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分出不同错误的类型，比如从主观意识上说，一种是无意识的错误，一种是有意识的错误，后者当然就很恶劣了。又比如从可避免性上说，一种是可避免的错误，一种是不可避免的错误；一种是可预料的错误，一种是不可预料的错误。从性质上说，一种是认识性的错误，一种则是立场性的错误。除这些之外，看历史，看现实；看身边，看远处；看中国，看外国；所谓错误者，还有这样的区别：一种是真犯的错误，一种是“我说你错”的错误――这里的“我”，当然是指可以对“你”生杀予夺的人。
所谓“真犯的错误”是指什么呢？难道还有假犯的错误吗？当然是有的。清朝乾隆时，纪晓岚被乾隆皇帝任命为《四库全书》的总纂。每编就一卷，都要呈送给乾隆皇帝审定。为了张扬乾隆皇帝学识的渊博，纪晓岚总要故意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由乾隆皇帝审定时指正，然后歌颂乾隆皇帝的饱学和英明。纪晓岚就是假犯错误。但笔者这里说的“真犯的错误”并不是同这种假犯的错误相对应，而是指被事实、被实践、被客观都证明确实错了的错误。例如二战时，斯大林错误估计了希特勒的动向，以为德国不会向苏联进攻，因而失于防范，结果德国的突然袭击使苏联损失惨重。
本文重点想说的，并非上述这种“真犯的错误”，而是“我说你错”你才被视为犯了错误。
上世纪50年代，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过快、过猛、过“左”，对农村、对农民、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针对于此，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在陈云等高层领导人的支持下，开展了一个“反冒进”的活动。应当说，这是很必要很及时的。但毛泽东不看好这个“反冒进”，反而来了一个“反‘反冒进’”，批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定性他犯了“右倾”错误。现在看，邓子恢的这个错误，并非“真犯的错误”，而是“我说你错”才犯的错误。
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每一次斗争都要打倒一批人，他们自然都被视为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罪恶。十年动乱中，更是这样。
有一个成语叫“动辄有咎”，这常常不是法规太严太密所致；再严再密，只要明文规定，人们也会注意回避和躲闪。这大都是“我说你错”你就错所致。当以“我”为标准的时候，当以“我”为真理的时候，我说你错，你还能不错吗？而我又是一个大活人，今天可以这样说，明天又可以那样说，可不就动辄可能有咎嘛！
提倡“法治”以来，“人治”受到普遍的责难。其实呢，“我说你错”你就错（当然相应的还有“我说你对”你就对），乃是“人治”的一个根本的和典型的表现。回看历史， “我说你错”的错误，其实占了相当大的部分。而当人们动不动会被指犯了这种错误的时候，也就无所谓正确和真理了。因为我就是正确，我就是真理，以我为标准衡量一切，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谬误。
错误不错误，只能有这样的尺子，只能有这样的秤：那就是事实，就是实践，就是法规，或者说还有群众的多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也是检验错误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不能有其他任何的标准，当然更不能把某个人、把他的话、把他的好恶作为标准。当以某个人“我说你错”你就错的时候，这发生在多大的范围里，就会祸害多大的范围；发生多长时间，就会祸害多长时间。
那么，当你指责、批评别人犯了错误的时候，不妨反问一下自己：是他真错了呢，还是“我说你错”他才错了呢？被指责、批评犯了错了的人也不妨冷静地问一下自己：是我真错了呢，还是他说我错我才错了呢？这样，我们至少可以少犯“我说你错”的错误了――不但可以减少他人的“我说你错”所犯的那种错误（其实未必是错），更可以减少自己的“我说你错”这本身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