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年轮作文_在文学的年轮中成长

  一、清理经验之后的出发      用代际来划分作家群体早已被证明是不合适的方法,首先遭致作家的反感:“一个时代就这样被粗暴地界定了。‘70年代出生’,就是酷,作秀,糜烂。几个年轻的女作家成为这个时代最初的代言人,……更多的‘70年代出生’被掩埋在这面旗帜底下。”关于代、代际、代群确实话题纷纭,不妨就从疑窦丛生的地方说起。
  去年有批评家为“70后”唱挽歌:“最尴尬的是‘新生代’后面的那批‘70后’作家,他们的处境极其艰难。他们出生在‘文革’晚期,受教育于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的时候还赶上了‘人文精神’的尾巴。与此同时,教室外早就响起了阵阵吆喝,炒股的、卖假文物的、做广告的、假唱的、装嫩的。他们端着理想主义这碗残羹剩饭,眼睛盯着酒肆茶楼的精彩世界;他们既没有享受过80年代的精神大餐,也没有尽情享受90年代的丰盛的物质。他们是精神和物质、红色文化和黄色文化夹缝中的一代。他们一条腿踩在书斋的沉思默想里,一条腿踩在市场的躁动不安中。”挽歌受到质疑,但这一描述在“70后”群体中有很普遍的认同感。但瞻前顾后仔细想想,几乎每代人都有这样类似的论调,或者高扬这一群体独树一帜的气质,或者慨叹时运不济生不逢时,还没出人头地,后来者已经推前浪……也就是说,每一代都会形成一个关于“自我”的独特性的表述。
  这个时候如果听到下面这样的一声断喝,大概会紧张不安起来:“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鲁迅:《写在(坟)后面》)也就是说,每一代人自有其优势,每一代人也都面临具体的困难,“在进化的链子上”实在没必要夸张独特性,尤其当这一关于独特性的表述或多或少编织出群体性自恋倾向的时候。其实《旧约・传道书》早就揭穿底子般地告诫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必无新事。”这实在让人丧气,特别对文学而言,它原本应该关注个人经验、逃逸出普遍范畴的独特性。不过,在个人经验的虚构与真实、记忆与写作之间建立起诚实的省察性、反思性关系,未必不能对当代文学的写作提供助益。关于“省察”与“反思”的意义,哲学家诺奇克有这样一番认定:“人生的活动因为省察而变得充实,……当人生的活动渗透着高度反思的结果时,其品质就出现了变化。……当我们用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想法来指导生活时,我们所过的就会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他人的生活。”
  魏微曾有过这样的追问:
  现在和从前有什么不一样么?
  我们都知道是一样的。在这个大同的世界,有些东西是亘古不变的,千百年来早就被证明的了70年代实在再微小不过了,――所有年代都是微小的。……
  任何人都想证明,他所处的年代是迥异于别人的,有个性才华横溢。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呢?每个年代的产生都是有背景的,绝自动地出现在那里了,……他们抬手做什么、张嘴说什么,根本不用我想,皆纷至沓采了!……在《纸醉》里,我其实并不是单单写了开音、剪纸及那无疾而终的情分,另外还有一个主角的,甚或是唯一的主角:东坝,那里,温柔敦厚、圆通自足,人们有礼相亲……
  事实已经证明:年轻作家在写经验移!累的过程中,一旦寻找到其来有自、可以“作底子”的原在世界,则佳作“纷至沓来”,比如魏微之于“微湖闸”、鲁敏之于“东坝”、薛舒之于“刘湾”……
  与此相关的是,她们开始尝试代与代之间的沟通。乔叶新作《最慢的是活着》《(收获》2008年第3期)在一代人因冲决般的写作惯性而导致的巨大裂隙间,缝织起细密的情感丝线:“我的祖母已经远去。可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我和她的真正间距从来就不是太宽。无论年龄,还是生死。如一条河,我在此,她在被,我们构成了河的两岸。……我的新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她的陈颜。我必须在她的根里成长,她必须在我的身体里复现,如同我和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和我孩子的孩子,所有人的孩子和所有人孩子的孩子。”乔叶将生物学意义上直线前进般的新陈代谢,置换为温情脉脉的往复回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提携、眷顾、对话与感念)。更早的时候,魏微就试图在小说中“引入一个理想的父康,虽然难免概念化而面目扑朔,却让冷峻漂浮的叙事有了暖意与根基,久违的亲情、血缘也随之从迷离混乱的文本中挣扎出来”。在代际间进行截断式的处理,趋于极端就是“弑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足我们进行文学主题分析时津津乐道的话题,它往往不惜以贬抑甚至丑化上一代人来凸现、夸张自己这一代人的经验,在根本上,它指向一种“断裂”式的“自我”的出场方式:极力抹去和掩饰自身的血缘所史和现实特征而以“崭新”的面貌横空出世,但这种出场往往充满着焦虑、虚弱,甚至伪化。在《何谓文学本身》一文中,蔡翔先生记述了如下一则经历:
  1999年,我在主持《上海文学》日常工作时,曾经在刊物上开设了一个名为“城市地图”的栏目,当初为这个栏目撰稿的作家年龄许多都在四十五岁左右。也许是受其个人经历、家庭出身和社会背景的影响,这些作家所描写的对象大都集中在城市的北部,提供的是一个历史的、底层的上海。大概在一年多以后,一批更年轻的作家开始出现,也就在这个时候,淮海路,南京路、徐家汇等等所谓的“高尚地区”在这些作家的笔下频频出现,而其所提供的场景、人物、情节等等也时有雷同之处这些作家未必都生活在这些区域,而其个人记忆也未必能由这些生活概括……
  这里所谓“一批更年轻的作家”与“70后”大致重合,在他们笔下,环绕着“淮海路、南京路、徐家汇等等所谓的‘高尚地区’”的“这些生活”是最最要的创作资源,而“个人记忆”只有有助于铺垫或渲染“这些生活”时,才会被引入小说加以有限度的展现;否则,干脆只字不提,不让成长在身上留下任何烙印这已然成为记忆与写作的强迫症,它必须强调某一方面而对另一方面加以掩饰,所有的删减、强化、修饰与政写,分明都服务于“这些生活”,汇入上文提及的“社会总体想象”中。
  海德格尔将时间现象概括为“将来、曾在与此在”,文学现象的时间指涉显然应该三维共存。粉饰或截断纵向联系,这种叙事观创作出来的小说空间必然是逼仄而欠丰富的,因为没有历史回溯的余地。所以魏微意识到这样写作的苍白无力而说出“写作必须要真诚,写作要有自己的‘生命轨迹’”,而薛舒用反省的笔触戳穿了自我成长的主观断代意识的虚伪,这里我指的是中篇《阳光下的呼喊》(《上海文学》2007年第11期),小说末尾“我”要上远方读大学 ,这个时候,“我知道,我再也小会去追踪我用幻想虚构的祖辈历史了。……我承认,我的祖籍,不是空穴来风。那里头的继承性,层峦叠嶂的,说起来恐怕要让人头疼,
  真是让人头疼的,每每听到人们对自己 时代的论证,那里头的优越感,自私,不负责任,如果不是因为无聊,大约也是太天真幼稚,近乎孩子气吧?
  这样的一番省思与自觉对于她的小说会提供什么样的意义?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魏微写了一个短篇《石头的暑假》(《收获》2003年第3期)。20年前石头是“我们这条街上最俊朗的男孩子”,可就是逸令“又安静又腼腆”、看见女孩子“也会脸红”的17岁男孩在一年暑假的末梢,强奸了来小镇暂住的8岁女孩夏雪,那一刹那,“石头终于听到了他找寻已久的尖叫声,那是由他自己发出的,在他身体里藏了很久,折磨得他快要疯了”……无法解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冲动。石头说这是因为尖叫,那一声声在小巷里回旋的锐利、凄楚的尖叫搅得石头寝食难安,甚至穿越了20年的时空间隔,仍然在一刹那唤醒了石头心中无法缓释的躁动。“尖叫”是一个在“70后”作家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按照惯常的解释,它往往隐喻着与人类原欲相纠缠的冲动,或者是对某种日常秩序的反抗……在一篇类似创作谈的小说中,魏微写道:“我们在自己的笔下和异性谈恋爱,窃窃私语 我们在自己的笔尖底下跳摇摆舞,尖叫,做各种怪异动作,活蹦乱跳又快乐不已。……性成了一种支柱,甚至不能不写。”这本来是小说里的人物描述自己先前的文学习作,但在那些年里很多“70后”女作家的笔下都可以得到反复验证,同时这成为了魏微反思的起点:写作题材在受到一段时间内市场轰动效应的刺激后,往往会成为某种本质性的规定,具体地说,要“论证”“现在和从前”相比较的“不一样”,以及自我“迥异于别人”的“个性才华横溢”,就必须迷恋、认同这样一种“尖叫”。这个时候,由“尖叫”所表达的代际独特性,到底是成就了独特,还是画地为牢般封闭了个体生存原该所有的丰富可能。被“尖叫”编派出来的隐喻,其实不过是一种姿态,像膨胀的泡沫一般。魏微想同这种姿态开个玩笑,于是别有用心的在小说末尾揭穿了20年前的“尖叫”并不是来自夏雪,而是另一个女孩――“我”发出的唿哨,那让石头深受折磨的缘由根本就是张冠李戴,“可是石头不知道,石头怎么会知道呢”?不光石头不知道,大批“不谙世事”的年轻作家同样不知道。
  “跳摇摆舞,尖叫,做符种怪异动作”,以及酒吧、俱乐部、豪华公寓、星级饭店、高尔夫球馆等自以为和独特经验相关的、大量自恋性的细节,“其实是社会总体想象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总体想象指向域外、接轨、全球化,指向俗所说的‘现代’,对于自身的现实,已经不是不满因而要改变它,而是,根本就不想认识自身的现实而渴望用另外一种全新的现实来整个地替代它。”那么反过来说,清理代际经验后获得起点,反省、脱离以“性”、以“跳摇摆舞,尖叫,做各种怪异动作”为“支柱”、“甚至不能不写”的被强制状态,就同时意味着重新打开视野,发现生命的履历,置身于此时此地的生活:
  我想记述的是那些沉淀在时间深处的日常生活,它们是那样的生动活泼,它们具有某种强大的真实……它们曾经和什么共浮沉,生命消亡了,它们脱离了出来,附身于新的生命,重新开始。
  这几年,可能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回乡让我魂魄有动,我对乡土的传统情怀越来越珍重了,那来自苏北平原的贫瘠、圆通、谦卑、悲悯,那么弱小又那么宽走,如影随形,让我无法摆脱……每念及此,似有所悟,再经选材取舍、腹中春秋,便有了今年的《颠倒的时光》《逝者的恩泽》《思无邪》《风月剪》等一批具有传统风味的小说,寄托了我心目中“温柔敦厚”的乡土情怀。
  写一个哑女,写剪纸,写内敛的旧式情感,与我的经验而言,其实是不足的,但我不怕,我知道,只要有了东坝作底子,开音就会就是长江对岸的苏北,我的先祖,是农民,贫穷、荒蛮,而且,从来就是。“这番感悟的意义并不在于父母/故乡与传统/历史的相互叠加、指涉而产生的归趋力,而在于对“自我”的一种落地生根般的安放,这也就是上文引述诺齐克所说的,“当人生的活动渗透着”省察与反思时,“我们所过的就会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作家》杂志最近推出“《作家》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十周年纪念专辑”,在速成速朽的今天,经受住十年时间的淘洗,也并不容易。其中一位作家在文章里记下她过目难忘的两段话:“我不断劝告那些跟我学编剧和导演的年轻人,必须去审视他们自己的生活。不为写书或剧本,而是为他们自己。我常对他们说,试着想想你的生活中发生了些什么重要的事情使得你会坐在这里,在这张椅子上,在今天,在这么多人中间,发生了什么?到底是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你必须知道这些。这是起点。”“我试图领悟是什么把我带到了人生的这个点上,因为没有这种真诚、彻底及无情的分析,就没有故事可讲。如果你不懂自己的生活,那我想你也不会明白故事中那些人物的生活,不会明白别人的生活……”,两段话来自著名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上文中所谓省察与反思,庶几相当于这里“真诚、彻底及无情的分析”,它们共同指向领悟“是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懂得“自己的生活”……在清理好自身经验之后,终于择出了真正的出发点。
  
  二、“老实走路”的专业精神
  
  在新近的一次访谈中,魏微说了一段有趣的话,在将自己的创作与“创造了一种特立独行的风格,很自由,很奔放”的作家相比较之后,她坦言:“我不是这一类的作家,但我也不遗憾,我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去写生活,写时代,写人……好比在我们的文学传统里,她们是大胆的越轨者,我是平庸的守成人;你画个圈给我,我就在这圈里走路,一般不会越雷池。”这几乎就是在回应她十年前说的“回过头来,老实地走路”。姿态够低的,甚至显得保守,但我觉得里面有值得称道的品质。这并不是说现实主义是文学的唯一原则,也不是说在传统面前只能墨守陈规,而是说魏微在种种乱花迷眼的文学时尚面前有自己的艺术操守,而正是这种艺术操守中往往含藏着基本功与专业精神。
  不妨引入鲁迅的意见作个参证。众所周知,鲁迅具备极高的美术鉴赏力,尤其对木刻艺术的见解往往度越流俗。在书信中他曾委婉地批评当时的一批青年美术家:“好大喜功,喜看‘未来派’‘立方派’作品,而不肯作正正经经的画,刻苦用功。人面必歪,脸色多绿,然不能作一不歪之人面,……譬之孩子,就是只能翻筋斗而不能跨正步。”又说:“中国艺术家,一向喜欢介绍欧洲十九世纪末之怪画,一怪,即便于胡为,于是畸形怪相,遂弥漫于画苑。……我这回之印《引玉集》,大半是在供此派诸公之参考的,其中多少认真,精密,那有仗着‘天才’,一挥而就的作品……”他每每建议青年美术家“先要学好素描”,“开手之际,似以取法于工细平稳者为佳耳”。
  在“70后”的创作群体中,这里谈论的几位往往显得不那么“先锋”,其实,那些潮流之中的文字表演往往是夸张的技术操作 与僵硬的观念比附,稍有不慎,即变成“胡为”、“畸形怪相”,“只能翻筋斗而不能跨正步”。“正步”是基本功却素来为自命“天才”者所遗忘、不屑。鲁迅所谓“作正正经经的画,刻苦用功”与魏微说的“老老实实地去写”大致是一个意思,都追求以诚笃之心性、切实之功夫来淬炼“认真,精密”的能力。以鲁敏为例,识者都称赞她具备小说家的专业精神,对笔下涉及的各项专业知识,俨然行家里手:摄影技艺(《取景器》)、大棚蔬菜种植技术(《颠倒的时光》)、服装剪裁(《风月剪》)、民间剪纸工艺(《纸醉》)……每于细微处见出严谨。所谓小说家的专业精神,借上面鲁迅的话说,首先是“认真精密”的观察与“工细平稳”的笔力,二者能够在小说行文间完美呈现。在新作《离歌》(《钟山》2008年第3期)中,鲁敏写了这么一段:
  秋天非常慢地来了,小河里开始铺起一层枯叶枯枝,还有掉下来的野浆果子,三爷有时划船经过,捞一些上来,已被小鸟啄得满是小洞,洗洗咬开一吃,酸得真甜。……日子里的许多好处,他都喜欢这样小气而慢慢地受用,因他知道,这日子,不是自己的,而是上天的,他赐你一日便是一日,要好好过……他有时想把这感悟跟旁人说一说,却又觉得,说出来便不好,也是叫大家都不得劲了。
  不过,就算他什么也不说,从夏到秋,还是出门了不少趟――老牛倌被人发现死在牛棚里。张家老大,因为欠债,竟不声不响死去了。宋裁缝的老母亲,大暑第二天,嚷着热嚷着头昏就过去了。
  那河水倒还好好地丰满着,瘦都没瘦。这一段写三爷食浆果而体悟“天命”,“他赐你一日便是一日,要好好过”,这是天的给养与人的感念;但同时,“从夏到秋”,老人相继离去,“河水倒还好好地丰满着”,日月经天,兀自循环,又哪管生命的逝去……这一段从容写尽自然与人事的参差,意蕴深厚离不开用词的精准妥帖,尤其那最后一句,已然把捉到李清照“如梦令”的余韵。
  再比如乔叶《最慢的是活着》写结婚时向老人行礼:
  我们鞠下躬去。在低头的一瞬间,我看见她们的脚一尤其是奶奶的脚。她穿着家常的黑布鞋,白袜子,鞋面上还落了一些瓜子皮的碎末儿。这一刻,她的双脚似乎在微微地颤抖着,仿佛有一种什么巨大的东西压在她的身上,让她坐也不能坐稳。
  刹那间两代人心灵的沟通跃然纸上,“认真精密”的观察与“老老实实”地写,就能捕捉到这样绽放出巨大情感冲击力的瞬间。
  在2007年这一年里,一批“70后”作家贡献出了优秀而沉甸甸的作品,今天看来,在这群作家中真正成熟的,与当年炫目的美女作家相比往往显得低调,甚至自觉远离媒体视线,在文学的年轮中默默成长,在积累、沉淀之后给人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感觉。春来草自青,对于这批作家来说,也许收获的季节刚刚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