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间 浅析《民立报》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报刊是近代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各种政治势力用以宣传政治主张、表达政治意向、影响政府决策以及争取民众、争夺国家政权的重要工具。对辛亥革命这场由帝制变共和的伟大变革,对民初现实的重大问题,各种报刊从各自的政治立场、观点和利益出发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广泛的探讨。作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的重要舆论阵地,《民立报》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
  《民立报》1910年10月11日创刊。前身为于右任等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后,成为该总会的机关报。该报是在全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创办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证明了该报在组织、宣传方面的贡献。《民立报》和《民立报》报馆在促成革命成功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可从很多方面见证。
  
  一、从《民立报》的宣传内容看
  
  初期政治倾向较隐晦后转明朗。后期猛烈抨击清政府,广泛报道各地革命运动情况,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
  (一)创刊之初,社长于右任表示该报的宗旨、任务:“一方面揭发清政府之鸽毒,唤起民众;另一方面研讨实际问题,建国准备。”因而《民立报》所有内容均是围绕这两方面――革命和建国展开的。
  起初它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急形势和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及伪立宪骗局,号召以革命推翻清政府。它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行径的揭露与反清民主革命宣传紧密结合在一起。刊载此类文章的目的,除了醒人、向国人展示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告诉读者,清政府是一个“因循尚且,视国事若传舍,无复公意,至于其极,则且不恤营私阁上,学秦桧、严篙之所为无顾忌”的政府,是“宁赠友邦,毋与家奴”的“甘心国之政府”,揭露清政府的伪立宪骗局,针贬清政府自“宣言预备立宪以来,无日不以筹备宪政为藉口,而行其集权专制之策略,甚至假政策之名,济其私利,视国事若弃髦,往往不惜犯大不匙之为之”。因而,“其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者也。”鉴于清政府的以上种种行为,《民立报》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推翻它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因而,它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一方面报道各地人民的反清斗争,如支持京津辽沈等地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和上海各界人士发起的带有反清性质的剪辫运动。它开辟“民贼小传”专栏,控诉清政府大小官员压迫人民的种种罪行;另一方面,它详细报道墨西哥、印度、菲律宾、土耳其等国人民革命进展的情况,并给以热情的支持,同时也是为我国的革命运动提供借鉴。除此之外,社长于右任在《民立报》上的政论以“骚心”、“骚”署名,或专栏,或散论,多对时局形势而发。他在这一时期的政论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和清政府“有心误国”的罪证,宣传了反对清政府统治、建立民主立宪制国家的主张,同时也对立宪、经济发展等民权、民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他所理解的“三民主义”思想,从而有力地宣传了“三民主义”。
  (二)武昌起义爆发时,《民立报》大力宣传武昌起义,歌颂共和,努力激发各省的革命和独立,以期早日建立民主共和政府。
  《民立报》是当时最先向上海人民传播武昌起义消息的报纸。起义爆发的第二天,《民立报》即以头号宋体字刊出有关起义的专电;此后又特辟“武昌革命大风暴”等专栏,介绍起义进展的消息、图片和通讯。对武汉三镇的地理形势、军事态势及战况,随时报道,为了报道及时,以至一日发数次号外。宋教仁专写短讯《湖北形势地理说》,新闻栏则报道《武汉大风云》和各地响应起义的消息。这些对武汉地区的地理形势和起义酝酿准备过程的详细报道,很受读者欢迎。“报纸一出,购者纷至,竟至有出银元一元而不能购得一份者”。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民立报》为建立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做了许多有成效的努力。当时各省光复通电、通告,多通过《民立报》转发,有关革命起义的重要消息,《民立报》均予刊登。它还刊登介绍孙中山革命事迹的文章,并撰发了拥护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评论,为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营造舆论氛围。
  (三)辛亥革命后,仍积极倡导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并试图通过内阁制政府形式掌握实权,推行民主宪政,极力主张内阁制,反对总统制。
  辛亥革命后,中国何去何从?《民立报》一贯倡导的观点是实行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负责制,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以在全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该报主笔宋教仁的思想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认为:“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同时刊载一系列文章赞成内阁制、反对总统负责制。
  《民立报》还连续刊载国民党的活动和政纲,为国民党组织内阁进行舆论和宣传准备。宋教仁积极开展组党活动,力图将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小政党组成国民党,以形成一支强大的与袁世凯对抗的政治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民立报》始终密切关注各地选举国民党参、众议员情况。
  
  二、从受众、销量及发行来看
  
  一方面,阅报者程度的进步客观上会促进报纸的销售和其影响的扩大。至辛亥革命前,无论是政府、官场、学界、工商界、还是农民的阅读能力,已有很大的提高,且比较深刻地认识到报纸、新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中,以致全国革命情绪高涨,各地相继有大、小诸多起义发生。在这种形势下,革命派创办报刊形成有利局势。
  武昌起义爆发后,《民立报》更成为报导革命消息的先锋,无形已执上海及全国新闻事业的牛耳了。《民立报》上刊登光复消息最早最详,为中外视听所属,一纸既出万人争购,内地“得其一纸,辄费小洋数角不惜也”,由此《民立报》对受众的影响可见一斑。
  
  三、《民立报》在辛亥革命前后还扮演了组织联络的角色,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上海,《民立报》馆还成为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和指挥中心,为革命党人往来上海联系工作、通报消息、接运弹药提供了条件。如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同盟会会员往来日本、南洋、香港、广州及汉口等地,多以《民立报》为联络中心,因此,于右任在上海,一面主持《民立报》,一面成为革命党中心人物。《民立报》在上海光复中起的作用更是显而易见,光复前,于右任在报馆内特辟密室一间,专供同盟会干部商议光复上海大计之用,党人每晚在《民立报》馆碰头报告进展情况交流各方情报。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单位、团体和个人自动来访,要求与革命党人见面者,也络绎不绝,户限为穿。武昌起义爆发后,《民立报》立刻成为发布起义消息的权威,而报馆成了公开的革命机关。当时还在国外的孙中山,对国内的同盟会骨干和革命工作的指示,也都直接拍发电报至《民立报》,由它代为收转。因而,辛亥革命初的一段时间,《民立报》“实际上已成为同盟会在国内的一个重要指挥所”。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首先到民立报馆会见于右任,并题“戮力同心”四字,嘉勉于《民立报》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四、《民立报》还为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准备了一批干部
  
  由于民立报社内仁人志士荟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政府九位次长中,来自民立报的有四位。其实民立报人士在临时政府服务者,尚不限于四位次长。但足以显示其在政府中具深厚影响力,也可窥见其人才之盛。辛亥革命的重要参加者、活动于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吴玉章指出:“这个临时政府既有立宪党人,也有官僚军阀,但革命党人还是占着主要的地位,它是一个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
  一方面,辛亥革命前,《民立报》积极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号召革命推翻清政府;革命胜利后,它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提出自己的建国方案――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另一个方面,从宣传的思想内容、受众、组织革命及革命政权等方面分析,《民立报》与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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