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悲剧意识概述 自从人类产生，悲剧也就随之产生。人类为了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开始便艰难地与自然环境做着勇敢而悲壮的斗争。大自然对人类的挑战本身就具有非常规性和非预料性，它的出现是在人的已有的知识和认识能力之外的，它对人的把握能力现出一种非理性的性质。另一方面，人类与自然斗争的精神表现具有一种超理性的性质。挑战的非理性和应战的超理性相加就是人类的悲剧性。①
悲剧这一术语，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的雅典人最先使用，当时是指在一些祭祀活动或民间节日中演出的戏剧，这些戏剧大都取材于宗教神话和历史传说的英雄，它们表达了古希腊人的悲剧意识，探求着人为什么遭难，争议为什么不能实现等严肃的人生问题。悲剧的词源是希腊语的tragoidia,意为“山羊之歌”。山羊是当时祭祀活动中供奉给神灵的牺牲品，而悲剧就是在这种活动中诞生的。这种牺牲者观念，也一直成为悲剧艺术的一个原型。②
悲剧意识的产生需要一种理性作为前提，是人对自我进行一种理性的自我反思。狄克逊说：“只有当我们被逼得进行思考而且发现我们的思考没有什么结果的时候，我们才在接近于产生悲剧。”③狄克逊的这句话正好说明了人类的悲剧意识就是这种自我反思的结果。人类的悲剧意识与人类文明和文化一同发展，人类一切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和哲学家以及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都蕴含着深刻的悲剧意识。
十九世纪以前，悲剧主要是指一种以高贵的、杰出的非凡人物或英雄受难为主题的戏剧类型。十九世纪以后，由于小说艺术的迅速发展，悲剧就不再局限于戏剧领域，它的外延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美学范畴和美学风格。二十世纪以后，人们甚至也把一些电影和电视剧称为悲剧作品。事实上，现在人们通常使用的悲剧概念，一个是指悲剧风格，它的外延较为宽泛，一切产生悲伤、悲哀效果的艺术作品，无论是叙事艺术或是抒情艺术，都可以称为悲剧风格的作品。④
二、中国爱情的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帮助文化的成长，从而文化的性质决定着该文化悲剧意识的形态。⑤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儒家思想在其中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儒家思想是围绕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而建构的。儒家思想的本质便是要维护等级制度，而儒家的“礼”便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儒家讲“礼”并且万事万物不能违背“礼”，礼是一个人的行为准则。正所谓“不学礼，无以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那么个人的情，同样也不能违背“礼”。一旦违背了礼，只有两种方法：抗争到底或者牺牲自己而保存礼。
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内陆型的文化，它的政治理想是稳定，它的哲学思想是中和，它不是一种进取型文化，而是一种保存型文化。⑥它需要个人的牺牲来保存整体。当个人的情陷入这种“护礼”与否的矛盾时，就表现为克己复礼，以礼节情。这样一方面内心产生一种深厚无比的痛苦悲情，但自己又把持住了这种悲情，从而使礼在自己的内心取得了胜利，也使礼在社会中的神圣性得到了维护。中国的悲剧人物不是因情而毁灭自己以暴露礼的片面性，而是把情牢固在心的一角而使礼得到维护。当这情变为悲、化为泪时，已无损于文化之礼的完整和神圣了，这或者就是中国爱情悲剧的文化精神。⑦
刘兰芝和焦仲卿就是这种“护礼”保存型文化的牺牲者之一。《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和刘兰芝是通过“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而结合，这是合“礼”的。然而焦母却强行要求他将刘兰芝赶回家。其原因也许在于刘兰芝的“非礼”。诗开始就说到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从这里可以得知刘兰芝是个贤良淑德、知书达理的好女子。那么这么好的一个女子怎么会有着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呢？在儒家思想主导的封建社会中，女人是没有地位的。女人的本分就是守在闺房里做内务，会针线、能织布、略知诗书，在家从父母，出嫁从夫。在对父母和丈夫的关系上，唯有服从，她们的个人意志就是不要个人意志。⑧不论焦母出于何种目的要驱逐刘兰芝，当焦母提出这种要求时，就致使焦仲卿处于一个选择的困境：一边是具有权威的家长，一边是感情深厚的妻子。其实焦母和刘兰芝分别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母子之礼和夫妻之礼，所以焦仲卿的选择实际上是对于礼的选择。当爱情遭遇孝道时，焦仲卿虽然极其不舍，但他还是选择了顺从母亲，遵从了母子之礼。因为在以忠孝节义为基本原则的儒家伦理观中夫妻之礼是小礼，孝是大礼，此时的爱情必须让位于孝道，才能保存整个家庭的和谐。
三、《蓝宇》中的中国式爱情悲剧意识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人们对于爱情的观念更是逃不脱这种变化。但是在本质里，中国人旧有的家庭道德伦理观还没有完全解体，它仍在以一种潜在的方式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
2001年，有一部名为《蓝宇》的影片上映。这部电影是香港电影导演关锦鹏根据一本名为《北京故事》的小说拍摄的。这部新世纪之初的第一部同志影片所讲述的虽然是同性之间的感情，但在以异性恋为主导的社会中，同性恋通常被作为爱情领域的“黑鬼”，承受着更大的社会风险，处于更敌对的环境。这使《蓝宇》的境况在讲求“克己复礼”的中国文化背景下，更具浓厚的悲剧色彩，也更能体现中国爱情的悲剧意识。
影片把故事放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时候中国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内出现一片下海潮。在这个背景下陈捍东（胡军饰）凭借着高干子弟的权位开了家公司，赚了不少钱。虽然陈捍东身边美女成群，但是经济上的富有使陈捍东有能力也有机会去发展自己的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他对男人的兴趣。家境贫寒在北京求学的东北男孩蓝宇（刘烨饰）为了赚钱而成为了陈捍东包养的情人。然而陈捍东渐渐地被蓝宇的执着和单纯所感动，无意识中动了真情。
《蓝宇》中的陈捍东是家中长子，在影片中导演故意抹去了“父亲”这个角色（影片中所给出的情节是陈捍东的父亲一直重病住院而且在故事的进展中过世了，具体的父亲的形象在影片中一直没有出现过），所以陈捍东就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了父亲和长兄的双重角色。既然处于双重角色中，他也必须担负其双重的责任。中国自古以来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就决定了作为儿子的他的必然选择；而另一方面作为家长的他更要维持好这个家庭，而自己的感情必须是摆在最后一位的。这就是陈捍东所要护的“礼”，同时也是广大中国人所需要护的“礼”，这也是《蓝宇》悲剧产生的契机。
陈捍东和蓝宇在一起度过了几年的光阴，然而好景不长，特别是对于30多岁的陈捍东，他仍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婚姻这个现实。重阳节过后，陈捍东的妈妈就用他那已经有了孩子的妹妹和有了女朋友的弟弟声东击西，旁敲侧击地试探他：“你也30多岁的人了，结不结婚，难道我还管得着？”故事的矛盾在这里彻底展开。陈母此时已经隐约地得知了陈捍东和蓝宇的事，于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迫使他结婚。面对“礼”，面对结婚的“礼”，面对家庭的“礼”，陈捍东选择了离开蓝宇和一个叫静平的女人结婚了。在跟蓝宇分手的时候陈捍东也向他表达了爱意，但是这份爱是逾礼的，是“非礼”，所以两人必须舍弃，即使相互爱着对方也必须舍弃。这就是止乎礼义，只有止乎礼义，才能获得更大的同情。如果一味纵情，像潘金莲，就会成为反面形象，变悲剧意识为讽刺意识。而止乎礼义，自我舍去的越珍贵，自己也是感到舍去的痛苦，越是满含泪水不让自己成功，心灵就越丰富，越强大，悲剧意识就越深厚。⑧而蓝宇也选择了离开，从此二人过着各自的生活。婚姻毕竟只是陈捍东逃避社会和亲人的一种说谎的方式，陈捍东婚后的生活也并不如意，终究还是离了婚。
三年后，陈捍东和蓝宇再次重逢，此时陈捍东生意失败又因为经济问题被有关部门审查，蓝宇几乎是倾其所有来帮助陈捍东，使陈捍东重获自由。蓝宇也因此获得了陈捍东家人的认同。有一场戏是蓝宇和陈捍东的妹妹在厨房里，陈捍东的妹妹对蓝宇说：“你和我哥要是吃不了，我让大宁（陈捍东妹妹的丈夫）过来帮你”。此时，陈母已经不在，所谓孝的“礼”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随着陈母的不在而不在了，陈捍东和蓝宇应该可以过上像普通恋人那样的日子，而且陈捍东也正是这么想的。当陈捍东真正醒悟过来并且要坚定这份感情时，蓝宇却死于一场工地事故中。既然没有了孝的“礼”，导演为什么还要蓝宇死掉呢？究其原因，在孝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社会，同性之间的爱情在现今的社会中还没有获得普遍的认同。当个人与整个社会发生冲突时，其结果可想而知。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只不过是另一种“礼”罢了。蓝宇的“猝死”所具有的悲剧效果是一样的，当现实的宽容度还不能以正常的眼光对待这种“特有的生活方式”时，死亡也许是解决现实冲突的最好的途径。
不论是焦仲卿还是陈捍东，他们都是无力的、矛盾的。在情感上，在心灵深处，他们都倾向于非礼的、小礼的一方，但在理智上又觉得应站在礼或大礼的一方。可以看到，中国人在两难的冲突中，最后总是以一己的欲望服从按天地法则而设的“礼”，消灭动乱因素，走向安定局面。在礼和非礼之间是非礼服从礼，在小礼和大礼之间是小礼服从大礼。⑨
这种因护礼而产生的悲剧无疑暴露了中国文化的困境。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悲剧人物不是因情毁灭自己以暴露礼的片面性，而是让情在自己心中毁灭使礼得到维护。中国是以泪和悲来让文化得以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理想，一个封闭的和谐中长春，这就是中国悲剧的文化精神。⑩
注释:
①⑤⑥⑧⑨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版,第86、91、102、96、100页.
②④尹鸿.悲剧意识与悲剧艺术[M].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1992年7月第一版，第24、98页.
③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安徽出版集团,2006年8月第三版，第212页.
⑦⑨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第15、44页.
(作者简介：郭梦君（1986―），女，汉族，湖北，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08级文艺学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艺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