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会见外宾时表达的中国政策理念。
28年来，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的确先富起来了，众多家庭的财富也有了增长。但严峻的事实是：中国还有1.28亿人的人均纯收入不到192元/月，1%的家庭掌握了中国41.4%的财富（2010年世界银行数据），中国的人均GDP排名在世界一百多位。说好的“共同富裕”呢？尚在下一个中国梦中。
在成功学大行其道的社会氛围中，获得了财富成功的富人，成了标杆和明星；在贫富两极分化的财富现实中，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富人，成了标靶和出气筒。
金钱买不到尊严、尊重和尊敬；更守法的创富之道、更多的社会担当，才能为富人正名——“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
其实，作为社会既得利益和优质资源占有者的富人，拥有相当宽泛的选择：可以依法经营、照章纳税、独善其身，可以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共同富裕，可以通过反哺社会的企业文化尽到公民责任，可以通过个性化的行动参与和人格魅力影响他人——换句话说，富得像个人样，而非富得像个钱样，能有效抵消公众的“仇富”心态，让全社会重新认识富人。
重新认识富人
“富人”在中国社会里是一个敏感的词汇，一方面来自大多数人的“仇富”心态，另一方面，各种先富者的“炫富”又加重了这种心态。
但真正的冷暖只有富人自知。中国的富人们，其财富的积累无外乎三种方式：一是资源互换型，换取官方资源、环境资源（土地、矿产等）、金融资源；二是扩张搏命型，比速度、拼管理、毁健康、扩市场；三是市场经济型，完全按自由经济原理和市场经济法则办事。
这三种方式，在中国互相交织，很难单一存在。比如说，IT企业是最代表新经济形态的，但走着走着，都变成了资源互换型；而像资源互换型的企业，一旦与外资企业相比拼时，又不得不按市场经济来接轨。
说好听点叫“中国特色”，说不好听点叫“怪胎”——不富，无以立足；富了，社会地位并未增加，他人的认同度、社会的融入度并不高。
因为即便连富人们自己都承认，他们的富裕是有“原罪”的。这便是“资源互换”型的结果。
由于富人的社会角色敏感，这也使得富人越来越抱成团，互相结成小圈子，与社会大众脱节。制造富豪榜的胡润就发现了这种趋势：富人们的活动几乎固化在一个小圈子里，龟缩在一个壳中。这个群体的价值是：富人当好富人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你合格生产、安全生产、照章纳税、不行贿就是好企业家、好富人。另外，富人更应守住社会信托的那份财富，创造出良好的游戏规则。如果他们还能做做慈善，则阿弥陀佛了。
话语权空前强大
一个正常社会的结构，应该是人才向上流动，而资金向下流动。这样组成的才是健康的社会，才能正常运转。
近年来社会学家哀叹“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板结”，“蚁族”和“屌丝”大量繁殖，都是因为正常性的流动被切断了，社会“断裂”正在迅猛地发生。
相较穷人而言，富人往往受过高等教育，或在“社会大学”中摸爬滚打，更具有精英意识，对社会气候的变化更敏锐。正如中国历史上“士绅阶级”是社会的稳压器一样，当前的富人群体对社会的辐射力、影响力和话语权也是空前的强大。
可以说，社会的进步或堕落，跟富人群体的作为是分不开的。有时，他们更具有求新、变革的活力和冒险精神，但有时，他们又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明哲保身。下一步中国的走向，与这个群体的选择是密不可分的。但愿如财经类媒体在纸媒黄金时代发出的宣言那样：先建立一个商业文明，然后用商业文明推动政治文明的转型。
从“成功学”走向“变革学”
但我们能因此对富人抱有好感吗？还是把变革的希望寄托在这个群体身上？
改革开放才三十多年，一代人穷怕了、穷疯了，终于有了一展身手、一哄而上的机会。不择手段、追求上位，以及现阶段的炫富与仇富，都是这种心理失衡的产物。
与此同时，很多富人的心态发生问题，追求到财富，但又发现并非自己的梦想，还为物质所累，外面风光，内里脆弱。FT中文网的调查显示，中国41%以上的CEO每天睡觉时间少于六小时。中国企业家身体不健康，跟中国企业所处环境不健康是紧密相关的。权钱交易，累；行政审批太多，累；要处理的关系太多，累；合作伙伴闹权争，累；劳资纠纷，累。身兼创业者、大家长、公关人员和“三孙子”众职，岂能不累。这些，都是一代人所承受的机遇与创伤。
但是，敏锐的人感觉得到，富人的意识正在觉醒。有人说，真正的富人精神是：“文化的教养、社会的担当、自由的灵魂。”这一点，是古今中外都认知和践行的。
富人们应该追问：富了之后呢，你的人格发生变化了么？
2007年7月28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带队，带领企业家去太湖大学堂找尚在世的南怀瑾先生“讲课”。课题很大，讲“新旧企业家的反思”。南先生开的药方，一个是《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另一个药方是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富无经业，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
南怀瑾也教他们正确的“财富观”：“这个钱啊，你只有五分之一的临时支配权，有五分之四是不属于你的，财富多的也一样。第一份要给政府，第二份是盗贼的，骗你、抢你、偷你的钱，第三份属于你的疾病，第四份属于你的家人、兄弟、朋友，除了这个以外，你只剩下五分之一。这五分之一，还并非你的所有，只是你临时可以支配使用而已。”
富人还必须处理好三种关系：官商关系、贫富关系和商商关系。尤其是商商关系，企业家帮助建立一个社会稀缺的游戏规则，如阿拉善的良性治理模式，其意义远大于环保。
我们对富人的态度，也会影响到富人对我们的态度。这是一种紧张的关系。水火不容，还是追求“共同富裕”，改变社会规则和进程？
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写过一本书——《金钱不能买什么？》讲述了“市场是如何排挤道德规范的”，以及金钱不能买到公平、正义和公共的善。
这些，必须借助富人们心灵的觉醒，富得可以像个人样了，不再一副受人欺负的脸色，或是在暴发和虚荣中得到了满足，接下来，也许可以干点“正事”了。
王石选择去哈佛学习，接受“再教育”。马云和史玉柱选择“退休”，重新回到让心灵安顿的生活方式中来。任志强选择开“国金书院”，他要求自己每堂课都去听。罗红选择环保摄影。张宝全选择艺术家的生活。还有一大批有为有识的企业家，他们拥抱变革，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中的民主，聚在一起谈论思想，比如学习型组织正和岛。
王石曾自我批评说，作为企业家，他还很“青涩”。吴晓波称之为“青涩的男三号”（政治家男一号，知识分子男二号）。
但男三号有没有可能成为变革中的“男一号”呢？这是摆在富人面前的一道门槛，需要的是其人格的确立与智慧的觉醒。
最富有行动力的人，才是富人。
（摘自《新周刊》2013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