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自从获得诺贝尔奖后，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对此欢呼者有之，疑惑者有之。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他们心中的莫言以及诺奖，以至于莫言写作的文化身份、艺术成就以及当下意义都成了疑问重重、莫衷一是的话题。我认为，对于诺奖，我们不必过度解读，作家的价值并不是因为他获得了某种奖项才具有的，而是由他的创作成绩决定的，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个作家的创作实绩本身。就作为一个作家而言，莫言的本土身份是无容置疑的，它的创作是以本土生活为背景、对本土生存体验的一种深层传达。在同类作家里面，莫言的这种本土生存内容的艺术传达无疑是最成功的。从1980年代崛起于文坛以来，莫言凭借自己的独特的创作个性和卓绝的艺术才华，创造出一个个既以无畏气概直面我们时代的本质又充满天马行空般艺术想象的世界，将人、文学、社会的对话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假如我们还愿意承认诺奖也代表着对作家创作水平的一种外部肯定的话，那么无论如何，莫言的获奖对中国文学进一步发展来说，是一股有巨大促进作用的正能量，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正以它的成绩被世界认可和接受，有助于中国文学重新检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核心价值。
一、文化身份：齐鲁大地走出的中国民间之子
莫言当下受到的一个主要质疑，是它的创作是否有足够的本土代表性。其实在莫言获奖之前，就有莫言是为了满足西方人的中国想象而写作的这样的说法：
我们过分看重外国人的评价和奖赏。“诺奖”的一个马悦然“评委”来到中国，就把莫言等一些中国作家的胃口吊得高高的，就让他们围着他团团转。我们应该少关注一些外国人怎么评价自己，多关注自己时代的现实和问题。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时代，有很多沉重的问题压在我们心上，压得心都要碎了。按理说，这是一个最容易出现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时代。但为什么没有出现呢？因为我们的时代和文学缺乏对现实、对痛苦的关注。我们的作家更多地停留在欲望、物质享乐和狭隘的个人体验这样一个层面上，缺乏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我认为，就像雷巴科夫说的那样，文学的义务就是回答时代“最艰难的问题”，但今天看来，这个“问题”比较沉重，因为当下大多作家都在回避这个“义务”。{1}
莫言获奖之后，这种说法不仅没有停止，甚至变本加厉。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出的获奖理由是“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这一评价不仅未能让质疑者心悦诚服，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莫言专门为迎合西方口味写作的歧见。有学者更旗帜鲜明地指出：“莫言的写作经验，主要来自对西方小说的简单化模仿，而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的创造性继承，或者，换句话说，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只是其装点性的外在表象，从西方文学趸来的魔幻现实主义才是他叙事的经验资源”“他的获奖，很大程度上，是‘诺奖’评委根据‘象征性文本’误读的结果，——他们从莫言的作品里看到的，是符合自己想象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而不是真正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2}这种说法给人带来的困惑是：莫言的创作在文学审美意义上，到底是一种“中国身份”还是穿着中国人衣服的“西方身份”？对之，我的看法是，莫言创作的“中国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判断一个作家创作的身份，我以为有以下三条依据：第一，他的创作个性的形成有没有本土文化内涵的支撑；第二，他的创作的题材内容，是不是本土社会的真实命题；第三，他的核心价值诉求，是不是立足于本土社会的现代发展需要。在这三个方面莫言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首先，莫言的创作个性的形成有足够的本土文化内涵的支撑。那种认为莫言的写作经验主要来自对西方小说特别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简单化模仿的观点站不住脚，就是因为他们割裂了莫言创作经验生成的内源性，而把它机械地等同于外来移植。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莫言创作个性生成恰巧与他成长的齐鲁地域文化有关。齐鲁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则由齐文化和鲁文化两个既有区别又互相关联的分支融合构成。它们均产生于东夷，有学者曾对之有详细的论述：“齐、鲁两地，在先秦时代分属两个方国，虽然其文化源头相同，但由于所处地理环境与本国所实行的政策不同，在流变过程中遂产生某些歧异。鲁文化比较注重对古代文化的传承，注重亲情，讲究道德，表现出因循保守的倾向，孔子、孟子是其代表；齐文化则比较注重变通，崇势尚智，重法轻德，表现出开放变革的倾向，管子、晏子是其代表。鲁重视教育，崇尚道德，注重个体人格修养与人生的高尚追求，可称作‘尚德’型文化；齐重视法治，崇尚势利，注重智谋与机巧，可称为‘尚法’型文化。这两种地域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沉积为不同的价值观念。但是，齐、鲁文化由于源头相同，彼此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相同或相通之处，便使这两种地域文化有了融合的基础。”{3}就这两种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比较而言，儒家文化倡导入世，强调以人为本的民生关怀，讲究正德、利用、厚生，提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至强至健的人格精神，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这使得作家在创作中去追求一种关注国计民生、追求道德理想主义的大境界；齐文化沾染着海的特征，则讲究变通、飘逸、奇诡、机智，带给作家的是艺术想象力的不拘一格，尽情发挥。这一成长的土壤所具有的地域文化资源，是上天赐予他的一份原初的厚礼。莫言1955年出生于山东高密县，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现代人，莫言的创作个性中既有由鲁文化人格诉求转化过来的坚守现代人文核心价值之“正”，又有齐文化人格诉求转化过来的艺术手法恣肆飞扬之“奇”。齐、鲁文化相辅相成，成为莫言以后创作精神上的入世与艺术想象上的随意驰骋的内在文化底蕴，绝非简单的对海外创作经验的外源性模仿所可以解释。
其次，莫言创作的主题内容，恰是本土社会的真实命题。创作个性的形成有足够的本土文化内涵的支撑只是作家民族身份证明的一方面内容，我们还要进一步地看他的创作的题材内容，是不是属于中国本土社会的真实命题。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他的作品不只表现的是一种中国生活，而且是与中国本土的社会变革内在本质相关联的典型的中国生活。莫言创作的题材内容，通常直接面对的是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过程出现的重大、复杂和本质问题。一个作家在作品中表现什么样的内容，往往与他个人经历感受最强烈的那部分东西密切相关。莫言1950年代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其成长早期正赶上中国农民在左倾政策主导下深受其害、集体遭受极端贫困和巨大不公的时代。莫言的个人遭遇也未能幸免：他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边漏雨，墙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他出生时落在一堆干燥的沙土上；仅读到小学五年级即辍学回乡务农，过早地承受了生活的重压；吃不饱饭成为早年最深刻的记忆，曾在年三十乞讨饺子；后来做的一次访谈里他还提到，他的很多生活当中的最屈辱的事情是跟食物有关的，那段生活留给他极深的烙印，让他现在经常做梦梦到又在跟别人抢夺食物。由于自小的记忆与民间内生存所遇到的巨大的体制性不公联系在一起，所以为民请命成了他写作的原始内驱力。一旦拿起笔的莫言在进入自由的创作境界时，便情不自禁地摆脱了外部的羁绊，调动自己全部的生存经验，汲取新的时代所能赋予他的各种文学资源，把最能触及心灵深处的东西给挖掘出来，并进一步扩展自己的经验，在更大范围内探求对民间生存真相的发掘和呈现。“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布后的获奖感言里这段话，道出了他的创作所表现的内容，其实是取自他所经历的中国社会这部大书，“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4}当然，这里所谓的讲故事，带有作者自谦的味道，其实并不是简单讲，而是作者在讲的过程中把故事放在和当代中国社会历史整体性问题的有机联系中做了文学化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一种特定背景下对本土民间命运的一种书写。 第三，莫言创作的核心价值诉求，是立足于本土社会的现代发展需要的。当前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因而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价值诉求，他们也都不同程度地传入并影响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社会。莫言文学创作的价值探索固然有一个不断探索和深化的过程，如2008年6月在绍兴的一次演讲中他曾讲到自己的创作经历了从为一天三顿吃饺子的幸福生活而写作、为写出跟别人不一样的小说而写作、为证实自己而写作，到为农民和技巧试验而写作、为讲故事而写作、为改变革命历史小说的写法而写作，再到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向前探索等的写作历程，但总的来说，和漂浮在中国社会历史表层热衷玩弄一些抽象的概念游戏的作家不同，由于自小的记忆与民间内生存的贫困和不公联系在一起，莫言进行创作时的个人立场便是基于这种个人生存经验升华出的现代人文理念。他的探索实际上始终沿着一条将人道主义、人性、自由等现代人文理念同本土民间的生存经验相结合的线索步步深化。在上世纪末以来的文坛，莫言从不以高高在上的、对民间指手画脚的精英启蒙姿态自居，从不说什么“为人民创作”的冠冕堂皇的话，而反复声称自己的写作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始终把自己当做民间之子，在坚持现代人文理念的同时，以赤诚的、虔敬的甚至不无谦卑姿态来审视民间，表现民间，为之呐喊，为之请命，为之写心。
二、审美贡献：天马行空的文学创造
莫言获奖后，围绕他的许多话题的焦点，往往偏离了文学本身。评价一个作家的优劣，归根到底要看他的作品的创造性。从1980年代中期在文坛崛起后，莫言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生命力，推出了大量作品。其中他1980年代的《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天堂蒜薹之歌》，1990年代的《食草家族》《酒国》《丰乳肥臀》，进入新世纪的《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都可谓领一时之风气的经典佳作。
20世纪以来，民间尽管体量庞大，但经常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弱势，无法正常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其他各种社会文化势力尽管常借民间的名义来寻找合法性，但价值立场的偏颇又造成了对民间真实状态的严重遮蔽。从被曲解、被遮蔽的历史中发掘民间生存真相，书写并张扬一种真正的民间生命史诗，是莫言创作中持之以恒、也最引人瞩目的主题。《红高粱》写的是一个土匪抗日的故事，它借助“我爷爷”“我奶奶”两个充满草莽气息、敢爱敢恨的民间传奇人物的塑造，对民间藏污纳垢生存方式中蕴涵的自尊、自由、自强精神进行充分挖掘，高高扬起民间史诗抒写的一面崭新旗帜。该小说在被张艺谋改编为同名电影并获得国际大奖后更是家喻户晓。稍后的《天堂蒜薹之歌》基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个极具爆炸性的事件：1986年，山东某县蒜薹大丰收，而政府杀鸡取卵的掠夺方式致使数千农民切身利益受到严重侵害，他们自发地聚集起来包围了县政府，砸了办公设备，酿成了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对之莫言调动了自己全部艺术才华，用了35天时间写就这部作品，书中本着现代人道立场和对民间生存的真挚关注，生动地呈现出一幕充满复杂爱恨的、受体制倾轧欲哭无泪的民间生存图景，体现着犀利的现实战斗精神。1993年发表的《酒国》进一步发扬了《天堂蒜薹之歌》关注本土现实生存内容方面的犀利与深刻，以超现实的叙事手法虚构了一个省检察院侦察员丁钩儿在“酒国”调查“红烧婴儿”真相的故事。“酒国”里体制文化生态的荒诞以及以人为食行为的麻木残忍行为，让我们联想到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对“吃人”主题的控诉。1997年发表的《丰乳肥臀》是上世纪末莫言发表的最重要的小说，写一位中国北方农村妇女在艰困的情形下，如何拉扯大九个孩子的故事。这是一首给“母亲”的歌，里边的“母亲”可谓《红高粱》中“我奶奶”的升级版，在20世纪中国形态各异的社会政治力量的角逐、争夺和厮杀中，她以自己的坚韧、博大、自尊承受着各种外在和内在的苦难，体现了一种民间本体源自生命本能的伟大、朴素与无私。里边的“母亲”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人，而具有大地母亲的特质。在这里作者还展现了对百年中国历史与民间生存本体更为开阔深入的观察视野。新世纪以来莫言的代表性作品《檀香刑》《生死疲劳》《蛙》，都反映着他对民间自身生存特质认知的不断深化：以上世纪初以1900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为背景的《檀香刑》在对民间历史的书写中，巧妙吸纳了诸多批判国民性的元素；叙述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历史的《生死疲劳》则包含了作者对历史正义的思考；《蛙》来自于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层次反思。总之，莫言的书写面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重大问题选择的不是回避，而是直接面对，勇敢地去探索真相、追求正义和张扬良心，在开辟表现民间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除了主题形态上的创新，莫言在艺术风格上的创新更是有目共睹。早在《红高粱》中，莫言体现出的艺术创新才华已经令人惊叹；这以后他更是不拘一格地吸取中外各种艺术营养，将其融汇转化。莫言的艺术手法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叙事话语上杰出的原创力。他的叙事语言描写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不仅全面融合了光、色、形、声、味、触、味等形而下的感观世界，还经常融合人物的意识、潜意识以及想象世界，时间与空间、现实与幻想有机地揉合在一起。二是出神入化的叙事艺术。其在叙事方式上达到了随手拈来即自成标格的境界，如《檀香刑》采取的是多声部的合奏式结构，狗肉西施、县官、刽子手、戏班班主等各色人物分别以与自己个性吻合的浪语、恨声、狂言等形式展开叙事，合起来又构成一个整体；《生死疲劳》中将传统文化语境下的六道轮回化为叙事手法，让主人公每次转世为不同的动物，来观察和体味农村的人事演变。除此之外，不仅象征、隐喻、暗示、借代、反讽、戏谑、魔幻等手法在叙事过程中比比皆是，便是平常的一句话在他的作品里也总能让人品出丰富的含义，像《生死疲劳》中靠劳动致富没有干过亏心事却被作为地主枪毙、以后又陷入种种轮回的主人公，名字被安排为从“西门庆”改造过来的“西门闹”，便具有多方面的言外之意：既是对主流社会观念的反讽，也是对民间总是被主流话语随意命名和曲解的抗议，更是对万事万物的真相本来常常是非难清混沌未明的解嘲。最后是纯熟的结构艺术。莫言的结构安排大开大合，化古化今，融汇中西，随物赋形即成佳例。艺术上的得心应手使得他创作起来如苏轼《文说》所言：“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 莫言艺术世界有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杰出贡献，是他的地域文化意象“高密东北乡”的营造。这个有着大片大片激情荡漾红高粱的地域文学意象包含着莫言内心深处的爱恨情愁，浸透了他的希望绝望，也反映了他的生命追索，已经跻身于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乡土意象之列。主题的厚重与手法的驾轻就熟使得莫言在当下中国文坛上那样卓尔不群。笔者曾有一篇谈当下作家创作气质类型的文章，将当下作家创作的气质类型分为虎气、猴气、猫气、驴气、猪气。然而一旦具体到莫言的创作，又难免犹豫了，总感觉这些概括都难尽人意。莫言的绝大多数创作坚守着新文学的核心理念，对社会人生及艺术重大问题正面搏击，显示出大无畏的现实战斗精神和强大社会冲击力，应该归属在虎气范畴；但他的作品常常又非赤膊上阵，而有着艺术上的变幻莫测、出神入化，宛如一条潜行在云端让人见首不见尾的神龙，若要专门找个词概括，恐怕只能说是“龙气”了。
莫言的创作也并非没有自己的局限，比如曾有人指出莫言的创作缺少形而上的思想；后期的创作除了艺术上更加成熟外，主题上新的开拓力度不够。这些说法也并非全无道理，对此我们都可以讨论。但我们也要知道，得奖本身并不意味着获奖者一定要是完人，任何艺术家都不是万能者，都是在特定的领域特定的层面作出自己的贡献；莫言已经以他的方式在他的领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难道还不足够吗？
三、当下意义：促进文学发展的正能量
在我看来，莫言的获奖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有助于中国文学重新检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核心价值。
回顾中国新文学自五四以来的百年发展过程，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整体陷入价值无序和混乱状态。在过去，文学发展尽管几经挫折，但五四时期奠定的对民主、科学、自由、进步、人权、平等、公正等现代知识谱系的仰承无疑是文学的核心价值，文学也基于此来关心社会人生，关心民间生存。莫言的创作正是以自己特殊的方式连接和诠释着这些核心价值。但上个世纪末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的权力体制主导下的畸形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金钱、权力、消费等多种因素愈来愈影响着文学的生产范式，大多数作家热衷于迎合市场，迎合消费；大多数读者也逐渐习惯在浅薄粗鄙的欲望消费中载沉载浮。莫言的获奖既是对莫言个人创作成绩的一种肯定，也是从关注民间、关注社会、关注人生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方面，对其固有的核心价值进行肯定。
关于莫言此次获得诺奖，有人质疑是个错误，说莫言生活中缺乏鲜明的政治立场，且身为作协副主席和体制靠得太近；这种论调未免偏颇。首先，毕竟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其次，对一个作家来说，他的最主要的发言方式是作品，他在作品中的价值立场和情感态度，才是政治性的最好说明。我们试举《生死疲劳》中的开头部分这段描写为例：
“西门闹，你还闹吗？”实话对你说，在那一瞬间，我确实动摇了。我焦干地趴在油汪里，身上发出肌肉爆裂的噼啪声。我知道自己忍受痛苦的能力已经到达极限，如果不屈服，不知道这些贪官污吏们还会用什么样的酷刑折磨我。但如果我就此屈服，前边那些酷刑，岂不是白白忍受了吗？我挣扎着仰起头——头颅似乎随时会从脖子处折断——往烛光里观望，看到阎王和他身边的判官们，脸上都汪着一层油滑的笑容。一股怒气，陡然从我心中升起。豁出去了，我想，宁愿在他们的石磨里被研成粉末，宁愿在他们的铁臼里被捣成肉酱，我也要喊叫：“冤枉！”我喷吐着腥膻的油星子喊叫：冤枉！想我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我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我自信平生没有干过亏心事。可是——我尖厉地嘶叫着——像我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竟被他们五花大绑着，推到桥头上，枪毙了……我不服，我冤枉，我请求你们放我回去，让我去当面问问那些人，我到底犯了什么罪？{5}
《生死疲劳》的这个细节描写，有些近似于蒲松龄《聊斋志异》中蒙受冤屈的席方平在阎罗殿遭受折磨的情景，涉及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国家权力对地主等农村有产者强制剥夺的历史。在迄今为止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仍没有对其合法性进行有其他说法的情况下，莫言这种以悲悯情怀审视历史事件、呼唤历史公正的方式，不也是一种博大深邃的政治表达吗？
注释：
{1}李建军：《武夷山交锋记》，《文学自由谈》2006年2期。
{2}李建军：《直议莫言与诺奖》，《文学报》2013年1月10日。
{3}李伯齐：《也谈齐鲁文化与齐鲁文化精神》，《管子学刊》1999年4期。
{4}莫言：《讲故事的人》，http：//wenku.baidu.com/view/be934b7
df46527d3240ce08d.html
{5}莫言：《生死疲劳》，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