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3-05-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JY043）；武汉理工大学自主创新项目（2012-ZY-111）
作者简介：朱金生（1964-），男，湖北武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投资、劳动经济；王 鹤（1981-），女，辽宁抚顺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投资、劳动经济；杨 丽（1989-），女，湖南常德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摘要：依据1995～2010年的我国七大地区（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分解发现，考察期内，七大地区的就业和FDI的区间差异对各自总差异的贡献度分别为7317%和6687%，区域差异主要是区间差异造成的。基于CES生产函数推导出的就业决定计量模型，运用面板数据回归实证研究了FDI流动与我国区域就业差异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区域间FDI的差异是导致区域就业差异的显著因素。除华北地区外，整体上FDI加大了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就业差异，缩小了中部地区的就业差异。就业的区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FDI在我国区域间的投资倾斜所带来的就业转移、就业替代和就业结构变迁。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区域差异；就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2249；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8-0127-05
我国的就业问题不仅表现为宏观上失业人数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而且也反映在区域就业分布的极度不平衡。这种区域就业的差异已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造成这种就业区域差异的原因很多，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1，2]。FDI在我国区域分布的差异较大，导致我国就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一方面劳动力大量往东部沿海聚集和转移，造成东、中、西部就业的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常常引起“民工潮”和“用工荒”等社会问题。上述问题的严峻性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把促进就业均衡和谐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3，4]。
鉴于就业在一国经济社会、政治中的特别意义，专门针对FDI与就业的研究成果日丰。国外学者和组织对FDI在东道国的就业效应主要从正负层面展开研究，并形成了积极贡献论[5，6]、就业差别论[7]、复合作用论[8]等。一些学者对FDI的就业结构效应进行研究，认为：FDI可以增加东道国的就业量并影响就业结构[9]，FDI与就业结构有显著相关性[10]。Chan K W和L Zhang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就业的正效应较大，而对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效应不明显[11]。
国内学者主要就FDI对就业的正负效应、数量和质量效应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有的认为，FDI的流入为我国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使得我国就业总量增加，从这个角度来说，FDI对就业产生了正效应[12～14]，FDI与我国就业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15]。随着FDI流入在不同区域上的倾斜，其对就业产生的区域差异性影响越来越显著。郑月明、董登新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对东部地区而言， FDI对就业有显著的负效应，但其对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就业的作用效果不明显[16]。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弹性呈现出从东部往西部递增的趋势[17]。温怀德认为，FDI促进了就业的增加，但其拉动作用在减弱，尤其是在入世后，东部地区FDI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不再显著[18]。
综上所述，前人的研究分别通过不同的角度对FDI与就业关系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但从现有的相关研究来看，仍存在以下不足：未能全面考察FDI流动所引致的区域就业差异，未能从理论和实证上深入研究FDI区域差异与就业差异的关联，缺乏对就业区域差异的科学度量及成因的深刻揭示。本文依据我国1995～2010年的31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泰尔指数分解分析我国就业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固定替代弹性生产函数（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推导出的就业理论模型，构建FDI与就业的相关计量模型，区别传统的3大区域划分，将全国细分成7大区域，实证研究FDI区域差异对就业区域差异的影响，揭示区域就业差异的成因和机理，最后提出如何合理利用外资促进我国就业均衡和谐增长的政策建议。
一、就业的地区分布差异及其因素分解
将全国细分成7大区域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华中地区包括：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华东地区包括：山东、浙江、上海、江苏；华南地区包括：福建、广东、海南；西北地区包括：新疆、内蒙古、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四川、广西、西藏、云南、贵州。 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我国就业分布的空间差异，利用泰尔指数分析这种差异及其形成因素。泰尔指数（Theil Index）作为测度就业人数分布不平等的指标具有令人满意的几个特征，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它可以很方便地将地区就业人数差距分解成地区之间的就业人数差距和地区内的就业人数差距，并由此进一步计算出地区就业人数的差距到底主要是由于区间还是区内差距造成的。泰尔指数定义为：
（1）
其中，Yi为i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比例，Xi为i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域面积占全国总国土面积的比例。可得：
（2）
泰尔指数用T区间来衡量7大地区间差异，用T区内来衡量地区内部的差异，Yg表示区域g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例，泰尔指数Tg用来衡量区域g内的省际差异。根据（2）式，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历年相关统计数据计算出1995～2010年我国7大地区就业及FDI的泰尔指数及分解结果此处省略了详细的计算结果，如有需要可以联系作者提供。 。1995～2010年我国7大地区的就业的T总平均为03876，这种总差异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地区间和地区内的差异，其中区间差异平均为02836，区内差异为01040，区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为7317%，区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为2683%。因而，考察期内，就业区域总差异主要是区间差异造成的。1995～2010年中国7大地区FDI泰尔总差异指数T总平均为09856。这种总差异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地区的区间差异和区内差异，平均差异分别为06591和03265，其中区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为6688%，区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为3312%。由此可知：FDI区域总差异主要是由区间差异导致的。FDI区域差异与就业区域差异的具体数量关系将在下文讨论。 二、实证模型及数据说明
（一）理论框架
本文沿用Waldkirch和Nunnenkamp[19]的分析框架，采用CES生产函数推导出理论模型。因为传统分析采用的C-D生产函数假定劳动与资本的替代弹性为1，而在现实经济中，劳动与资本的替代弹性往往不等于1，因而使用C-D生产函数推导显得不妥。根据CES生产函数，假设一个国家的代表性厂商的弹性生产函数为：
（3）
其中：K为资本存量， L为劳动力总量， A为生产效率系数， 是广义技术进步水平的反映，有A>0；δ1、δ2是份额参数；ρ为替代参数，取值范围为-1 注：* * *、*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P值 lnW的系数表示工资差异对就业差异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工资差异对东北、华东、华南地区就业差异的影响为正，对华北、华中、西北、西南地区的就业差异的影响为负，其中，东北和华东地区的就业差异对工资的变化较敏感。这是因为，我国劳动力主要源于中西部，由于东部沿海省市生活成本较高，劳动力由于待遇差别，生活水平低和就业歧视等原因，从心理上说，大量劳动力不愿到东部就业，这导致在一段时间内沿海企业出现招工难，这与当前我国就业的现实情况相符。但毕竟，工资是就业的指挥棒，外资企业的进入带来相对较高水平的工资，较高的工资可以弥补东部地区生存劣势等客观条件，吸引劳动力向高收入地区转移，从而加大了东部地区的就业差异。同时，中西部地区国有制企业较多，由于外企与国企的工资形成机制上的差异，中西部地区工资差异对就业差异影响不显著。尽管如此，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参数的实证效果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
最后，从表3 各变量的影响系数下括号内P值看，在影响各地区就业差异的众多因素中，唯有变量FDI的显示结果均通过1%、5%或10%的水平上的统计检验，表明区域间FDI的差异是导致区域就业差异的最显著因素。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我国就业量总体增长缓慢，就业形势变化主要表现在就业结构的变化。本文从就业区域结构视角，运用泰尔指数分解、分析就业和FDI在我国的空间分布差异及其因素，通过CES生产函数推导的理论模型，构建计量模型，通过面板数据估计，实证研究FDI区域差异对就业区域差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1.区域间FDI的差异是导致区域就业差异的显著因素。考察期内，区域间FDI差异对东北、华东、华南、西北、西南地区就业差异的影响为正，对华北、华中就业差异的影响为负，除华北地区外，整体上FDI加大了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就业差异，缩小了中部地区的就业差异。我国就业的区域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FDI在我国区域间的投资倾斜所带来的就业转移和就业替代[20]，区域间就业转移和就业替代导致了就业结构的变迁。
2.从区域发展的趋势来看，FDI首先流入我国东部地区，进而向我国中、西部地区转移。随着FDI流入的增加，东部地区将成为吸纳就业人员的主要地区，并带动大量劳动力转移到此，但其吸纳就业人员的能力将严重下降。随着我国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政府应加强对外资企业投资流向的引导，使外商企业投资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比重有所提高，让中部地区成为利用FDI承接产业转移和吸纳就业的桥头堡。
3.收入差距因素也是影响区域就业差异的变量。地区间的工资差异缩小了华北、华中和整个西部地区的就业差异，加大了东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的就业差异，其中，东北和华东地区的就业差异对工资的变化较敏感。但由于变量的内生性，一部分参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工资收入会影响到就业，而反过来就业也会影响到工资，FDI可能通过工资对就业产生影响，而工资水平也是影响FDI进入的因素之一，这样看来，FDI、工资和就业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单纯的强调两个变量之间的单向关系难免会导致内生性问题。因而，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对FDI、工资和就业三者的动态关系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4.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为了提高FDI对中国就业增长的正面效应，降低FDI流动引发的就业市场风险，中国应该保持适度谨慎的态度继续有序开放资本市场，尽可能减缓经济周期剧烈波动下FDI频繁流动对就业均衡、和谐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应继续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策略，充分发挥FDI就业的创造效应；采取适当措施限制FDI继续进入那些饱和的市场、非鼓励的产业和地区，尽可能减少和避免其对就业的替代和挤出效应；积极引导FDI流向，优化其就业的区域和产业转移效应，切实采取一系列有效的引资措施来促进我国就业的结构升级及均衡和谐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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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京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