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于应付各种资料和会议，不能静下心来干事。”“每天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
近期，人民网记者深入基层调研发现，在部分地区，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有所“回潮”，个别老问题出现反弹，一些新表现悄悄冒头，甚至出现“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令基层干部叫苦连连。
“疲于应付各种资料和会议，不能静下心来干事。”
“文山会海耗时耗力，还耽误工作开展。”
“每天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频繁又非必要的会议，让福建省某村党支部书记老文（化名）很是头疼。
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从中央到地方，多措并举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取得不错成效。据统计，2019年1月至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6.28万起，处理党员干部9.13万人。
进入2020年，中办印发《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要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紧盯老问题和新表现，全面检视、靶向治疗，加强源头治理和制度建设，进一步把广大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
近期，人民网记者深入基层调研发现，在部分地区，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有所“回潮”，个别老问题出现反弹，一些新表现悄悄冒头，甚至出现“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与中央“为基层减负”的要求背道而驰。
“去年觉得文山会海有所减少，现在感觉有点反弹。疫情防控期间，最多1周开了10场会。”老文说。
“一天要跑4个会，最晚能开到凌晨1点”
老文工作的村子是侨乡，春节期间本来返乡村民就多，加上今年遭遇新冠肺炎疫情，村里10余名干部主动放弃假期，连续奋战在疫情防控阻击第一线。
“大家白天入户排查情况、宣传防疫政策，还得抽时间应付各种会议。”老文透露，“有的只是几分钟的传达会议，用电话或者材料就能通知到位。”
同样陷入“会海”的还有江西省某县的一名村党支部书记梅林（化名）。“多的一天要跑4个会，最晚能开到凌晨1点。”梅林掰着指头数了数，无奈地笑着说，“这周很庆幸，只开了3个会。”
“村里几乎都是脱产干部，天天疲于应付会议。”梅林说，有时很多会议只是层层传达上级精神，然后拍个照以示传达到位。
“我手里同时有20多个表格要填”
“刚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实质项目还没落地，就要一堆汇报材料。”某银行福建分行职员对报送“材料”的苦恼，也引起了贵州扶贫干部吴芳（化名）的共鸣。
来自贵州的吴芳，2019年起驻村负责5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工作。回想近两年的工作，吴芳说，驻村扶贫工作不易，天天翻山越岭往返于不同贫困户之间，为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帮助他们脱贫致富。但最让人头疼的却是在应付各项检查中，需要反复整理、填写、修改各种资料和表格。
同一内容的资料，有时由于报送的部门、渠道、上级领导不同，要求也不一样。“最多的时候，我手里同时有20多个表格要填。有一个表，因为不同要求反复修改，弄了大半年。”
如果遇到过于重视迎检资料的领导，可能出现以资料多寡、“痕迹”是否明显来定绩效的情况，基层干部就不得不加班加点找资料，熬更守夜补台账。
“为应付检查而停产的次数已经数不清了”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日常工作本就繁琐，一旦遇上不接地气的工作部署，就更难操作。
老陈（化名）是内蒙古一家国企的老员工，他所在单位的卫生、环保、排放等各方面都符合国家标准。可一遇到上级来检查，仍会被要求停产。“我在这个厂子待了很多年，为应付检查而停产的次数已经数不清了。”老陈说，这不仅耽误公司生产，也会对原料造成损耗。但以后再遇到类似的停产要求，他们估计还是得停。
7月份，江西省某县围绕开展集中整治“肠梗阻”问题专项行动，要求各县直单位反馈自查自纠材料，包括查思想、查办事效率、查依法行政等十个方面，需写清楚各单位所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措施。
该县干部小乔（化名）对着材料清单犯了难，她所在单位是服务型单位，日常不涉及依法行政的相关事宜，但比照上级要求，仍要硬找问题报上去。
“‘放管服’改革，形式上是把权力下放给基层了，但基层管理、人财物各方面支撑没有跟上。”福建省某摘帽贫困县的乡镇书记说，权力下放，基层还没接稳，监督却开始了，一下就给基层加了许多工作。
当前，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的抵制餐饮浪费行动中，也冒出形式主义苗头。中部地区某酒店根据剩菜率对服务员进行考核，如果客人剩菜超过15%就对服务人员进行处罚。用餐者浪费，服务员受罚，这种“苦肉计”实际能达到抵制餐饮浪费的效果吗？
从“n-1”到“n-2”点菜（注：n为就餐人数），从“称体重点餐”到适量点餐纳入服务员月度考核，各地出台的举措不断加码，形成一股“攀比式节约风”。细究起来，部分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并不能真正解决餐饮浪费的实际问题。
形式主义根源何在？为何难以根治，还会反弹回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没有厘清形式主义产生根源，盲目为整治而整治，反而使部分“反形式主义”行为沦为“新形式主义”。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周凯举例说，原来上级检查工作可能会出现走过场的情况，随意看看，一张表格都不用填；
为了反对这种形式主义做法，个别地方检查督查工作变成了严格填写表格、翻阅台账、进行记录，看起来一丝不苟，却还是忘了深入群众，本质上是换汤不换药。
“搞形式主义往往有甜头、有好处，某些领域的制度还不完善、未定型，甚至存在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的问题。”安徽省委党校决策咨询部主任、教授张彪认为，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绝非是一朝一夕之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久久为功，标本兼治，综合施策。
揠苗助长，新形式主义易抬头
风成于上，俗形于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的形式主义，根源不在下面，而是上行下效。上面有官僚主义的要求，下面就会有形式主义的应对。
“一项工作布置下来，中间要有时间成本。任何政策实施都不能过于急迫，要留出足够的时间，不能揠苗助长。有的基层干部说，工作星期一布置，星期三检查，星期五督办，大量精力耗在流程上，没时间去真正地开展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房宁分析说，一天就24小时，上面不断来检查、督办，要报告进度、做阶段性总结汇报，来人还得接待，基层工作时间变少了，只能应付检查，坐屋里填表，形式主义也就跟随而来。
在周凯看来，无论老问题还是新表现，各种形式主义的共性是“虚”字当头、“空”字挂帅。只练唱功不练做功，只会作秀不做实事，只要“短平快”不要“长远实”。这些表面文章浪费了基层干部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令其疲于奔命，怨声载道，成为基层干部们多干事、干实事、干成事的羁绊。
“形式主义背后的逻辑是为了让领导注意，而不是为了让人民群众满意。”周凯认为，遏制形式主义的关键其实就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认不认可、高不高兴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
福建省政协常委、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马建荣指出，当前，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压态势下，老的形式主义有所压制，新的形式主义又穿上“马甲”，花样翻新，如不警惕根除，就会像慢性毒药，损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各类督查、检查过于频繁，领导怕出问题，只能层层加压、责任到人。”
“每天苦于修改报送各种资料，缺少时间去解决群众真正遇到的困难。”……
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基层干部在工作中遇到的形式主义问题，不仅影响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推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干部拼搏奋斗的实干热情。怎样切实解决好形式主义问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课题，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为基层减负，先“删除”多余的文件、会议
在基层干了19年，贵州省某县干部杨鑫（化名）深知文山会海、过度留痕给基层干部带来的压力和伤害。在杨鑫看来，给基层干部减负，并不是对基层放任不管，而是要采取更好的方法、更好的思路来解决。同时，应该多鼓励干部创新，建立合理的容错纠错机制，给基层干部更多的时间、精力、底气，真正激发干部创业干事的决心和勇气。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对于工作留痕是能够理解的，也有必要。”江西省某村党总支书记李音（化名）说，那种只为满足上级检查要求的留痕，就是给基层工作“加负”。“希望上级在布置工作时多考虑全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多帮基层出谋划策，共同解决问题，而不是机械地、完全以监督者的形式去落实工作。”
对于文山会海的“回潮”，各地也不断出台措施进行整治。如8月1日，江苏宿迁市以困扰基层的文山会海、考核过多等为突破点，出台10条具体举措，切实为基层减负。明确要求年内发至乡镇、街道的文件比2018年减少三成以上，同时对基层反映强烈、不解决实际问题的“空头政策”“无效文件”要倒查责任，并严格控减会议数量和规模。
“中央提出基层减负年，又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是真真切切对我们基层干部的关心，减去了负担，让我们能够轻装上阵。”贵州一驻村干部小陈（化名）说，“目前，各类检查、会议以及上报的材料任务明显减少了，遇到需要大家共同商议的紧急事情，一个视频会就能解决。”
“像各种自查自纠表，大多数单位都是应付一下，至于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是不是改正了，上级也不会来检查。”江西省一基层干部小乔（化名）说，“我觉得整治形式主义，首先要改进考核办法，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考察的时候要注重实际调查，眼见为实，少一些类似的自查自纠。”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浦兴祖认为，想要改变这样的现状，从顶层制度设计上，各大部门应当给基层各项考核做些“减法”，让基层有时间“喘气”，减少不必要的考核。“形式应当达到效果，达不到效果的就不要做。可以多花些时间听听老百姓的想法，在了解群众的真实诉求上做加法。”
为解决政务新媒体运行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从今年5月25日起，江西省政府办公厅牵头在全省政府系统开展“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各地各部门全面排查，对内容长期不更新、功能失效或无效的政务新媒体逐一清理，并对保留使用的登记备案管理。全省政务新媒体、微信和qq工作群由清理整治前的42355个关停整合至23065个，清理率为45.53%。
“去年，县里开展微信群、qq群等互联网工作群组清理整顿行动，后来又出台了《全县党政机关互联网工作群组管理办法（试行）》，现在‘滴滴滴’的声音少了很多。”谈起“减负”，安徽省某村党总支书记古北（化名）翻出微信列表，“手机上只剩一个乡镇统一建的工作群，各站所不再随意发布会议通知或工作指令了。”
整治形式主义，根本是做到务实不务虚。山西某驻村第一书记说，比如疫情防控，需要各个部门摸排基层情况，掌握基础数据。部分部门想要收集的信息差别本就不大，却因为彼此之间欠缺沟通协调，欠缺统一部署，导致各发指令，最终使得基层干部每天重复填表、上报。建议上级部门加强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而不是以形式主义的方式来增加负担，无端消耗基层干部的精力。
“以前，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触：提请政府办公会审议的事项，有时候会因为意见不统一而不断搁浅、再研究。”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管委会的一位干部说，“现在事前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提前协调后再上会，大大地提高了会议效率，也加快了事项的进展。”
减负减了没？基层最有“感”。作为政府的神经末梢，居委会承担着重要角色。各条线、各部门下压的繁重台账事务也是居委会干部们最头疼的问题。
位于上海宝山区友谊路街道的宝山三村，是一个老旧大社区，2193户居民，6700多人口居住在这里。在宝山三村居民区书记郭宏伟的记忆里，2007年以前，每到年底，居委会干部们就坐在桌子前不停地抄抄抄，整理材料得持续一个多月。“没有电子台帐的时候，每年各个条线加起来至少要做81本台帐，涉及的项目据统计达700多项。有时候为了迎接各类检查和评比，台账还会更多。”
为了给居委会干部减负，2007年，友谊路街道开始试行电子台账，拉开了宝山区电子台账探索之路。但由于条线部门间往往设置信息壁垒，居委会只能实行单向输出数据，很难获得共享、反馈，电子台账数目也不见少。
为此，宝山区电子台账开启“瘦身之路”，从最初1.0版的736项，到2013年2.0版的163项，再到2015年3.0版的117项，居委会干部需要整理的材料数据大幅度删减。眼下，宝山区电子台账4.0版正在全区559个村居委推广，表单项缩减到87项，其中，基础必填68项，因需选填19项，为上海市各区最少。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杨茂林分析形式主义难根治原因时说，“多年来，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形式主义问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积习难改，症结就在于形式主义具有多样性变异性，同时又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形式主义表现多样、成因复杂，必须找准症结，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加以解决。”
福建省委党校副教授王利平建议，杜绝形式主义要从制度层面着手。
一是完善科学决策机制，加强对调查情况的分析研究，政策出台才能求真务实地解决问题，而不流于形式走过场；
二是完善贯彻落实机制，由重文件传达向重放权赋能转变；
三是完善干部考核机制，由在文山会海里了解干部向在解决群众困难中发现干部转变；
四是完善政绩评价机制，由注重工作痕迹向注重工作实绩转变；
五是完善监督检查机制，由重自上而下检查向重人民群众监督转变。
“形式主义的根本在官僚主义，整治形式主义也必须从整治官僚主义做起。”安徽省委党校决策咨询部主任、教授张彪认为，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克服功利主义，科学设定、实施绩效评估指标，把听取群众意见作为重要参考，注重考核结果的准确性和导向性，真正为敢于担当者、勇于实干者撑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