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上海, 还是上海的文化 北京是艺术家聚居、创作的首选地,上海的所谓艺术园区多数只是供游客参观、时尚发布和昂贵餐饮之地;电影、电视剧制作的中心也是在北京;南方的报纸和“芒果台们”气势汹汹;北京聚集着数百大小出版商,近年打榜畅销书多数也在北京制作,上海这边的两大出版集团在整合;如果说韩寒、郭敬明、余秋雨和经常在国外的六六是上海文学创作的代表,那也是说不过去的;当然还有去年以来突然火爆的周立波但上海真的需要这样一位“泡饭鱼翅”论的“油头小开”来树立榜样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上海最能拿得出手的是,这里活跃的海外演出市场而这其实也反衬出原创力的虚弱,用一位学者的话说,这是“文化在上海,而不是上海的文化”。
“上海最糟的时期就是封闭,因为作为移民城市最大的活力就是开放,就像美国一样。上海历史上较好的时期在1949年之前,因为全国的人才都来了,现在又开始慢慢恢复了。但是,我们能吸引到一流经济人才,就能吸引到一流的文化人才吗这是上海需要反思的,也是作为上海人痛心的地方。这里有体制的问题还有城市文化性的问题,1949年以后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另外一种文化体制,它有惯性,这个惯性就是,封闭、怕冒险、依赖权威等。”学者许纪霖接受采访时说。
回顾十多年前,伴随着从西方贩卖过来的“文化研究”热潮,以及从1990年代兴起的“上海怀旧”消费,“上海文化”研究也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吊诡的是,无论学界用多少“后现代”、“后殖民”、“革命”、“漫游者”等这些舶来术语去套上海开埠以来的历史和文化,流行到现在的还是以“新天地”等为代表的“怀旧消费”。
十多年前基本失败的上海文化研究,为何再次成为“同济人文工作坊”中部分学者的兴奋点也许是世博,也许是伴随这个国家过去十年成功经济飞跃而带来的文化地位诉求,也可能是在北京面前的文化失落感和文化上遥不可及的“纽巴伦”三大文化之都纽约、巴黎、伦敦。十年前的文化研究热,其实也是希冀从1930年代黄金时代的历史中寻求未来的文化历史资源,可当这条路被证明只成为资本主义消费市场上的商品时,我们又该从哪里寻求通往未来的文化资源学者们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当然,上海人尽管经历了1949年以后40多年的失落和边缘,内心的骄傲和对未来的自信却从未消却。
为什么在当下,上海文化与经济的发展会有如此的落差学者许纪霖说“一个城市最重要的财富是她的历史,最大的包袱也同样来自传统。” 一座城市的优点,从另一个角度看很可能也是缺点。上海是海纳百川之地,具有高度的向心力,其结果也可能是多元趋同,呈现出同质性趋向,不像北京和其他地方,多种生态并存。海纳百川走过一步,可能就是自我封闭和陶醉。
新的世纪走过10年,2010上海世博,这是不是一个契机,不仅使上海可以在经济上成为亚洲的“纽巴港”,更成为文化上的“纽巴伦” 怀旧是一种时髦的假象 上海的文化身份是如何建立的这是许多文化学者感兴趣的论题,学者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书中着力从文学、电影等方面解释上海文化身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建构过程,那么1949年前的革命因素呢建国60年以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地位呢学界基本上都认为“怀旧”是一种时髦的假象,是一种“后现代”和“后革命”时代的商业现象,一种文化消费。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系张英进教授日前在同济人文工作坊上说,上海文化身份作为符号,具有混杂性和兼容性,“作为文化符号,在清末民初上海集各种矛盾于一体,古今中外、城乡、地缘政治以及后来的性别讨论等等,正是矛盾一体的上海成为其活力的场域,其活力成为文化的转机。” 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系千野拓政教授则从日本视野来看待符号化的上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怎么看上海“首先,一百年来上海是日本了解中国的最好窗口,作为文化符号的上海,它是东西方交际的地方,是日本了解西方的窗口;第二个符号是‘魔都’的上海,也就是棚户区、工业区的上海。” 但令千野困惑的是,1949年以来的上海文化身份该用什么符号。从1990年代兴起的上海怀旧潮,试图从回忆1930年代来确定上海文化身份的合法性,但基本是失败的。“在1990年代的中国文化市场上,怀旧是一种时髦,它试图通过回到过去,创造一种物质文化气氛,从而克服幻想和影像的虚幻世界中的失落,追寻和重现上海曾有的崇高。”学者张旭东在批评的踪迹中曾撰文说。
谈到上海的文化身份,总是追溯到1949年之前,那么这60年呢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汤惟杰副教授认为,现在相对稳定的上海文化身份恰恰就是1949年以来确立的。“1949年前,上海无所谓身份问题,当时的文人都是客寓上海,基本不存在上海认同,很多人只是生活在上海。1949年以后有了相对固定的上海身份,比如户籍。社会主义在某些方面强化了上海文化物质方面特性,特别是在物质非常紧缺的年代。”同济大学张生教授也表示,“物质对上海人身份的确定有很大的作用。从1949年起,上海被改造成工人城市、工业城市,慢慢剔除了1949年前上海其他特质,它成为工业符号。把旧上海文化精神方面的东西嫁接到资产阶级文化上,剩下的只有物质性。”所以在两位学者看来,目前的上海文化身份的认同恰恰来自于1949年以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所以上海商报副总编辑陈季冰表示“最具上海身份认同的反而是社会主义时期出生成长的上海人。” 作家陈丹燕在1990年代创作了多部怀旧题材的作品,如上海的金枝玉叶等都成为畅销书,不过在她看来“上海对世界主义,或者说普世文明,或者说全球化的渴望,是真正发自内心的。”上海或者上海人又是如何接受西方现代性的呢李欧梵说“上海人对现代意识的接受,并不是先从思想上,好像有人登高一呼,然后群起响应,这是‘五四’的模式,它不是先从思想上,而是先从物质生活方面接受的。”所以许多研究上海文化和历史的学者也都认为,上海的文化身份在1949年之后不存在所谓的断档,相反上海在1949年之后相当长时间内制造业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其物质上的心理优越感比1949年前更甚。“不认为物质文明和消费文化有什么不好;上海文化之所以值得消费,正因为它是上海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中西‘混杂品’。虽然混杂,却是原味,因此‘怀旧’也成了一种情操和品位,甚至是一种道德价值。”李欧梵说。
记者许多学者对1949年前的上海人是否有自我身份认同持怀疑,因为在1949年前上海人可以称为“客寓”上海。
许纪霖1949年前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它的成员身份确实不太稳定,是全国的上海;1949年至1990年代初,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这在身份认同上有差别。1949年至1990年代初的半个世纪,上海人特指出生在上海、生长在上海、会讲上海话的一些人,没有新上海人注入。
上海的文化身份这样一种认同不是因为1949年以后的社会流动相对停滞才固定下来,1949年前也有上海人,他们如果是第二代移民会有强烈的上海身份认同,第一代就比较复杂,比如宁波商人,他们可能有双重认同,这样两种认同不冲突。
我在乎的不是在上海出生的那些人,这是天然的认同。我在意的,是新上海人。新上海人比较快地融入上海,这跟北京不同,北京的第一代移民很少能产生对北京的认同。在上海不一样,如果你保持原来的身份,拒绝融入,那会带来相当的不便,会受到无形压力。这也是上海文化中很强的海纳百川的能力,这是一种向心力。这种向心力来自哪里也许是来自那种自认为文明的认同,因为没有人会说自己不需要文明。这种认同价值有普适性,骨子里上海人把上海当作一个世界的都市。
记者上海人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北京人、广州人等其他城市的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许纪霖我的看法是,上海人的身份认同背后是文化的身份认同,比如上海人喜欢骂乡下人。乡下人对应的是城里人,城里人骂的对象不一定是农村来的,也可能是从其他城市来的,甚至包括北京。他自以为是文明人,是文明开化见过世面的。上海的确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文明洗礼的城市,而所谓文明的素质一方面是指讲究秩序、规范,第二个是见多识广,第三是品味方面的。这是一个综合性。
记者尽管上海人骄傲,但如今的文化中心是在北京,而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
许纪霖文化人要发展往往北漂,北京文化市场更大,包括上海人陈丹青也到北京发展而不是上海,显然他认为北京的发展空间更大。作为艺术家,在北京施展的空间确实比上海大。但陈丹青不会认为自己是北京人,他还是认同自己是上海人。我不得不说,虽然不少人特别是海归的文化人批评上海,但在他们骨子里非常爱上海。这种感情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的。
记者但在1949年前,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是旗鼓相当的,造成如今差距的原因有哪些 许纪霖上海文化认同主要还是在上海开埠后形成的。开埠以后,上海得风气之先,最先接受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化,塑造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上海。上海人过去很爱冒险,但现在的上海人身上的冒险精神不见了。
上海最糟的时期就是封闭,因为作为移民城市最大的活力就是开放,就像美国一样。历史上海较好的时期在1949年之前,因为全国的人才都来了,现在又开始慢慢恢复了。但是,我们能吸引到一流经济人才,但吸引不到一流的文化人才,他们都往北京走。这是上海需要反思的,也是作为上海人痛心的地方。这里有体制的问题还有城市文化性的问题,1949年以后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另外一种文化体制,它有惯性,这个惯性就是,封闭、怕冒险、依赖权威等等。
记者你对上海文化的未来有期许吗 许纪霖我们首先要有共识,就是这个传统是有问题的,然后慢慢花一代或两代人时间转换,如果连这个共识都没有,还沉溺于过去之中,什么都无从谈起。
记者在研讨会上,有学者认为上海的文化身份是1949年以后固定下来的,你持不同的意见。
张英进讲上海文化身份问题,还是要追溯到1949年以前,现在大家所认同的还是晚清民国一直到1940年代,大众文化和传媒等塑造了上海文化身份和文化符号。1949年前真正把自己认为上海人的文人不多,张爱玲算一个,茅盾鲁迅都是客寓上海,所以后来是把上海符号和张爱玲联系在一起。张爱玲是有身份感的,她把自己和上海身份联系起来,但这类人还是比较少的。他们客寓上海,面向还是中国。不过新感觉派等文人所描写的上海,对塑造上海人,增强上海身份认同,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记者在1990年代曾兴起过一股上海怀旧潮,你怎么看当时的“怀旧” 张英进1990年代末上海寻求回到民国时期,当然是指回到民国时期上海的国际性,这与当时的怀旧情绪有关,政府和学界也在为重新确定上海的国际性寻求文化资源,这个文化资源脉络就在民国。
这样一种带有怀旧情绪的回归造了一种神话,神话掩盖的部分就是“魔都”的形象,也就是劳工阶层所生活的上海。回归最后仅仅成了文化消费,现在上海要打造一个新的消费都市,消费城市都要认同小资以上中等消费,这样又把生存意义上的上海魔都去掉了。1990年代后,经济起飞,怀旧也可以被消费,比如石库门。
记者在会上,对1949年前形成的所谓上海文化身份是否延续到现在是有争议的,你的观点呢 张英进清末民初慢慢形成的上海文化身份其实是延续到现在的。从长期历史角度看,上海文化的一些因素潜移默化,经过社会主义依然保存至今,所以1990年代后上海人马上对这一传统有认同。哪怕社会主义时期,上海文化以另外一种形态表现出来,读王安忆的长恨歌就可看得出来。1949年前,上海的文化身份开始有所表述,虽然在新中国之后过了一个长期压抑过程,但这个表述在市民生活中依然存在,这个表述一开始的建构没有完成然后压抑,之后是重归或重构。这时重构的民国上海,成为一个消费符号,也暗合上海希望重新成为世界消费都市的期冀。民国上海是一个西化现代的城市;现在的上海,是中国其他城市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