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傅国涌先生的《知识分子群体高度分化》（原载《同舟共进》杂志）一文中，看到“知识分子的宠物化”这个词语，觉得有些新意，细看全文才知所说的“宠物化”应该称之为“动物化”。文章只是说知识分子“对物质的膜拜远远超过了对精神世界的关注”。作者援引了哈维尔的话：这属于蔬菜、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与“遥远而深邃的星空”无关。
傅国涌将知识分子分为“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并认为“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与人类的道义责任紧密相连”。然而，在他列举的教师、医生、作家、律师、工程师、技术人员、科学研究者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中，哪些属于“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哪些属于“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恐怕不大说得清楚。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因为受到较好的教育，不论学的是什么专业，从事的是什么工作，都应该“与人类的道义责任紧密相连”。
民间曾有过一个流传很广且略带贬意的称谓，叫做“花瓶”。谁都知道，花瓶是用来插花的，摆在那边很好看，可以用来装饰门面，也可以用来点缀喜庆的气氛。但花瓶没有自己的耳目，没有自己的嘴巴，没有自己的手脚，更没有自己的大脑，只能任人摆布，发挥不了任何主观能动作用。富有幽默感的黎民百姓，称某些被明确赋予参政议政和权力监督责任的知识界人士为“花瓶”，其寓意是很明白的。当然，这个词讽刺的不仅是那些“花瓶”，他们只是因为有前车之鉴而变得安分守己以求自保而已，“花瓶”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其实还包含着相当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原因。
有这种“花瓶”在前，对于“宠物”，我就有些先入为主的理解。“宠物”与“花瓶”是有联系的。换言之，“宠物”由“花瓶”发展而来。“花瓶”之为“花瓶”，至少有一条是为“宠物”所继承了的，就是对于那些有权有势一言九鼎的人，不会碍手碍脚，倒是赏心悦目，所以能在那种场合摆下去。“宠物”与“花瓶”又大为不同，最主要的一条，是“宠物”富有主观能动性，这恰恰是“花瓶”所没有的――“宠物”能向主人摇尾巴，“花瓶”不会；“宠物”能朝着主人“汪汪”（或“咪咪”）地叫，“花瓶”也不会；“宠物”会扑在主人的怀里撒娇，甚至还会与主人一起上床，“花瓶”更不会。如此这般，“宠物”较之于“花瓶”，也就平添了诸多功利性，“宠物”所图的不仅是明哲保身，它们以获取权势人物的宠幸为最大的荣耀。邀宠唯恐不及，谈何谏诤与监督！“人类的道义责任”早被抛至九霄云外去了。
包括被称为“高级动物”的人在内，任何动物，首先都有物质的需要，都“属于蔬菜、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这是无可厚非的。“宠物”之不同，在于它们不是以自力而是以“邀宠”来满足这种物质的需要，支撑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它们的吃穿住行以及游乐、医疗等等，也就为别的动物望尘莫及。“以做‘宠物’为荣，处处炫耀、显摆自己的‘宠物’身份”的某些知识分子，同样也有这样的特点。他们“炫耀”和“显摆”的却不只是房子、车子等“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表现在级别与头衔的政治待遇。因此，他们也就格外关注政坛明星与政坛格局的哪怕是相当微妙的变化，并非就像哈维尔所说的与“遥远而深邃的星空”无关。
在中国的官场之中，历来就有谏臣与弄臣。谏臣大概类似于“与人类的道义责任紧密相连”的知识分子，弄臣恐怕就类似于“宠物化”的知识分子。当然，这都只是“类似”，不能画等号，而且谏臣与弄臣之间，也无绝对的界线。21世纪的人们普遍以政治文明与政治民主作为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与人类的道义责任紧密相连”的知识分子和“宠物化”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之对比以及彼此之间的消长，也就成了对于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成效之考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花瓶”而进位“宠物”，便不是什么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