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摄影 论苏珊·桑塔格多元思想中的先锋气质

  摘要:苏珊·桑塔格,美国当代著名的作家兼文化批评家。二十世纪60年代,以“反对阐释”、“新感受力”理论一鸣惊人。纵观其理论,论者发现,作为引领潮流的新知识分子,“先锋性”是桑塔格多元思想中一以贯之的精神气质。
  关键词:苏珊·桑塔格 先锋 文学理论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美国当代著名的作家兼文化批评家。二十世纪60年代以“反对阐释”、“新感受力”理论一鸣惊人。桑塔格在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领域都成就斐然,学术兴趣涉及哲学、政治、文学理论、摄影、绘画、舞蹈、电影、音乐、法西斯主义、戏剧、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癌症、艾滋病等诸多领域。凡是她所涉及过的领域,都有令其中经营多年的专业人士为之刮目相看的穿透力,把她誉为知识界的“通才”并不过分。同时,她还具有敏锐犀利的批判眼光和极为令人敬佩的社会责任感,被美国《时代杂志》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与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虽然其学术视角多元开放,但笔者发现,作为引领潮流的新知识分子,桑塔格多元思想中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气质,那就是先锋性,即创新、叛逆以及自我颠覆。
  一、小说创作中的新奇实验
  先锋性质的艺术家专注于震惊体验的生产,无所顾忌的新奇实验。种种极端观念的表达、质疑和否定成为先锋艺术的标签。桑塔格最先介入文学界的是其长篇小说《恩主》。整部作品展现的是桑塔格的形式实验。
  小说的主体部分叙述了主人公希波赖特的许多个梦,梦之外的叙述在这些梦的间隙里穿梭往复。这些梦看似有些联系,但实际上大都如断简残篇,即使有情节,其连续性也被取消。梦里的“故事”以破碎的面目出现,我们得不到一个“故事”,故事消失了。这种非线性的梦里“故事”终结了被解释的可能,小说最后只剩下可能被分析的叙事的形式迷宫。这实际上冲破了传统小说的有机艺术品观念,也瓦解了对作品进行深层阐释的可能,从而把聚焦点转移到形式上来。不仅如此,小说里的现实人物常常是多重生活的复合体,出现在梦里的人物大多面目模糊无法捉摸,甚至小说到最后连人称和叙事者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都被消解了。作者与读者之间从前的那种信任关系已经不复存在,表示了对陈旧的全知全能的现实主义的怀疑。同时传统小说叙事的要素是情节和人物,而《恩主》对故事和人物的驱逐是对传统创作观念的彻底颠覆。
  此外,传统的艺术再现体系建立在世界是由表象和本质构成的二元概念基础之上,这种概念源自柏拉图的思想,所以传统体系迫使作家穿透表象,突出心理的、精神的或形而上学的真理。因此在传统现实主义叙事里,梦与幻想是生活的投影,或者是对生活的延续、反映和模仿。而在《恩主》里二者完全颠倒,小说以非现实的梦境和幻觉为主,在主人公那里现实不能阐释梦,而是梦反过来影响和左右现实生活。小说的文本不再为先于它存在的那个“现实世界”负责,而是创造一个全新自主的自足的世界,通过自身来体现价值。《恩主》是对传统小说形式的完全摒弃。它摆脱了传统的叙事结构,将其研究拓展到形式实验的其他领域,同时它也挑战了传统小说的现实观。
  当然,创新也意味着冒险。桑塔格的小说创作不再固守一套老掉牙的美学主张,放弃浅显易懂的形式,对人物可靠性与情节连续性的取消,会导致接受上的深奥、晦涩,甚至是乏味。桑塔格在挑战和拓展受众艺术感受力的同时,也在锻炼受众的忍受力。其后果可能是读者最终就不再理会它或者半途而废。毕竟,小说世界的构成不能缺少读者这一环。而面对其批评文章,一经发表就遭到了保守主义者的反对和否定,时至今日依然争议不断。但不论成功与失败,这是桑塔格在先锋实验和开拓中不可避免的代价。
  二、文学批评上的反叛姿态
  桑塔格的艺术创新不仅体现在小说创作上,1961年,她开始撰写具有挑战性的论文,在格林威治先锋文艺崛起之时开展自己的文学批评。
  桑塔格一开始就以先锋和反叛姿态出现在欧美文学批评界,凭借着与法国先锋文艺的密切关系,在美国大众文化的语境中努力消解着由第一代“纽约批评家”所建构的艺术观念。作为第二代“纽约批评家”,桑塔格一方面承继了这一派批评家强调介入社会的道德批判意识传统,如她的诸多政治言论和政治之旅。另一方面也继承了“纽约批评家”一贯非常推崇欧陆的现代主义文学精神,赞赏十九世纪70年代前后法国先锋派文学的现代性。更重要的是桑塔格超越了前辈。“纽约批评家”由于非常看重文学所反映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层面,非常强调文学对社会批判的意识形态内容,所以其“文学革命”的对象是“大众文化”。而她所提出的具有反文化色彩的“反对阐释”、“新感受力”艺术观,打破了第一代“纽约批评家”侧重的对于文学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分析与评价。
  桑塔格提出的用风格论代替内容和形式的古老的二元划分,是对自柏拉图以来艺术模仿论的彻底解构。桑塔格对60年代的“激进”时期涌现出的叛逆精神及大众文化持宽容态度,同第一代“纽约批评家”一样一反“新批评派”的做法,但将批评的视角不仅从诗歌领域扩展到小说,还延展到戏剧、摄影、社会问题等所谓的“通俗”文化之中。也就是说第一代“纽约批评家”总是把批评限定在文学与历史范围内,而桑塔格则扩展到整个文化和艺术领域。
  三、反思自身时的自我颠覆
  如同所有体现出独立思考精神的知识分子一样,素来以激进的姿态震惊文坛的桑塔格,从未都不是行动机械、头脑僵化的循规蹈矩者。桑塔格是在不断的反思自身的过程中保持其先锋性的。
  她曾是关注大众流行文化的先锋之一,晚年却不时申明自己对古典文艺作品的热爱。她的批评和创作原则力主关注形式,主张剔除艺术中的历史和道德因素,而近一二十年来她却开始重申作品的“历史感”和“道德感”,直率地反对虚无主义。①对比她针对里芬斯塔尔的前后两篇文章的不同评价以及对比她自己的小说《恩主》和之后的《火山情人》就是最好的例证。如程巍所说,晚年的桑塔格“逐渐回归到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严肃立场”。②然而这种看似矛盾的状态,其实正是桑塔格站在时代的前沿为了保持先锋性所作的努力。她思想的变化源于时代语境的变化。因为她60年代赞同的以反主流文化身份出现的大众文化趣味,如今已迅速被“消费资本主义”收编成为后者的得力工具,甚至成了主流。以恢复作品的独立价值为目的提出的对文本道德和历史的剔除,追求纯粹的美感,现已陷入了一种感官主义和享乐主义。如同桑塔格的酷评:“越来越多的所谓先锋派不过是时尚文化、商业文化和广告文化的一个分支”③,市场使先锋变成了媚俗,启蒙时代的价值所体现的世界主义道德和政治标准在过去一代人中普遍下降,艺术渐渐成为大众的催眠术,逐步丧失了先锋性的批判精神。纵观桑塔格所有作品和作为,其对自身的颠覆并不矛盾,其中一以贯之的是某种可称之为“公众良心”的先锋精神。
  总之,苏珊·桑塔格的思想是开放型的,如她自己推崇的本雅明一样,融多种立场于一身,她既热爱先锋派又离不开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即称赞大众文化的开创性又维护高雅文化的尊严。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摇摆”。她有自己的标准并以之去评判一切,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对真理的坚守,即反对一切与时代脱节的陈词滥调,承担起站在时代的浪尖上引领方向的知识分子的职责。她不属于任何派别和流派,无意成为学院派的教授,拒绝被归类。即使她的读者,即60年代的波希米亚式的大学生,在80年代从反叛的主力变为社会的主流,结束了“流浪”和反叛,享受着优裕的中产阶级生活之时,她却继续游荡,走的是一条自由撰稿人的道路,恰契合了萨义德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流亡者身份。她也正是以这种边缘化,来保持先锋位置,这种先锋姿态一直保留到去世。
  尽管桑塔格生前喜欢称自己为“小说家”和“散文家”,或者笼统地称自己为“作家”。④但这些称呼都不如另一个更贴切也更令人敬佩的称号:“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应博学多闻,在本质上还应是具有在既有价值中持怀疑和批判态度的特立独行的人,应是见到任何不公正都要站出来说话的人。他们是以反思性和批判性为灵魂的社会良知。事实上桑塔格也是这么做的,她自己就说过:“尽管我并不笃信‘现代’,但维护新作品,尤其是那些一直遭人轻视、忽略、误判的作品,比为自己喜欢的那些老作品辩护,似乎更有用。”⑤自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她总能敏锐地把握社会和流行趣味的走向和动态,把许多新事物、新思想和新人物介绍给英语读者,撑起“先锋”旗帜,承担着拓展我们的文化和思想视野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