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的史家，都爱用一个标准去衡量君王的好坏，即看这个君王，在“纳谏”的问题上，是从善如流，还是嫉善如仇。以此为准则，那个把忠言谏诤的比干剖了心的商纣王，被视为昏暴之君，而把爱批逆鳞的魏征比为一面好镜子的唐太宗，就被视为圣君明主。
按说，这样一个标准，应该没有什么大错，用来评论中国的帝王也基本准确，可是终究还有特例。朱元璋就是特例中最突出的一个。他“纳谏”有很经典的言行，让臣子感动得要命，但“拒谏”却又同样厉害，随时都会上演人头落地的惨剧。
从情理上讲，一个智力稍稍正常的君王，就会知道冒险进谏的臣下越多，对他的家天下就越有利。朱元璋的智商肯定在正常之上，他也知道以纳谏而兴、拒谏而亡的前代君主们太多，所以，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表示，热诚欢迎臣民们直陈己过，以明自己之得失。为了鼓励直言之风，他甚至以一个大臣的名义，撰文批评自己，然后给这位大臣奖赏，作为直言者的表率。
朱元璋对纳谏的好处，理解得很深，表现在行动上，也不时会有从善如沆的佳话。仅洪武十八年，就有两个事例：一个是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今之国立大学的校长)等人，质疑朱元璋在边疆穷追残元势力是糜费国家财力，元璋“皆嘉纳之”；另一个是应试的考生，批评朱元璋杀人太多，痛言“天之生材有限”，“元璋嘉其直言”。著名才子解缙，有一个奏折批评朝纲的调子最高，朱元璋还说和他“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差点儿就让才子掉下泪来。
然而，另一方面朱元璋更有“拒谏”的狂暴。在胡惟庸还是丞相的时候，有人指责他是奸佞，朱元璋不容分说，立即把此人打入了大狱，而等到朱元璋要拿胡惟庸开刀的时候，他又反过来斥责臣下为什么不能洞烛其奸!御史王朴性情耿直。一日议事和朱元璋互不相让，元璋大怒，命戮之。某一年发生星变，传统观念认为这是老天示警，于是朱元璋下诏求直言。一个叫叶伯巨的人，响应其号召，殚精竭虑写下了一篇皇皇大文，认定“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是最要害的三个问题，必须改弦更张。朱元璋一看“分封太侈”，指的是他把自己多个儿子封为藩王的政策失当，简直是离间他们父子的感情，动摇其家天下的根基，当即暴跳如雷，“速逮来，吾手射之!”……
怎样看待朱元璋的一面“纳谏”又一面“拒谏”?如果说“纳谏”的朱元璋是好皇帝，那么“拒谏”时候的朱元璋呢?“拒谏”的朱元璋让我们害怕，“纳谏”的朱元璋难道就真的让我们兴奋莫名?
我常常想，一个皇帝，他天性残暴听不得批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其治下，这够让人恐惧的了。但这似乎还不是恐惧的极致，因为既然主子爱听好话，属下大量生产和奉献就是了，天生懂得自保的人们是一点儿也不缺乏这点基本智慧和人情世故的。然而如果不幸摊上另一类君王，他通常情况下爱听好话，但说不定何时又会宣告佞幸小人最为可恶，声称最喜欢逆耳忠言，我们又该如何?我冥思苦想也未想出一个万全之策，似乎注定只能在提心吊胆中惶惶度日。不论是运用常规思维还是奇思妙想，都不能预见自己的一句话一个举动会有怎样的后果，都无法预期统治者会送你鲜花还是陷阱，窃以为这种生存状态才是最让人恐惧的。这样的恐惧，就是一种“恩威莫测的恐惧”；这样的恐惧，也才是恐惧的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