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16年，也就是明万历四十四年三月的一天，松江(今之上海)一处豪门宅院被上万人团团围住，街道为之堵塞。豪门里作威作福已成习惯的恶仆们。这时候还不知道大祸临头。为了对主人表示忠心，他们向围观者抛砖撒粪，使围观者愈加愤激，顿时一哄而上，“外火方起，内火应之”，豪门宅院化为灰烬，家中财物被扫荡一空。已年过花甲的主人也只得仓皇走避……
这个主人就是中国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书画家董其昌，他在明王朝曾位居礼部尚书的高位，当时是退职大僚的身份。因董氏的地位、名望和事件本身的轰动效应，董家被乡民所抄的新闻曾在江南广泛流传，史称“民抄董宦”事件。
关于这一事件的细节，野史虽有各种版本，但董氏父子居乡之横暴却是众口一词的。而官修的《明史》则说，事情的起因缘于董其昌为官时不徇私情，得罪了一些有权势的人。这明显是避讳之辞。大概修史者遇到董其昌这样的人的确感到了为难，一方面，这人“天才俊逸，少负重名”，而且“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另一方面却又横行乡里。这样的两种面目怎能统一起来呢?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中国有史以来便多董其昌这样的“两面”知识分子。他们唱忠孝节义的高调，标榜“上致君于尧舜，下救民出水火”是其最高理想，但在日常家居生活中，却很可能又是一个势利之徒。
怎样看待“民抄董宦”事件?孤立地讨论细节和事情的起因，将难以深入问题的本质，也得不出深刻的历史教训。必须把这一事件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这就是正视当时缙绅阶层享有特权过多，而民不堪命的事实。
明朝缙绅阶层享有的特权包括法理上的特权虽无明文。但事实存在着特权。前者如各级官僚和生员的俸禄、生活费，优免赋税，政治上的特殊礼遇等等。而律无明文但事实存在的特权，就更加让人“羡慕”了。比如只要科考得中，一个人的“老师”、“学生”、“老乡”、“同学”等等，就组成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使进入本系统的人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如鱼得水。用大历史的眼光看，明万历中期以后，事实上明王朝的大厦已危机四伏，但作为王朝统治支柱的缙绅阶层的特权却有增无减，在商品经济日趋繁荣之际，这一阶层的思想和生活更是日趋腐化。他们大量兼并土地，垄断工商业，聚敛了惊人的财富。而在致富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非法的勾当。致富以后的缙绅阶层，又缺乏先进的财富管理的支撑，只好去声色犬马、酒食征逐。
晚明史上缙绅阶层的堕落不是哪一集团哪一个体的，而是大面积的暴发。通常被认为道德低下的阉党、奸臣们，他们不知检束，而那些受到后人广泛赞扬的名臣、贤相，也往往放纵无端。张居正一代贤相，每天餐桌上“味逾百品，犹以为无下箸处”；李三才是被魏忠贤陷害的东林党的巨子，极富才干，史书上也说他“豪奢”；徐阶是清除大奸相严嵩的能臣，其子弟横行乡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如此，一方面是缙绅阶层无所不在的特权，另一方面是在特权碾压下广大平民的哀哀无告。官僚和乡绅们串通一气鱼肉百姓的事例，在晚明史上几乎史不绝书。有的抢占别人良田，有的滥设私刑，有的强夺他人妻女，有的胡乱杀人甚至灭人满门，最后在君主亲自过问下也大事化小。比如有两位大学士(相当于宰相)的儿子在老家杀人，其中一位纠集暴徒，“屠灭居民三十余家”，主凶最后都被免死，皇帝还怕大学士伤心，特地下诏慰勉一番!“民抄董宦”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而类似事件，在晚明史上并非孤例：和董其昌同处江南的另一位大臣顾秉谦，乡民就曾“焚掠其家”，顾秉谦躲在渔舟上才幸免于难；而位居大学士的周延儒，其祖坟甚至都被愤怒的家乡父老发掘了。旧时史家记录这些事件时，也要禁不住发出内心的感慨：“其肆毒积怨于民可知矣!”
在“民抄董宦”等一类事件中，激怒民众的具体细节究竟是什么，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应该看到身处特权碾轧中的民众，其怒火在地下蓬蓬勃勃运行，以寻找突破口的可怕现实，而具体细节在这里起到的只是一根导火索的作用。因为特权阶层只顾享乐，衰败的明王朝没有给民众提供发泄积怨的制度性的渠道。民众的熊熊怒火蓄积到了一定程度，只要看似极其偶然地碰到哪怕一丁点火星，就能将其点燃，酿成严重的事变。
当一个阶层享有过多特权时，其对社会的损害会到何种地步，董其昌们的遭遇，已经给出了再清晰不过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