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史上文化、政治、经济最发达的一朝，也是拥有言论自由的朝代。后人称之为“盛世”，实在是名副其实。所谓盛世，不单是社会安稳，物质丰富，百姓衣食无缺，更主要的是百姓言论自由。可以说，它是一个盛世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唐朝虽然也有不少文字和语言上的忌讳，但忌讳的范围以私人之间为主，一般的，可以放言无忌。
在杨贵妃生前，文人对她品评有之，对杨氏家族讥嘲也有之，到她在马嵬驿遭难后，她的故事迅速地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上的主题，并且随着时间而更加深广。渐渐地，唐朝文人把杨贵妃的故事当做一种共题。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把唐玄宗与杨贵妃到郦山洗澡的事用长篇大论来论述，“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不仅骂你“懒政”，还骂你“荒政”；“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更骂你“乱政”。
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写唐玄宗宠爱杨贵妃，“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故每岁飞驰以进”。当时“州县以邮传疾走称上意，人马僵毙，相望于道”。杜牧这首诗以嘲讽之笔指出唐玄宗“致远物以悦妇人，穷人之力，绝人之命，有所不顾”。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曾写道：“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华清宫》）褒姒“使”她的王死，杨贵妃没有“使”她的皇死，只是让皇帝蒙尘。由此可见言论自由的放任程度。李商隐最出色的一首咏杨贵妃的诗：“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这两句虽没沿袭《长恨歌》“忽闻海上有仙山”的提示，但翻了新意，说杨贵妃在海外得知玄宗皇帝被废被囚，这对杨贵妃逃亡到日本的传说，有进一步的传播作用。诗的最后两句：“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芦家有莫愁”，再加“君王若道能倾国，王辇何由过马嵬”，直接批评皇帝无力护全一名女子以及“有情”的虚假，亦属于言论自由的顶端了！更有一首《骊山有感》：“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唐玄宗与杨贵妃到郦山洗次澡这样的个人隐私，李商隐也敢拿来在诗文里抖一抖，批一批，还涉及到“乱伦”这么敏感的话题，还赤裸裸地写出了玄宗皇帝夺取儿媳为妻的事实，再道出寿王以后处境的尴尬。唐朝人完全不避讳杨贵妃先为李隆基儿子――寿王李瑁之妻。
然而后世有许多“卫道”之士，拼命要否定这一故事。有人以事实俱在，无可否定，求告和恫吓兼施，命人们不可提及此事，甚至搬出孔夫子“春秋为尊者讳”，认为唐玄宗是尊者，千万不可说他这一宗乱伦的丑事啊！到了清朝朱彝尊其人，他“考证”杨贵妃虽寿王妃，但却是处女入宫，所以，唐玄宗虽有丑闻，并不太严重。这是可怜亦复无知的新道德保卫者的自我欺骗。
言论环境自由的程度，深远地影响着文明的活力和创造力。文字狱，毁灭和摧残的不仅仅是作者的生命，更是对人类精神活力和创造力的毁灭性打击。在清朝，清廷虽有组织修编《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典籍之举，但当时就有人看出来了，一个叫王播的书生说，清廷“名为修书，而古书亡矣”！根据近人的考证，在修编《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被焚毁的古籍总共不下十万种！对清朝统治者有所不满，或对明朝有所怀念的书籍统统禁或毁，而且连与程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都不得超生。如李挚的书籍就因为“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尤为罪不容诛”。到了康雍乾三朝，祖孙三个一条路子――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文字狱造下来，一个比一个凶悍。不能在文字中出现“胡、虏”等字眼，必须要避皇帝的名讳，否则都是“大逆之罪”。最后，连“清风明月”4字用了，都会叫你人头落地。凡涉及“悖逆”文字，不但作者惨遭杀戮，还要连累刻、印、售、购者连坐，“失察”官员降职甚至处斩。康熙年间发生的庄廷栊案，700多人被杀，18人被凌迟处死，庄廷栊等两人虽然在案发时已死，仍被开棺戮尸；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文字狱，处斩128人，吕留良虽死去多时，仍被“挫骨扬灰”。
整个唐朝，有记载的只有一起文字狱。那是在唐高宗发动对高丽的一次战争前，有个叫元万倾的诗人，写了一首诗给高丽人打招呼：唐军将要来犯，赶快备守鸭绿江天险。结果唐军江边而退。元万倾此举，实为叛国叛军，罪不容恕。唐高宗却没有要他的脑袋来平息众怒，只是把他充军到岭南了事。不久，居然又把他招回来，封给他一个著作郎的官职。武则天在唐代君主中大概是口碑最差的一位，但对文人同样十分地洒脱大度。公元684年，徐敬业打出反武的旗号，唐初四杰之一骆宾王写了声讨武则天的檄文，锋芒直刺武则天：“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这话也真说得难听了点，这不就是说武则天“作风不正”，是个狐狸精吗？武则天读后却只是“嘻笑”，不仅没有加害骆宾王，乃至清剿“骆宾王反革命集团”，反而埋怨大臣，为什么早没能将骆宾王此等优秀的人才罗织到朝廷中来？
与清朝皇帝比起来，唐代君主们有着何等雍容雅致的气度！不但容得下骆宾王，也容得下具有鲜明的“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的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还容得下为民请命、报忧不报喜的杜甫：“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唐朝是真正的泱泱大国，故唐人更自信，因这自信而更气度恢宏，胸怀宽广。说话较可随便些，纵说话不当，得罪了皇帝，像孟浩然因“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而触怒了唐玄宗，终无大灾祸，不做官罢了，乐得个“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优哉游哉！李白的诗里，可指陈开元、天宝时事；杜甫的更不消说，号称“诗史”。中唐时，元稹敢写《连昌宫词》，白居易敢写《长恨歌》――他们或直诋当朝，或喻讽先帝，直书胸臆，居然敢如此大胆批评统治者，真是难以想象。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皇帝并没有制造文字狱，把他们捉进大牢，而文人们相安无事，高枕无忧，该写诗的继续写诗，该喝酒的继续喝酒。什么叫宽松？看看唐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