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称颂中国西北的民间歌谣“花儿”是“西北之魂”。“花儿”以其歌词之浩瀚、曲调之丰富、传唱民族之众多、领域之辽阔及历史之悠久,堪称世界民歌之首。有文字记载五百多年之久的民间歌谣“花儿”,是中国西北各民族人民心中之歌,是老百姓口头之诗。
“花儿”,让文化艺术界引颈注目,展开较大规模的理论研究,并推动“花儿”向前涌动,进入高峰期,这其中的主要力量,依赖于“花儿”自身之美的本质,是平民百姓在与天道和谐的行进中,彰显内心情感的天籁之声。我以为,对“花儿”这一口头传唱民歌、所特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应该是要以有文字记载为开始、为依据。“花儿”理论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有利条件,反映其时代的政治局面、经济形势和人文环境。“花儿”理论研究高峰期的出现与形成,主要表现在参与研究人员的多寡和他们的理论水平的高低。
纵观“花儿”理论研究的历程,”花儿”的兴盛,应该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但其中也因社会的变革和时代发展的阶段性,“花儿”理论研究也跃现出不同的波澜。期间,涌现许多有价值的理论文章和重要代表性著作,以至有几年形成了多元化形态,催动“花儿”绽放播香的好时光,以至于达到了“花儿”理论研究的高峰期。在中国”花儿”步入繁荣时期的景象中,如何系统了解和认识“花儿”理论研究的现状、发展规律,以及伴随着兴盛呈现出的诸多问题,将会对“花儿”事业继续健康发展有其积极的作用。
“花儿”理论研究的回顾
一、“花儿”理论研究的兴起
“花儿”理论研究的启明期,应属至今有文字记载的是十九世纪末,邓华堂先生曾经编录过的两个手抄本《花儿集抄》和《花儿探索》,但都未能面世便遗憾地佚失了。其次是上世纪20年代初的袁复礼教授所写《甘肃的歌谣-话儿》一文,连同他所搜集的“花儿”30首,发表于北京大学《歌谣》周刊1925年第83期。且把“花儿”误写成了“话儿”。 后来朱自清先生在讲授“歌谣”时还引用过一首“花儿”:“焦赞孟良火葫芦,火化了穆柯寨了;错是我俩都错了,不是再不要怪了。”接着是以张亚雄《花儿集》为代表的小繁荣期;其实,张亚雄也早在20年代起,开始了对“花儿”的采集、研究和整理,虽然《花儿集》出版于1940年,他也属启明时期。
二、“花儿”理论研究的新时期
新中国建立后,“花儿”被朱仲禄等一些著名歌手引领到京城,曾经引起了民间文学理论家们的注意。有唐剑虹等所编辑的《西北回族民歌选》1950年兰州出版,柯杨的《花儿朔源》一文1951年在《兰州大学学报》发表,由朱仲禄等整理的《西北花儿选》1954年在西安出版。这时,国家组织开展了有关部门对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的大规模搜集活动;同时,一并展开了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艺术的整理、翻译及研究工作。1956年,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集体建议,制定了中国民俗十二年规划,因“文化大革命”过早夭折。但大跃进时期,在全国征集民间歌谣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对”花儿”的搜集整理与评论文章也出现了一个高潮。有许多歌谣集、“花儿”集与理论文章前后出现,有些集子和文章还是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如华恩的《青海民间歌曲集》、黄荣恩、朱仲禄等所编的《青海民歌选集》等。
但真正对“花儿”理论研究的兴起,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在上世纪 80年代,由于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钟敬文、罗致平等老学者联名提出《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促使中国民俗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人才培养、机构建设以及全国民间文学普查的形势下,“花儿”理论研究,也得到了重视和发展。
“花儿”研究的繁荣期
“花儿”理论研究的发展和繁荣,应体现在“花儿”机构的建立、“花儿”歌手的不断涌现、“花儿”词曲的创新、“花儿”演唱活动多样化形式的出现和社会文化需求的增强等诸多因素方面。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化思想界打破以往长期的禁锢,逐步显示出发挥中国意识形态的传统,彰显东方人类文化思想发展的连续性。这方面尤其凸显在民间文化艺术的研究领域。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深入,人们的意识得到解放,最能表现人们思想情感的大西北民间歌谣“花儿”,以及她的精髓爱情“花儿”,也随着人们自由舒畅的群体心态表现出来。欢乐的人群歌唱“花儿”的场面随处可见,田间地头、丰收场院、乡村庙会、大小公园、飘香茶园,都有男女老少歌手独唱、对唱,特别是在具有传统历史的“花儿”会上,人山人海,伞盖如花,歌手和酒香、花香融为一体,听众和唱家、艺术家陶醉一起,那生动可人的场面,让每个观者激动不已。人随天道,许多“花儿”歌词集,应运而出,汇集出版。1978-1999年间公开面世的“花儿”著作有:
1978年,《八亿巧匠盖金楼》青海民歌集,出版,1979年,内部出版了西宁市文联编辑的“西宁演唱特刊 ――《花儿集》”,1980年,青海民研会编印了《传统花儿专集》,甘肃出版雪犁 、柯杨所编的《花儿选集》,宁文焕出版了《洮州花儿散论》。1982年,青海文研会编辑出版《“少年”“花儿”》论集,青海出版朱刚的《传统爱情花儿百首》和曹廷伟的《中国传统情歌》。1984年,新疆出版《博格达》编辑部的《天山下的花儿》,介绍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流传的河湟“花儿”,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郗慧民所编的《西部花儿》出版,中国民间文艺社出版雪犁的《莲花山情歌》。1987年,青海出版雪犁 、柯杨合编的《西北花儿精选》。1989年宁夏出版徐兴亚主编的《六盘山花儿两千首》,青海出版赵宗福的《花儿通论》,兰州大学出版郗慧民的《西北花儿学》,甘肃出版陶立�等合作的《甘肃情歌选》。1991年,《花儿新论》魏泉鸣著由甘肃出版,11月台北汉声杂志社编出《西北高原的花儿》。1994年,甘肃出版张国元的《山乡情歌》、杨少青的《大西北放歌》、张林的《西部歌王》,青海出版魏泉鸣所著《中国花儿新编》,新疆出版雪犁编著的《西北民歌精粹》。1995年出版刘凯著的《西部花儿散论》。1998年,宁夏出版高琨著张贤亮作序的“花儿”创作集《红牡丹》。1999年兰州出版王沛著《河洲说唱艺术》,香港出版董克义编著的《积石山爱情花儿2000首》。期间,陶立�教授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有关“花儿”的许多词条,众多的民间歌谣集成与州县志书都有“花儿”章节记述。
从这许多“花儿”专集和研究著作中,不难看出,在青海、甘肃、宁夏、新疆几个省区所编辑出版的“花儿”集中,选取的“花儿”歌词,有的几百首,有的八九百首,有的二三千首,总共不下四五万首。并且,有些著作中还录用了一些典型的“花儿”曲令。唱“花儿”的民族有汉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藏族、土族等。虽说,许多“花儿”歌词内容,不少互相重复,个别文辞粗劣,有些甚至并非“花儿”,尽管如此,还是瑕不掩瑜,其主流其成绩,仍然让人们深深感到,中国之西北正是“花儿”歌谣的海洋,那些美妙如春的爱情比兴词汇,如“四股子麻绳背扎下,湿柳条揭穿了背花;木笼里装上了游天下,不死时不和你罢下。”让人心醉;“莲花山对的姊妹山,人伙里只有我难寒,心上没有纽门宽,”让人心颤。因为,许多传统“花儿”在许多区域都在传唱,但因不同地区的地方语言,又运用不同的曲令,从而,所演唱者的感情色彩也是异彩纷呈,各有所长。但这些“花儿”集与民间文学集成中的散见“花儿”,毕竟给予了“花儿”研究者丰厚的资料矿藏,提供了宽阔的创作素材。新疆《博格达》一文也编辑出书也反映出人们对“花儿”的热爱和钟情,这一时期促使“花儿”研究的历史进入到平稳发展期。
“花儿”研究的论争
改革开放30年中,以《青海日报》和《青海湖》杂志作为研究“花儿”的论证平台,发表了许多有意义的“花儿”文章。首先,1980年3月,“花儿”研究前辈张亚雄先生在《雪莲》发表《花坛往事及花儿探源》一文,接着青海民俗学家李文实先生4月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发表《“花儿”与“诗经・国风”》,探讨了“花儿”与“诗经”的渊源关系。这年,甘肃省柯杨也在《兰州大学学报》发表《花儿溯源》重要论文,文章从“花儿”流行的历史地理、“花儿”产生的时代、“花儿”出现的历史背景、“花儿”名称的由来、“花儿”的起源、“花儿”的发展演变及“花儿”的研究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讨。此文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引用了翔实的关键资料,采用了比较学方法。但也引起了刘凯的质疑,在《雪莲》发表《“花儿”探源浅见》一文。赵仑在《青海日报》发文《花儿故乡辩》,“花儿”歌唱家朱仲禄等于1981年11月30日在《青海日报》提出《“花儿”故乡之我见―兼与赵伦同志商榷》。很快段平等在《图书与情报》刊出《“花儿”资料索引》(1982年3月),又给大家提供了宝贵的“花儿”资料。刘凯、魏明章、黄荣恩、魏泉鸣、丁胜、马甘等,展开了一场有意义的争论。许多“花儿”研究者、爱好者也不甘寂寞,纷纷在《青海日报》、《甘肃日报》、《宁夏日报》、《民间文学》、《青海群众艺术》、《青海湖》、《雪莲》、《宁夏文艺》、《新疆民间文学》、《河湟民间文学集》(内刊)、《陇苗》、《博格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等报刊,发表了很多论文和文章。这些文章中苏琴发表于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的《也谈“河湟花儿”与“洮岷花儿”的关系》、朱刚等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发表的《河湟“花儿”族源试探―从河湟花儿的若干语音现象谈起》、魏泉鸣的《青海对花儿来龙去脉的探讨》、马甘发表于《青海社会科学》的《“花儿”的歌唱内容和社会价值》和朱仲禄的《花儿演唱技巧的探索》、苏萍发表于《民间文学》的《“花儿”的艺术特征和演唱风格》、《谈花儿的发展与提高》等文章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直到朱仲禄1987年 6月在《青海日报》提出《“花儿”与“少年”之争可以休矣 》一文,算是告一段落。青海文研会先后编辑出版《“少年”“花儿”论集》和《花儿论争集》,收纳了这一时期有关“花儿”的探讨文章。
其实,这一发展阶段,对“花儿”理论研究的推动起到重要作用的,还在于王浩于1981年《民间文学工作通讯》14期上提出的:“关于召开花儿讨论会及成立花儿研究会的建议”,得到了汪玉良、魏泉鸣、苏萍的积极响应,并建议成立“甘肃花儿研究会”,并由甘肃省群艺馆在兰州主持召开了首届“花儿学术讨论会”。会上,柯杨发表了《努力攀登花儿研究的新高峰》,此文明确提出将“花儿”研究纳入民间文艺学体系;要拓宽视野,扩大“花儿”研究的领域;要特别重视“花儿”研究的方法。以后,又将“花儿”研究会搬到莲花山“花儿”会现场举行,然后再回兰州讨论。柯杨在两次学术会上前后提交论文《具有代表性的回族花儿“出门人的歌”―临夏花儿族属探讨之一》、《新疆传统花儿琐议》中,提出“回族花儿”是“出门人的歌”的历史性特质与“花儿”随民族迁徙的变异性问题,使之加深了研究“花儿”的深度与广度,对西北地区“花儿”研究,具有驱动作用。
继之,青海、宁夏也成立了“花儿”研究会,在青海“花儿”研究会和江河源文化研究会的组织下,先后组织举行了多次“花儿”学术研讨会。“花儿”理论研究亦推动了“花儿”歌词、曲谱的进一步搜集整理,相应地出现了诸如周娟姑、张更有1988年编选的《青海传统民间歌曲精选》,增强了全国对“花儿”的认识和印象,扩大了研究“花儿”、演唱“花儿”的范围。
“花儿”理论研究的高峰期
“花儿”理论研究的高峰期,应该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新阶段,也是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最好的时期。从这十年中公开出版的“花儿”集和“花儿”研究著作先后有:《积石山爱情花儿2000首》(董克义编著)、《花儿词话》(罗耀南著)、《青海花儿话青海》(滕晓天著),朱仲禄先生的《爱情花儿》、鲁剑编著的《西北民歌与花儿集》、柯杨先生的《诗与歌的狂欢节―“花儿”与“花儿会”》和《民间歌谣》、青海马得林编著的《新编大传花儿》、陈元龙主编的《中国花儿新论》、魏鸣泉所著的《中国花儿学史纲》。在2006年这一年中,青海、甘肃、宁夏集中出版了宁夏高琨著的《绿牡丹》、屈文�的《花儿美论》、徐治河编著的《中国花儿文化编年史略》,青海颜宗成、师守成、滕晓天、井石主编的《青海花儿论集》和《青海新花儿集》、《大西北新花儿选集”》和汪鸿明、丁作枢编著的《莲花山与莲花山花儿》、郗慧民的《西北花儿学》、刘凯的《花儿散论》、《花儿论集》,何富成的《花儿的绝唱》,以及朱亚荣、李凌主编北岳文艺社出版的《中国民歌精选》第2集,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丛书之一郭正清著的《河州花儿》、收录“花儿”725首,王沛撰稿的《大西北之魂――中国花儿》,白庚胜、向云驹编著的《大西北之魂 “中国花儿――中国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推介丛书”》(黑龙江版)。进入2008年,宁夏出版了两部很有意义的著作,武宇林的《中国花儿通论》和杨玉经、陶雨芳等主编的《宁夏回族花儿剧精选》。近期还有《中国花儿音乐曲令大典》、《新编花儿集》、《青海花儿大典》相继问世。
这些著作可分为两类:
一、是在以往“花儿”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又增加的新品类,并突显出各自的特点。如《积石山爱情花儿2000首》,是以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爱情“花儿”的集大成者。《花儿词话》对700多首自然淳朴的“花儿”歌词,初步进行了“花儿”特征的文学分类,并作了“花儿”的鉴赏和一些“花儿”词语的注释,对了解、传播、研究“花儿”大有裨益。《青海花儿话青海》,也是别开生面,通过对青海“花儿”的赏析,全面概括地展现出青海悠久的历史,并以独特的文学眼光,赞扬了大美青海的壮美自然景观、高原淳朴的民情风俗和悱恻缠绵的爱情。《爱情花儿》更是“花儿王”朱仲禄先生60多年来演唱“花儿”,搜集“花儿”、研究“花儿”心血的结晶,其中渗透着先生命运多舛的人生经历,悲怆孤寂、血泪掺拌和悲欢离合。近160首“花儿”是他原来所搜集的3000余首“花儿”中的精选,并且都是亲自演唱过的“花儿”歌词,他定名为“爱情花儿”,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中国“花儿”的精神内涵与本质。“花儿”是歌唱高原各民族老百姓爱情的歌谣,是生动反映高原儿女在生活现实中,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向往。同时,如《索菲亚的心曲》等,也不同程度地融入了他个人的亲身体验。除了一些传统爱情“花儿”以外,大多数是他数十年演唱“花儿”时的即兴改编和创作的作品,许多经典“花儿”成为了众多“花儿”歌手的演唱压台节目。《爱情花儿》可说是“花儿”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是给世界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存留下的宝贵财富。《青海花儿新篇》、《新编大传花儿》、《中国民歌精选》第2集、《河州花儿》等都有不同的特色,其中马得林在记录整理传统“花儿”过程中,结合了中国几部著名的的文学著作,还联系生活实践,创编入许多具思想内容的新“花儿”词汇,堪称为大传“花儿”,总数达1059首,的确是难能可贵,对“花儿”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可信有价值的宝贵文献资料。《青海花儿新篇》收入了近千首新编“花儿”。《中国民歌精选》第2集中,入选青海民歌3首《诉五更》、《远看黄河是一条线》、《新编的花儿用车拉》,甘肃《山歌》、《跑马调》,宁夏《抗拔兵》、《六盘山聚宝盆》。民歌改编《阿利玛》、(马景富编曲)、《吃果子不忘种树人》(朱仲禄词,黄瑞科编曲)、《尕妹是才开的牡丹》(马倬编词曲)、《河州花儿》(收录“花儿”725首)、《花儿的绝唱》,却是一幅幅反映民俗学的生动漫画。
二、是“花儿”理论研究的专著。如:柯扬先生的《诗与歌的狂欢节―“花儿”与“花儿会”》是“花儿”研究史上的一个重大成果,作者将民间歌谣“花儿”提高到民俗学研究领域,称赞“花儿”会是民间诗与歌的狂欢节,此专著中。着要提出了研究“花儿”的方法,由于“花儿”、“花儿”会的源流,完全来自民间,因此研究“花儿”不能只是坐在书斋里静态、凝固地研究,要在深入现场和广交民间歌手朋友的基础上,结合资料进行研究。在这一阶段,柯扬在荷兰莱顿大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论文《听众的参与和几个省的才能-兼论洮岷花儿对唱中的环境因素》,并把美国学者帕里・洛德口头诗学理论,应用到“花儿”研究之中,写出论文《莲花山花儿程式论》,从“花儿”会的规律中发现了“花儿”对唱在一定的程式下“花儿”唱把式相互激发出的即兴创造性,使“花儿”理论研究走向了世界。郗慧民的《西北花儿学》,则成为了许多综合大学讲授民间文学必不可少的“花儿”理论基本教材,很受学生欢迎。《青海花儿论集》编选了近年来“花儿”理论研究者的70篇论文,其中乔建中先生《写给〈爱情花儿〉的序》、曹萍女士的《努力打造青海花儿品牌》和朱世奎先生的《河湟花儿语言艺术的散点透视》、赵宗福的《花儿理论研究与基础工作的关系》、辛光武的《试论花儿走向世界的途径》和《爱情花儿的社会地位》、朱仲禄先生的《花儿演唱技巧探讨》、吕霞的《土族花儿的文化特征》、井石的《网络花儿谈》、李红的《花儿与西北女性》、罗成的《青海花儿的社会学分析》、石永的《花儿在旧社会被避讳的社会根源》、张朵儿的《浅谈花儿的唱法及发声方法》等文章和论文,从“花儿”的社会价值、社会需要、社会效益与传播途径,以及“花儿”的民族特征、民间文学语言特点、“花儿”的音乐性和演唱艺术等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或论证,从此将青海“花儿”的理论研究推向了高潮。《花儿论集》集结了甘肃省几届“花儿”学术讨论会的精选论文,其中入选的郗慧民的《花儿的类型》、《花儿的流布》、《临夏花儿艺术性考察》、雪犁的《花儿的搜集出版和研究状况概述》、柯杨的《花儿研究在国外》、《洮岷花儿在港台》、《洮岷花儿中的祭祀性歌谣》等,有很高水平。《中国花儿新论》、《中国花儿文化编年史略》、《中国花儿通论》,甘肃出版的《大西北之魂――“中国花儿” 》和黑龙江版的《大西北之魂 “中国花儿” ――中国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推介丛书》等专著,都是大气磅礴,上下贯通,具有非物质文化研究历史价值。魏泉鸣从1979年开始,深入青海、甘肃、宁夏、新疆“花儿”流行地区,与“花儿”为友,采访民间“花儿”歌手,通过“花儿”理论研究者和许多热心“花儿”的编辑,经二十几年的准备,搜集西北“花儿”歌词近3万首,通过在目前所掌握的大量研究资料基础上,科学分析,查证勘实,寻找规律,终于撰写出《花儿学史纲》巨著,初步明晰“花儿”脉络,使之中国“花儿”发展历史的研究系统化,功不可没。他在第六编中提出:“中国‘花儿’学历史上蓬勃发展的繁荣期的第三阶段,成自于明代万历年间山西人高洪,在河州做官期间的诗作中首先出现‘花儿’一词的文字记载以后的四百年间是令人陶醉的阶段。”而东乡族马志勇却提出异议,他经过对《河州志校堪》的查找,并未见高洪诗集《秦寨草》手抄本记载,但高洪应当是“高弘”之误,山西人高弘在河州仁职时间是1465―1478年,共23年,如此,见“花儿”一词,当是500年前之事了。
而甘肃版的《大西北之魂――中国花儿 》和黑龙江版的《大西北之魂:中国花儿――中国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推介丛书》等专著,在“花儿”研究系统化方面,各有自己的特长。黑龙江版“中国花儿”(简称),作者通过7章19节的系统排列,从“花儿”的载体、分布、性质、历史、功能,“花儿”的传承人及研究,“花儿”文化形式推介的达标程度评估,濒危报告,保护、利用、发展计划,国际与国内著名作家对“花儿”文化形式的专题评价与权威研究文章精选以及“花儿”传承群体中代表人物点评等方面进行了归纳与论述。其中编著者对“花儿”文化形式濒危的现状与危机、原因、结果的评估很有见地,这一看法,实际上是既看到和肯定了目前“花儿”发展的现状,但也提出了如果得不到社会应有的重视和保护,可能有低落、消失的危险。他们认为,“花儿”是西北高原流行的山歌,源远流长,形式独特,异彩纷呈,是黄河上游文明组成的重要部分。近年来受到中外专家学者及诸媒体高度重视,已经发展为独立的文化学科――“花儿”学,成为中国民间文化领域深受瞩目的一门显学。同时他们认为从“花儿”的历史渊源、艺术价值、演唱习俗、濒危状况方面来说,“花儿”都属于珍贵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者强调了在“花儿”保护中传承人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花儿”演唱艺术与曲令音乐资料的珍贵性。人们用世界上最美好植物的“花儿”比喻西北山歌,其中充满了无限热爱之情。现在我们将“花儿”称之为活着的“诗经”、西北的百科全书、世界山歌之首等美誉,使之和世界各地的民间歌谣并驾齐驱,提高到中国“花儿”之高度,其所作的评估,都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佐证。
《中国花儿通论》的作者武宇林原是个画家,他用美学家的眼光看待“花儿”,“通论”以6章18节,依次记述了“花儿”的历史、名称、流派,“花儿”的基本歌词形式、“花儿”的主题与其他歌谣的关系,“花儿”的修辞:比兴、比喻和赋,“花儿”中的民族特征和民俗事象,“花儿”的田野调查,以及“花儿”的创新思考等等。集中、系统地突出了“花儿”的文学、民俗、民族文化、音乐的美学价值,并特别提到“花儿”未来发展的生命力,应该是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必须依靠创新发展思考的重要命题。
“花儿”的创新
“花儿”的社会生命力,在于创新和发展。这一点曾经有过争论,但从“花儿”歌唱家朱仲禄、丁若兰、苏萍、马汉东、马俊、董秀兰、张朵儿等人的演唱艺术实践证明,只有在继承优秀“花儿”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创新才是健康发展的道路。朱仲禄先生曾对我说,“花儿”的生命在于发展创新,陕歌的《花儿与少年》为什么唱响全国,走向世界,那是对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花儿”,进行了改造、创编,才被广大观众所接受,以至于延续到今天,还有生命力。民俗学博士张君仁在朱仲禄《〈爱情花儿〉跋》中说,《爱情花儿》所收录的作品大约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来自民间的原始采集,属于无名氏之作;第二种是经过老人改编的作品,虽然来自民间,但是它们融入了编者的创作意识;第三种类型如《花儿会赞》、《新花儿用车拉》、《育花吟》等就是纯粹创作的新作品。并且肯定无论是哪种类型,它们都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化精神,是民间文化的全面反映。宁夏高琨的《红牡丹》、《绿牡丹》多是创编新“花儿”,作家张贤亮作序高度赞扬了“花儿”的创新精神。
苏萍小时候第一次学唱“花儿”,就是化隆解放后从延安来的工作组李大姐教唱的新编“花儿”:高山要变个米粮川,旱地变成个水田;姐妹们翻身穿绸缎,活像个才开的牡丹。苏萍演唱的“花儿”是“打扮过的花儿”,却受到各地群众和专家的认可和欢迎。年轻的“花儿”演唱艺术家张朵儿,是民间出来的青年歌手又经过高等学府培养的声乐艺术家,她勇于创新,在保持“花儿”艺术特色的基础上,所创编演唱的“花儿”唱片专辑《可可西里》,获得全国金唱片奖,说明“花儿”的创新是人民群众所喜爱的,是时代发展的需要。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也是经青海民歌改编创新,不径而走,风靡世界。
“花儿”歌词的出版发行是传播“花儿”走向世界的途径,“花儿”文学在大学作为民间文化课讲授,是一种传承发展必经之路,而“花儿”会、“花儿”的舞台演唱、器乐演奏、歌碟、“花儿”网,都是传播“花儿”的途径,其中人们仍然寄希望于大型的“花儿”歌剧唱响全世界。青海、甘肃、宁夏都先后作过创作和尝试。
“花儿”理论研究的问题与发展
“花儿”理论研究的道路,应该是与“花儿”在社会上的历史兴衰同步发展,先后都是经历了开端、起伏曲折的发展、停止和兴盛的诸阶段。不管“花儿”历史编年史家如何确定各个不同时期的“花儿”存在和发展的历史阶段,我们可以从以上所剖析的“花儿”歌词的搜集整理后所出的专集和理论专著、“花儿”演唱歌带歌碟的发行,“花儿”会的举办层出不穷、“花儿”歌手、“花儿”理论研讨会的举行、报刊杂志开办的栏目和广播电视电影中“花儿”演唱演出专题报道,以及新闻媒体的重视与有关文学界、艺术家的评论,“花儿”学进入高等学府等,都是仰仗了国家对民间文化的重视与好政策为前提,也与具有理论研究高水平的社会文化人,出于对“花儿”的由衷爱好、深入研究、科学分析分不开。不久,尚有《中国花儿音乐大典》、《青海花儿大典》、《新编青海花儿》等著作出版。这一切可以证实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后期,是“花儿”理论研究的高峰期。
但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重复太多,许多传统“花儿”被互相传抄应用,造成了不应该出现的混乱和错误;二是著作专集名称越来越大,但依然缺乏系统、科学的分类和精心的编排,显得粗糙;三是有些“花儿”理论研讨会上,所发表的有些文章,内容肤浅,只在一些枝节问题上争吵,往往是探讨不着边际的问题。这些现象,反映出我们的“花儿”理论队伍,仍然缺乏一定数量高深层次的研究人员所致。并且出现一些经纪人受功利思想侵蚀,为了市场盈利,组织不谙“花儿”基本规律的人编写出版集子,组合一般演唱水平的“花儿”歌手出歌碟,形成作品粗制滥造,有误“花儿”传播,有损“花儿”理论研究的进展。我们知道,“花儿”理论研究的科学方法,与其他学科大致类同,首先要了解中国文化思想的脉络是属于东方人类所具有的连续性;其次,“花儿”理论研究再不是单一的,只靠一股热情,而不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可随意进行的。同时,“花儿”理论研究发展到今天,虽然依旧需要继续耐心挖掘、搜集、整理各地各民族散存的“花儿”资源,但更为重要的是对“花儿”的起源、发展的历史,“花儿”的内在规律、“花儿”的社会功能、“花儿”的曲调特色、演唱艺术的特质及“花儿”歌手、演唱艺术家的特点等等,特别是有关口头传承人音乐特征等进行科学记录与深入研究,主要是查找文字依据资料,并在比较学、多元化学科之间,展开分析探讨,使“花儿”理论研究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