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1842―1922)，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革派思想家，著名的爱国企业家，他的富强救国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商战论上。他以60多年经营近代工商交通企业的经验体会，长期任买办和一生是商人的经历，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对我侵略的方式和手段，概括为军事侵略即“兵战”与经济侵略即“商战”，并加以对比分析，认为后者比前者有更大的危害性和隐藏性。他写道“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国，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他力主用经济战来对抗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极力主张仿效西方在国家扶持下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认为这是国家富强之道。这是“商战论”的要义。郑观应将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用来对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提高到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
一、“商战论”的主要观点
郑观应把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分为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来进行了比较和区分，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输出大量商品的经济侵略，提出了以下主张：
(一)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郑观应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侵略的方式和手段分为“兵战”、“商战”与“传教”。他把商战与兵战加以比较分析，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侵略实际上是围绕着对外经济侵略进行的，是为商战服务的。并认为商战为无形之战，可以使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不知不觉中灭亡，所以前者比后者有更大的隐蔽性和危害性。他说：“彼之谋我，噬膏血非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兵战之时短，其祸显；商战之时长，其祸大”，“彼不患我之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于商者，在所必争”，“所以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据此，他提出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主张，认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二)主张“商战”与“兵战”并举
关于“商战”与“兵战”的关系，一方面他认为针对外国列强“兵战”与“商战”，中国也必须同时用两种方式来加以回应。即以“兵战”来抵抗外国的军事侵略，以“商战”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他还认为商战比兵战更难对付。另一方面他认为商战是治本的根本途径，因为只有在商务得到充足发展使国家富强之后，才能在强大的经济实力的基础上使兵强。他主张“亟宜联兵将，制船炮，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
(三)提倡“以商为本”、“以商立国”
上文中已经说了郑观应认为商战是治本的根本途径，也就是说国势的强弱归根结底是由商战的胜败，即由经济实力的强弱来决定的。因此，要和资本主义列强决胜于商战，郑观应提出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基本观点和战略原则，那就是“以商为本”、“以商立国”。具体来说就是在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取向上，以商业为中心，各个经济部门与之紧密配合，共同促进商业的发展，并带动其他各个部门的发展。他指出：“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也。”这里，他辩证地指出了商与士、农、工三者的关系，把工商业的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四)鼓吹建立资本主义的机器工业
郑观应非常重视机器工业在进行商战中的作用，认为“泰西……无物不用机器，既事半而功倍，亦工省而价廉。一切所制，又复精巧绝伦，故能运之来华，推行尽利”。并说：“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系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必须“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从而进行商战才可操胜，否则，即使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有商元工，也只能作为原料以低价卖给外国经外国工业加工后再输入中国，使外国资本家获利。因此中国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机器工业，机器工业是其他一些工业的基础，只有采用先进生产技术的机器工业以制造商品。才能使中国制造出来的商品物美价廉，才可以同外国商品竞争，最后取胜于商战。
关于机器的来源，郑观应主张一是购买，二是制造，并强调建立自己的机器工业。他认为，中国人向外国人购买机器，无法摆脱受制于外人的状况，仍不能决胜于商战。他坚决主张设立专厂制造机器，掌握和钻研新技术，有利于生产出各种质量高的商品，从而增强与洋货的竞争能力，并最后决胜于商战。从而增强与洋货的竞争能力，并最后决胜于商战。
二、“商战”思想的特点
(一)始终贯穿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主张富强救国这一爱国主义思想主线。
郑观应的商战内容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环环相扣的。由于他认为商战是治本的根本，所以就应当重视商战，提出了“以商立国”的思想。那么怎么做到“以商立国”呢，他又提出要建立自己的机器工业。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整个的思想体系的立足点是通过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来达到抵御外国侵略的目的。并且郑观应也从自身做起，把自己的思想付诸行动。发展民族经济抵御列强的侵略使他最终决定脱离买办生涯，接受了李鸿章的委任，就任轮船招商局的帮办。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从此他试图全力将经营管理近代工商企业的经验和才干用之于发展民族经济事业，履行其初学商战于外人的设计，实现其商战制胜的梦想。
(二)不仅仅停留于口头的倡导，而总是脚踏实地、躬亲体行。
不管是参与哪个洋务企业的创办或管理，郑观应都行事严谨，勤于调查，善于发现问题和流弊，抓住关键，认真整顿和改革，尽量按照资本主义企业本身的经济规律和法则去经营和管理。郑观应不仅具有“论道”的见识和笔力，更具有注重行动实践的务实精神和卓越才能。1896年6月至1897年7月郑观应任汉阳铁厂总办之职。郑到任时，汉阳铁厂问题众多，成本高，管理不善，不但无利可图，而且亏损严重。他接手后首先进行中外钢铁厂的比较。当时汉阳铁厂钢轨每吨价约50两，而“洋轨在外洋每吨价三十五两，虽外加运脚、保险、小工等费，仍较我造甚贱”。其原因在于生铁成本太昂，而生铁成本高一是因为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英、德、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二是因为常常停工待料，燃料焦炭供应不继。郑观应认为“铁厂吃亏在于焦炭价格昂，厂位失宜”。他比较当时中外焦炭价格，英、德、美等国“焦炭价格就地出售，每吨不过四两左右”，而汉阳铁厂所用开平焦炭包括损耗在内约合15两，萍乡焦炭约合10两。另外，矿山在大冶，炼铁厂却在汉阳，从大冶运矿石到汉阳，郑观应一直主张将铁厂就近设于大冶，从经济成本考虑，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尽管这一正确的主张未能为当道采纳，他在一年的总办任期之内，以西方先进的钢铁厂为比较和借鉴的对象，兢兢业业，加强管理，成效显著，铁厂在他任期内共产铁10432吨，超过了官办时期(1893-1896年)的产量。
三、“商战”思想的评价
“商战”思想是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核心和主要内容。他的“商战”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不仅包括商品生产、流通和对外贸易，还包括工业、商业等经济领域的众多行业，并涉及政治方面的改革，内容复杂，体系庞大。正如他自己所说“欲知商战，则商务得失不可不通盘筹画”。也正因为郑观应十分重视发展民族工商业，堵塞漏卮，挽回利权，抑制外国的经济侵略，无疑就使“商战”思想成了郑观应经济思想中的精髓。
郑观应“商战”思想从纵向上看，他已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把商业作为国民经济枢纽。他比龚自珍、魏源等开风气的前人又往前迈进了一步，将抵御列强侵略与发展民族工商业、富强救国结合起来，更具时代性。他大力主张发展商业，进行“商战”，强调发展对外贸易和农工商各业的相辅相成。其次从横向上看，郑观应的“商战”思想与同时代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相比更完整，更系统。王韬“没有把工当作独立经济部门的概念”，马建忠经济思想“最突出特点是它的重商主义色彩”。他的“商战”思想融汇中西，全面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可以说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是前人和同时代改良主义思想家思想的发展和完善。最后，郑观应“商战”思想包含了深厚的爱国情感。郑观应思想的核心是富强救国，将贫弱的中国变成富强的中国。这种“富强救国”的情感在他的“商战”思想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商战”并不仅仅是个经济口号，它的中心思想是唤起民族觉醒，探索民族振兴之路，推动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捍卫民族经济利益。
由于郑观应生活于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环境中，他本身又是由外国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他身上有明显的表现，这也使得他的“商战”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首先，他过分依赖封建政府的保护，将希望寄托于清政府，而当时清政府对商业的态度虽有所改变。但离郑观应的要求仍有很大的差距。其次，郑观应认为兵战“治其标”，而商战“固其本”，断言“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这说明他没有充分认识列强的经济侵略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的，而过分强调“商战”的重要性，降低了兵战应有的地位。此外，虽然郑观应的“商战”思想“通盘筹划”，但由于环境和时代的限制，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之间的关系缺乏科学的认识。可见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存在着不足，但是这些缺陷更多地受制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我们不应过多地苛求。
综上所述，郑观应“商战”思想的进步意义是主要的对当时和现在都有重大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它既是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更是一种爱国的政治主张，克服了早期改良主义经济思想零散、涉及面不广的缺陷，建立了一个比较全面而独具特色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体系，并且郑观应亲身投入经济实践，为之后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经济纲领奠定了基础，在当时掀起了一股热潮。不仅如此，直至今日，他的“商战”思想，对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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