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四年正月，韩愈因上《论佛骨表》触怒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即刻出京赴潮。从长安到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岭南，走哪条路对当时的韩愈来说最为妥当？我们根据其“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商颜暮雪逢人少，邓鄙春泥见驿赊”（《次邓州界》）、“南阳郭门外，桑下麦青青”（《过南阳》）、“犹有国人怀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题楚昭王庙》）、“南行逾六旬，始下昌乐泷”（《泷吏》）等诗句所述，可知韩愈选择的是商山路。具体而言，是出长安后向东南行，走西京至蓝田间驿道，复转蓝田、武关驿道；再向东南入邓州，南下过襄州；经荆州渡江，南下过岳、潭、衡、郴等州，然后越岭至韶州，最后由广州东行，抵达潮州。从京城至岭南，一路上涉江渡湖翻岭过海，倍极艰辛，因此，选择一条合适的路线至为关键。里程是否相对少，路面是否平靖，以及一些主观因素如路途是否熟悉、沿途是否可能有友人接待等等都是应当尽量考虑到的因素。那么，在当时严诏急谴之下的韩愈，为什么会选择商山湖湘路作为他的赴潮路线呢？
唐朝水陆交通发达，驿馆制度也比较完善，大约每30里设一驿站，全国水陆驿计1639所。驿道、驿馆虽专为官中信息之传递而设，百姓亦可依以遄行。时交通之便达有资料可证，杜佑《通典》卷七《食货七》载：开元中，“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所以，从京城南下岭南，在如此便利的交通条件下，可供选择的路线就大方向而言至少有两条：
其一，取两都间驿道。出长安而东，沿渭水，出潼关，由陕州而东，离开黄河，偏南行至洛阳，再经运河南下。长安洛阳之间的两都驿道在唐朝乃全国第一重要驿道，成熟、完善而且路坦易行。该驿道沿途有驿馆约30个，行宫约19个，来往于两京之间的唐代帝王、百官、举子、商人和游客频繁穿梭的身影常可见于此途。两都间驿程，计约835里（本文所记各地之间的驿程里数，均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其二，取蓝田至武关驿道即通常所谓商山路。先由长安东南行，溯灞水东侧，至京畿道东南隅之蓝田县。过蓝田关后，东行数里，穿越京兆府与商州分界线之秦岭。此段路途先缓后险，行走较为艰难。尔后便进入商州境内的丹江上流，再沿此道前行，经商州，出武关，至邓州而南行。这条从长安至汉水江畔的襄阳，呈西北、东南走向的交通路线因主要通过商山山区而被称为商山路。
这两条路线是长安至淮南、江南、山南、岭南的必由之路。而要前往潮州，这两条主线又可分出几条支线来。如取两都驿道东至洛阳后，可以先南下汝州，再折向西南至山南东道的邓州，然后取荆襄、湖湘南下；另外，也可以从洛阳东经通济渠至汴州，沿汴河自东南而下，入淮后顺淮水转至邗沟，在扬州渡江，再沿江南河抵杭州，然后折而西南，经歙州或衢州西至饶州，从洪州南下，取虔州大庾岭路至岭南。相较而言，这两条支线中，自洛阳转经荆襄南下似乎不太有必要，因为这条路线除了比蓝武商山道平坦易行外，并无更大优势；而从洛阳经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南下岭南，倒不失为一种更好的选择。在各段河床都畅通而且周边未发生兵乱的前提下，取道运河北上南下出入两都在唐代是相当普遍的。
隋唐运河最主要的河段是流经河南道的汴河，又名通济渠，修建疏通于隋炀帝时期。唐受隋利，大力发展汴河航运，使之不仅成为沟通富庶的东南地区和两京的经济要道，更因其航行的便利和安全，吸引着来自巴蜀、江淮或闽中甚至岭南、安南的商、客船，不计远近，经由此道。在唐人诗文及传奇作品中，诸如“朝乘汴河流，夕次谯县界”（孟浩然《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申屠少府》）、“千里河烟直，青槐夹岸长。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王建《汴路即事》）以及“汴水月明东下疾”（许浑《送王总下第归丹阳》）等文人取道汴河的例子俯拾即是。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云：“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指唐）实受其利焉。”所指亦即唐代汴河交通之盛况。
但是，汴河线也存在致命的问题，一是河床常淤塞不通，需要不断地及时地疏治；二是容易被兵家控制，或因兵乱而被阻，尤其在唐中后期藩镇割据情势严峻之时。如穆宗长庆二年，汴州发生兵乱，汴路阻遏不通，而白居易偏在此时受命为杭州刺史。因此，他只好缘蓝溪，出蓝田关，取襄州路赴任，所谓“东道既不通，改辕遂南指”（《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说的就是由两都驿道→运河线改走蓝武驿道→荆襄线了。另外，即使没有这两方面的问题，运河线在经由汴河、邗沟、江南河抵达江南东道的杭州后，转而西向，经由歙州或衢州至饶州，再取道洪州，经吉州，从虔州过大庾岭至岭南，绕了个大圈，里程比蓝武荆襄线长得多，路途之遥，近8000里。因此，两都驿道→运河线虽有汴河、邗沟、江南河之便，却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佳选择。当然，如果时间允许而游兴又浓的话，走这条线的行人还是不少的。如元和三年十月，李翱被岭南节度使杨於陵辟为从事，次年正月自洛阳南行赴任，走的大致就是这条线。其《来南录》一文详细记载了沿路经行情况：“（四年正月）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乙巳，次汴州。……又二月丁未朔，宿陈留。……乙酉，次宋州。……丙辰，次泗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风帆及盱眙。……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扬州。……辛未，济大江至润州。……壬午，至苏州。……戊子，至杭州。……辛丑，至衢州。（四月）庚寅，至信州。……辛丑，至洪州。……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辛未，上大庾岭。……六月乙亥朔，至韶州。……癸未，至广州。”他一路上游山玩水，好不尽兴，然而路途遥远，费时苦多，从正月庚子（二十四日）至六月癸未（初九），花了足足四个半月时间。除了在各景点游览停留及与友人欢会占用的时间之外，花费在途中的就有三个多月。就官、商、僧、道、举子等各色旅人而言，一般情况下，时间这般宽松能够如此悠闲的，虽然不止李翱一人，但恐怕也不会太多。而从长安出发，走八千里路南下潮州，至少对于当时戴罪之身没有闲暇舍近求远的韩愈来说，完全是不可能的。
从长安出发，如果走商山路，从蓝田至武关驿道即商山路向东南而下，情形又将如何呢？商山路在唐代是京城连接东南、西南广大地区的主要陆路交通干线，在全国的交通地位仅次于两都间驿道，是全国的第二驿道，唐德宗贞元二年十二月曾明确规定：“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唐会要》卷六一）而中唐以后，沿汴河线去东南的水陆交通常为兵乱所阻，商山路地位因此更加突显，前举白居易赴杭州不得已改道即是一例。所谓“商山驿路几经过”（韩琮《题商山店》）、“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王贞白《商山》），足见这条路在当时的热闹和重要性：唐代举子蚁趋京城求取功名者，常经此途；公私行旅去江淮、黔中、岭南者利其捷便，也多选此道。
经商山路继续向东南行，进入邓州；再由邓州南下襄州后，这条线也可分做两条支线。一是由襄州南下江陵，渡过长江后至岳州，然后取道江南西道之湖南全境，溯湘水而上，向南先后经过潭、衡、郴三州，进入岭南；再由韶州南下广州，从广州东抵潮州。这条线不妨谓之湖湘郴州路。第二条支线是由襄州向东，经随、安、沔三州，渡江至鄂州，再顺江东下至江州，然后取道江南西道之江西全境，溯赣水而上，向南先后经过洪、吉、虔三州，再翻过大庾岭至潮州。这条线可谓之襄鄂虔州路，其后半段与两都驿道→运河线→岭南后半段完全重合。两条支线都兼有水陆驿路，从行走险易程度看，都不免逆水而上的艰难；从里程方面考虑，湖湘郴州路约为5810里，襄鄂虔州路约为5625里，距离相差也不是太大。所以，大致可以据此推测，一般情况下南下岭南选择这两条支线的可能性都比较大。
那么，对于韩愈来说，既然两都驿道→运河线不太可能在考虑范围内，湖湘郴州路和襄鄂虔州路两线又将如何取舍呢？是年韩愈离京赴潮，乃以左降官身份负谴罪而被逐。按唐令规定，左降官被贬之后要限时发遣，不得在京耽搁或在沿途州县逗留。如玄宗天宝五载，因为左降官“在路多作逗留，郡县阿容，许其停滞”而加大了对他们的打击力度，责令“自今以后，左降官量情状稍重者，日驰十驿以上赴任”（《唐会要》卷四一），以至于“是后流贬者多不全矣”（《通鉴》卷二一五）。“驰驿发遣”、“驰驿赴任”等字眼此后屡见于史册，如德宗建中二年冬，尚书左仆射杨炎贬崖州司马，“仍驰驿发遣”（《贬杨炎崖州司马诏》）；永贞革新失败后，王�、王叔文分别被贬为开州司马和渝州司户参军，“并驰驿发遣”（《贬王�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参军制》）；宣宗大中三年，李德裕贬崖州司户参军，“所在驰驿发遣”（《旧唐书・宣宗纪》）等等。当然，“驰驿发遣”、日驰十驿（一般行旅速度约为日行两到三驿）乃是对罪情严重的左降官而言，韩愈因上表急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以致被贬，罪非恶逆，罪情比之杨炎、王�、王叔文等人更轻，因此虽被限时急遣，所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但行速可能无须“日驰十驿”。
尽管如此，敕令严急，作为戴罪之身的韩愈自当匆忙上路以求速达。“拘官计日月，欲进不可又”，仓皇之下，他选择了蓝田至武关驿道，这条路虽然崎岖难走，但却比东出潼关取道洛阳、运河更为近捷省时。尽管对于必须匆赴贬所的韩愈来说，选择了商山路，就必须在“时天晦大雪，泪目苦朦瞀。峻途拖长冰，直上若悬溜”的飞雪苦寒的严冬时节，翻越“初从蓝田入，顾眄劳颈�”的高山（《南山诗》），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湖湘郴州路和襄鄂虔州路两线之间，韩愈为什么取前而舍后呢？窃以为，韩愈选择前者，可能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基于前文分析，韩愈赶往贬所，无须“日驰十驿”、日夜兼程，而是“乘驿赴任”（如韩愈有诗题为《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也就是计程而行，一路上勤赶路、少逗留即可。他出发半个月后，经过襄州宜城时尚能偷得些许闲暇游楚昭王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又，其赴潮途中曾作诗《泷吏》云“南行逾六旬，始下昌乐泷”，昌乐泷在韶州乐昌县，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推算，乐昌县西北取郴州路至长安约3545里。如果从长安到乐昌费时六旬，那么，韩愈的行速平均应在每天60里左右，即日行二至三驿。这也说明，当时韩愈赴潮是匆而不迫的，因此，尽管湖湘郴州路比襄鄂虔州路略为远些，他仍有理由选择前者。
其二，贞元十九年冬，韩愈曾因上天旱人饥状为幸臣所谗而贬赴位于江南西道的连州阳山。从其时所作的《湘中》、《祭河南张员外文》以及后来的忆作《忆昨行和张十一》等诗中所透露的信息可知，当时他就是从长安东南行，出蓝武驿道、由荆襄溯湘水而上、渡湖经岭而至连州阳山的；且其后遇赦移江陵法曹参军以及半年后重返京城时，韩愈又再次沿这条路线北上。可以想象，重走这条曾经往返、已经较为熟悉的旧路，对于仕途人生再次受挫的韩愈来说，心理上多少是个安慰。
其三，唐代贬逐东南或西南边远地区的左降官，多选商山一途；须南下岭南者，亦多溯湘水而上。如刘禹锡、柳宗元二人，一生两被贬迁，据尚永亮先生考证，永贞元年，二人一赴朗州、一往永州，皆经由蓝武驿道；十年后，他们由贬所返都，又再次经行商山路至灞上（《柳宗元刘禹锡两被贬迁三度经行路途考》，《唐代文学研究》第七辑）。除刘柳二人之外，终唐一代，曾在这条路上留下足迹的使臣或迁客实不可一二数。仅以初盛唐数人为例：武则天长安三年九月，张说配流岭南钦州，有诗《代书寄吉十一》云：“一雁雪上飞，值我衡阳道。”又，徐浩《张九龄神道碑》中有句：“燕公过岭，一见文章，并深提拂，厚为礼敬。”称张说曾过岭经韶，见到张九龄的文章，甚为器重。由是知张说赴钦州，乃经行衡阳、韶州等地。中宗神龙元年，沈�期长流州，途中有诗《神龙初废逐南荒途出郴口北望苏耽山》，知其南行道出郴州；两年后，他遇赦北归，复经韶、郴、潭等州，有《自昌乐溯流至白石岭下行入郴州》、《哭苏眉州崔司业二公》（诗中有句“长沙遇太守，问旧几人全”）等作是据。中宗神龙二年夏秋之际，宋之问在泷州贬所遇赦北归，亦曾取道湘水，有诗《自湘源至潭州衡山县》为证；睿宗景云元年六月，他二次被贬，自越州长史任流钦州。他从越州北渡松江，溯长江而西至荆州后，南行经过潭州，曾游览岳麓山道林寺，并作诗题壁；又有《晚泊湘江》、《自衡阳至韶州谒能禅师》、《游韶州广界寺》等诗，将其赴钦州路线清晰勾画。玄宗开元五年正月，张九龄罢职南归韶州故里，道中有诗《将至岳阳有怀赵二》：“湘岸多深林，青冥结昼阴。”知其此行取道湖湘；开元七年正月，张九龄奉使广州，有诗《奉使自蓝田玉山南行》，表明他在南归故里两年之后，再次踏上蓝武驿道赴岭南；同年秋，他从广州使回，循故道北返，有诗《使还都湘东作》为证。
职此，既然商山湖湘线乃唐时自京城赴岭南最主要的路线，初唐以降各朝都有官员、使臣一度或数度往返于此途，韩愈还有什么必要舍此而他求呢？所以，虽然元和末年宪宗平讨藩镇取得了暂时性胜利，运河线一度得以平靖，韩愈仍然选择了商山湖湘路，远赴潮州。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