猴族都知 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普罗大众从这些人物身上只是读出了造反,却忽视了历史背后的诡谲,那就如李劫语所言�的“缺席者对于就席者的那种嫉恨”,正是这些缺席者的这种嫉恨一次次像红眼病爆发导致的历史的惯性和所谓的革命与起义,红眼病和缺席者其终极意义只不过是朝代的更迭,把别人暖热的龙椅换上自己的屁股。
  李劫�:孙中山这尊雕像的意义在于仅仅制止人们搞穿龙袍、戴皇冠、登基大典之类的复辟形式,却并不能阻挡不穿龙袍的皇帝君临中国!
  我们大地上的民主梦想一次次被现实击打得粉碎,那碎末在坚冷的大地上四处飘散,就如一滴流浪的泪,老找不到一副脸庞来安置,真的如鲁迅所�“孤危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涵深哀焉。”
  走出袁世凯的墓地,站在洹河边上,我倏地想到了诞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商颂》: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故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
  这是初民们多么热烈的未经多少污染满怀虔敬的语言,是发自内心也是发自土地的祈祷和祝愿,商殷,受天命,拓疆土,做表率,立准则,政教赫赫,威灵盛大,只求长寿和安宁,佑护我万代子孙……
  但是袁世凯虽然离殷墟这么近,他真的听到了那些占卜的所谓的贞人的声音么?殷墟里处处都是卜辞,余秋雨�:甲骨文和殷墟告诉后人,华夏先祖是通过一次次问卜来问鼎辉煌的。因此,辉煌原是天意,然后才是人力。
  但是袁世凯没有听明白天意,只是依照自己所谓的力,这是听从一个瞎子的所谓的预言,但瞎子欺骗了他,这一次天意也抛弃他,他做了历史的乞儿,从这点上,我感觉到了人定胜天的虚妄。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袁项城的耳已盲心已眩,天就在头顶,人在做,天在看。
  袁世凯使满清倾覆,功可谓大矣,而他的过,也是不可饶恕,盖棺如何论定?袁世凯让人可佩,可惋,可怜,但也让人恶让人悲,在他的墓前,没有鲜花,气压很低,我想袁项城帝制失败走投无路仰天长叹的时候,是否为自己为历史�一把辛酸的泪呢?我却在斯地斯时,为袁世凯掬一把辛酸的泪,算是祭奠,我在心里低吟:历史曾给了你推翻专制的机会,那是对天意的顺从,但你又被专制的轮子碾在地下成为齑粉,那也是天意。
  雷声隐隐,从袁世凯的墓走出,和安阳的朋友桑希君、韩传栋�:我要到殷墟去,进行完落日前的凭吊。
  我催促儿子,那就快走,在落日前,在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中,接受历史的洗涤与启示,去询问民族的天意。
  回望雨中的袁世凯墓,远远的已经舍弃在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