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柏杨先生说，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除刘秀、赵匡胤外，没有不诛杀功臣的。对此，笔者半信半疑，皇帝都是这种玩意儿，难道只有这两个好东西？后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孙立群，在央视“百家讲坛”上也说，不杀功臣者，只有刘秀和赵匡胤。
笔者又想，被人们美化为“圣君”、“明君”，又是“纳谏”榜样的李世民当皇帝后，又杀过哪个功臣？
此时，恰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蒙曼女士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武则天》。她说，李世民嫌接班人李治，也就是那个和武则天“乱伦”的家伙太“仁弱”，怕将来坐不稳江山，于是杀了一批估计将来会不听指挥的大臣。可谁又想得到，就是这个“仁弱”的李治，当上皇帝后，居然也那么不是东西，为了集大权于一身，杀起功臣来，和老爹李世民相比，居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了30年宰相、又是李治的亲舅舅，顾命大臣、百官之首的长孙无忌，不是被自己的外甥李治活活地逼得自杀了吗？“仁弱”皇帝尚且如此，倘若他的性格“阳刚”，又该如何呢？
杀功臣最多的是朱元璋，冠军的帽子应扣在朱皇帝头上。刘秀、赵匡胤，虽然没有杀功臣，但对功臣们也是疑神疑鬼。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二位采取的是“夺权”办法，让功臣们乖乖地交出军政大权，告老还乡，好吃好喝地“养”起来。让他们“全身而退”，这是多大的“仁慈”啊！
在漫长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上，老皇帝“晏驾”了，新皇帝“登基”了；一个王朝灭亡了，另一个王朝建立了，可是惨杀功臣的悲剧，为什么不停地一出又一出地上演？这许许多多的“万岁爷”，性格迥异，或无赖，或仁慈，或宽厚，或狡诈，但杀起功臣来，却一个个眉头不皱手不软，全都是面不改色心不跳。
这许许多多的皇帝，难道都是缺少仁慈之心吗？难道全是金銮殿上那把至高无上的唯一的一把“龙椅”，让“万岁爷”变得心狠手辣吗？
这就不能不谈谈人性之复杂。孟子说，“人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荀子说，“人性本恶”。欧美人则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人身上既有神性，又有兽性。神性就是善，兽性就是恶。人是神与兽、善与恶的对立统一体。”制度好，可以使人向善，制度有问题，可以使人作恶。皇帝是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天下、江山，都是皇帝佬的家天下，“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他要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把天下一代一代传下去，那些他“估计”可能有“不忠”思想的大臣，就想当然地成了传承江山的绊脚石，一定要杀之而后快。
那么，又有疑问产生了。苏联的斯大林时期，可不是封建社会呀，为什么他也要对那些“功劳”等身的人物大开杀戒？在斯大林“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指导下，“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在苏联长期肆虐，酿成了无数冤案。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一场大规模镇压和清洗‘特务’、‘暗害分子’、‘间谍’等‘人民的敌人’的运动席卷整个苏联。列宁的许多亲密战友，党和国家大多数优秀领导人……众多科学家，成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无辜牺牲品”（见《斯大林政治评传》第52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这不就说明斯大林的性格残忍吗？
那么，阿尔巴尼亚的“一把手”霍查先生，是否也是性格有问题？在他74岁时，“共过事的领导已所剩无几，反对派被清洗干净”，他的被称为“最亲密的同事”、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最后也成了“阿尔巴尼亚的叛徒和最危险的敌人”（《苏联东欧的问题》1983年第2期）。还有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他们的双手，都有自己“同志”的血。
和封建帝王一样，窃以为，不能仅仅归罪于斯大林、霍查等人的性格和品质，也得从制度上找原因。美国宪法，是一部很严酷的宪法，在对美国各级官员，包括总统先生 “授权”的同时，也要进行“限政”，“要把他（总统）的双手捆到背后”，“要防官如防贼”。因为他们有权，若不“小心防范”，“一旦肆虐，比谁都恐怖”（见《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一书，易中天著，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而苏联和东欧的制度，缺少的正是对权力的制约和限制。一旦你登上权力的高峰，便立马成了真理的化身、英明的化身、十全十美的化身、绝对正确的化身，一切生杀予夺的权力，统统集中在一人之手。对这样高大、权威、不会犯错误的“神”，谁还敢监督、制约？再加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是终身制，即使到了弥留之际，权力也不会交给别人。对这样“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的领导人，除了歌功颂德，还得歌功颂德。即使送给你十万个“胆子”，你敢说一句 “防官如防贼”吗？国家的一切都是一人说了算，什么悲惨的事、荒唐的事不会发生呢？
我佩服邓小平的见解：制度好，坏人干不成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这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理名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