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切腹”看中日两国生死观|切腹仪式

  生与死是生命的自然变化,也是人类永恒不变的话题。然而对生和死的看法,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往往会有不同的态度和结论。      一、“切腹”   
  一提到“切腹”,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日本这个国家。“切腹”可以说是日本特有的自杀形式。在外国人的眼中,剖腹自杀这种行为有股暴力和疯狂的味道,但是在日本,这种行为是受到较高评价的。
  所谓“切腹”,就是以自杀为目的,用匕首把自己的腹部亲手剖开,再由助手把头颅切断。在日本战国时代,“切腹”是一种刑罚制度。到江户时代,成为武士社会中执行死刑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根据自己的意志了结自己生命的名誉之刑。直到1973年被从刑罚中去除。在外国人看开,“切腹”可算是一种残忍至极的自残方式,切开腹部,割断头颅,血花飞溅,凄惨至极。可在日本人看来,这却是一种壮烈的、值得尊敬的行为。从日本人对“切腹”的想法可以看出对死亡的美化。
  一般认为,“切腹”与日本的武士道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自古以来,武士们通过“切腹”这种方式表达对君主的忠诚。或者在犯下重大过失的时候,通过“切腹”这种行为承担责任,保持名誉。在日本,“切腹”被认为是非常严肃和庄重的事。也可以说是一种光荣的死亡。摧残自己的身体,凄惨壮烈的“切腹”都被认为是一种充满气魄和美感的行为。而且,承受的痛苦越剧烈,美也越强烈。美感的来源是通过惨烈的死亡所表达出来的强大精神。
  
  二、乃木希典的殉死和三岛由纪夫的切腹
  
  在日本,切腹的例子可谓数不胜数,在这里,我们来看看著名的乃木大将的殉死和三岛由纪夫的切腹。
  (一)乃木希典的殉死
  乃木希典是日本长州的藩士,武士道精神在他的整个成长环境中影响很深。在日俄战争期间作为第三司令官攻打旅顺,旗下的官兵大多战死。在日本国内批判他的声音高涨,指责他是无能无谋的将军,只会让年轻人无意义地去送死。甚至被当作国家民族的罪人。
  对乃木希典的死,五十岚昌行在《日本文化论教程》中是这样描述的:
  “1912年,明治45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因心脏麻痹逝世。在第47天的9月13日下午,乃木冷静地实施了他精心计划安排的殉死计划。晚上8点,在天皇的灵柩车离开殡宫后,他穿上陆军大将的军装,写下辞世的和歌及遗言,用锐利的短刀三度切向下腹部,接着仔细地扣上了钮扣。随后,把刀向上,刀柄置于膝盖之间,俯下身去,刀贯穿了他的颈部,截断颈动脉而亡。”
  这个事件给日本人带来相当大的震撼。日本的民众以及报纸的大多数都为乃木的“切腹”所感动,称赞他的勇气,认为这是对明治天皇表达忠诚的崇高行为。乃木通过“切腹”这一壮绝的死亡形式,弥补了他的大量过失,让过去耻辱的岁月得到宽恕。甚至一跃成为英雄式的人物,得到了大众的尊敬。
  (二)三岛由纪夫的切腹
  另一个例子是日本有名的小说家三岛由纪夫的切腹。中国的读者对他《假面的告白》《金阁寺》等作品并不陌生。他的死亡也极具传奇色彩。关于他的死亡,有下面这样一段描述:“他脱掉长靴,解开上衣的扣子,坐在床上,用锐利的短刀刺向自己的腹部,并向右一字划开。被选作助手的森田,一刀挥下,却没能达到目的。一位身材比他高大的盾之会成员拿起军刀,正确用力之下,在第三刀时,把头颅与身体分离。”
  他的死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对他切腹的理由,有疯狂、美学、才能的枯竭等各种猜测,但他作为一名极具日本传统特色的杰出作家的地位也得到了公众的认可。我想三岛之所以选择“切腹”这种众所周知的自杀方式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希望以此与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不管三岛选择自杀的原因是疯狂或者是才能枯竭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可以肯定地是,他选择了“切腹”这种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属于英雄式的死亡方法。
  
  三、日本人的感性主义生死观
  
  接触过日本文学史的人会发现,虽然未必如“切腹”般激烈,日本作家中选择以自杀的方式了结自己生命的例子可谓屡见不鲜。比较知名的有芥川龙之介、太宰治、川端康成等。他们到底有什么烦恼呢。即使是有什么困扰,这些极富盛名甚至在国际上得过多项大奖的作家,为什么会做出自杀这种弱者逃避的行为呢?中国的读者往往会有这样的疑惑。对知名作家的自杀事件,我曾经问过好几个日本朋友“你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一种弱者的逃避吗?”得到的回答大体上是“不,他们都是伟大的人”“他们是强大的人”等,从这些回答中,我们能看到对待自杀这一行为的宽大态度。
  虽说自杀并不是日本特有的行为。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日本也算得上是自杀率很高的国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日本当代社会,被各种烦恼困扰而无法自拔,最终选择自杀的人并不少。有趣的是在美国人对谋杀事件津津乐道的时候,日本人也对自杀事件持有着特殊的感情。
  就如同从“切腹”中看到壮烈一样,日本人可以说对自杀抱持着一种宽大的态度,这是他们“从死亡中永生”这一独特的生死观念造成的。在江户时代中期关于武士道的书籍《叶隐闻书》中提到“武士道といふは死ぬことと�つけたり”(死亡也即是武士道)。在这里,体现出一种思想,贯彻死亡是跟完全的永生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武士们通过“切腹”来终结生命就不难理解了吧,“切腹”这一行为贯穿着日本固有的“以死为生”的生死观。日本的自杀现象不少。究其原因,是通过“以死为生”的自杀,当作是对自体的一种洗礼,并不被看成是一种负面的行为。这与把自杀看作是禁忌的生死观是有很大不同的。“死”对于日本人来说并不是终点,只是认为人回归到了自然本体当中。死并不是生的断绝,而是回到了宇宙生命的怀抱。也即是说开始了新生。因此,才会给人一种日本人对死亡特别心胸宽广的印象。即使选择“切腹”这种惨烈的死亡方式也充满勇气,毫不畏惧。
  日本人能从自杀中感受到“壮烈”或者说“美”,可能是由于人在通过自身的意志选择死亡时所体现出来的赴死前的泰然和充满勇气的姿态。这种“美”是脱离现实的束缚回归自然的喜悦。对日本人来说,自杀这种行为自身就是一种美学。
  4、中国人的实用主义生死观
  我们不能说中国没有自杀现象。但是,当人们听到自杀事件的时候,中国人和日本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反应。
  一直以来,通过民间传说、文学作品、电影、电视等媒介,在中国,鬼、地域、阎王等形象可谓深入人心。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鲁迅的《祥林嫂》等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少中国人对这类形象的恐惧心理以及对“生”的强烈欲望。在中国的观念中,“生”是物质享受、获得利益、实现目标的基础和条件。与此相反,“死”则意味着上述的一切全部消失殆尽。“死”在中国人看来可以说是自然界最严厉的惩罚,生命才是一切的前提。因此,中国人对单纯为了终结生命的自杀行为并没有太高的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儒家的生死观可谓根深蒂固。正因为儒家文化是一种实用性和功利主义的文化,由此形成的生死观也是注重现实的、理性的、实用主义的生死观。因为生命的现实性与难再得,活着的人更加珍惜生命,拒绝“死”成为人们的强烈本能。在这种生死观的基础上,只有“舍身成仁”的“死”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死”。
  儒家学派的宗师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这里的“生”和“死”鲜明地和社会的功利性基础联系在一起。跟日本的生死观相比,这时候的“生”不是“死”的前提,而是“死”完全被“生”的意义所囊括。在儒家的生死观中,对“死”的关注仅限于“死之日民无德称焉”。也就是说,关键不是在“死”这件事本身,而是有没有“德”的存在。这种生死观提倡的是“杀身成仁”。正是在这种生死观的基础上,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们为了贯彻某种道义理念或实利性的目的舍身赴死。
  忧国忧民,抱石投入汨罗江的屈原;面对入侵,坚贞不屈,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千古绝唱的文天祥,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是个人的生命与国家人民的利益必须进行取舍的时候,毅然选择舍弃生命,杀身成仁。他们的死深受人们的尊敬。但是被称颂的原因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操和为理想奉献的精神。历史上的英雄们在选择死亡的瞬间,把死的价值寄托于死后的舆论评价以及自身的理想。也就是说死的价值存在于死后,存在于理想的追求以及实现的过程中。如果只是为了个人原因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评价往往不高。会被认为是弱者的逃避行为,评价极低。因此,可以说这种生死观是一种崇尚的、实利的、理性的、实用主义的生死观。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日两国生死观念的差异。日本人对“剖腹”这种现象抱持着一种宽容甚至是推崇的心态,不把死亡当作禁忌,以死为美,以死为生,强调生命对自然的回归,因而在日本存在的是一种注重自然的,感性的,带有审美意识的生死观。当然这种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本人“以死为美”的观念已发生了很大变 化,并提出了异议。而中国人推崇的是一种“杀身成仁”的死,看重个人对社会的意义和贡献,从而在中国存在的是一种重视现实的,理性的,实用主义生死观。可能这也是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的差异之一吧。
  
  (作者:系广西大学外语学院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