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研究表明，核事故发生后，某些人群的心理健康受到较大影响，需要予以特别关注。高危人群包括核电站工作人员和从事洗消清除工作的人员，和某些特殊人群，例如儿童、孕妇、年青母亲、受到辐射暴露的成年人等，在核事故发生20年后，高危人群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率仍然较高。从事洗消清除工作的人员受到的辐射最为严重，精神分裂症谱系疾病的发病率明显升高；在胎儿和婴幼儿时期受到辐射暴露者，其智商和神经认知功能是否受到影响，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孕妇和年青母亲发生心理异常，主要是缘于持续担忧后代健康受到影响。本文对核事故发生后不同人群产生的心理健康效应及相关因素分别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 核事故；心理健康；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 R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08（b）-0037-04
世界核电至今已有60余年的发展历史。自1951年12月美国实验增殖堆1号（EBR-1）首次利用核能发电以来，核电站的设计、建造和运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以保证其具备很高的安全性，但在某些人为因素或极端自然灾害条件下，仍有发生事故的潜在可能。由于核事故产生的辐射具有看不见、摸不着、令人捉摸不定的特点，公众无法直观感知其危害程度；加之公众普遍了解核武器的强大破坏力，在缺乏有关知识的情况下，人们容易将核事故与核爆炸进行联想和类比，产生核恐惧心理，以致“谈核色变”。由此，与自然灾害和其他事故灾难相比，核事故对人群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更加复杂，造成的心理效应特点值得探索和总结。
迄今为止，已发生的典型核事故主要有：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事故（5级核事故）、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7级核事故）、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7级核事故）。已有较多文献报道核事故造成的人群心理应激反应，严重影响心身健康。以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为例，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心理社会影响，包括辐射暴露以及由此引起的死亡，儿童甲状腺癌的高发病率，人员的无序撤离，疏散人员安置时遇到的困难，当局对真相的公布不透明，媒体对辐射健康影响的报道互相矛盾，受害者难以获得法定赔偿和权利，医务人员忽视科学证据，把所有疾病都归因为核事故等[1]。对来自事故现场附近和污染严重地区，当时尚处于胎儿和婴儿期的人群进行的大规模调查显示，特定的神经心理学和心理学损伤与辐射暴露有关。对普通人群的研究发现，自觉健康状况变差的人数增多，临床和亚临床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患病率也出现上升趋势。在事故发生时正在孕育孩子的妇女也是高危人群，主要是缘于家庭可能受到健康影响的持续担忧。基于诸多研究结果，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0周年纪念日上所做的切尔诺贝利论坛报告指出，在事故发生20多年后，抑郁和PTSD的患病率仍然居高不下，事故导致的心理健康效应，是最值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另外，美国三哩岛核事故虽然对公众未造成任何辐射伤害，但也引起了明显的心理健康效应。
研究表明，核事故发生后，某些人群的心理健康受到较大影响，需要予以特别关注，高危人群包括核电站工作人员和从事洗消清除工作的人员，和某些特殊人群，例如儿童、孕妇、年青母亲等。现对核事故发生后，不同人群产生的心理健康效应及相关因素分别进行综述。
1 洗消和应急救援人员的心理效应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全苏联共有60万人参加了事故的洗消工作。关于洗消工作人员的心理学研究，有两条研究路线，一条是辐射相关的认知功能受损，另一条是压力造成的心理效应。
在基辅所做的四项研究都提示，受到高强度辐射的洗消人员，出现了可测量的认知或神经心理学效应。其中两项研究[2-3]对在放射医学研究中心住院的洗消人员做了评估，研究组与对照组相比，精神分裂症谱系疾病的发病率较高[2]，在事故发生9～10年和10～15年后，研究组和对照组的脑电图特征仍有明显差异[2-3]。由基辅老年学会所做的第三项研究还发现，研究对象的衰老加速[4]，通过心理学和心血管功能测试发现，在事故发生伊始的头几个月即赶赴现场的人员，有86%符合衰老加速的标准；而在1986年9月以后才赶赴现场的人员，只有59%符合衰老加速的标准，作者将这些数据作为“放射早衰综合征”存在的证据。第四项研究由美国和乌克兰的研究者共同完成，在1995～1998年期间，对127名来自乌克兰的受试志愿者进行了神经心理学测试[5]，其中的36名洗消人员，与其他受试对象相比，得分明显较低。尽管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这四项研究在方法学上存在局限，包括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缺乏对试验过程可信度的有关数据、没有对混杂因素（如年龄、文化程度、酗酒等）进行调整。因此，受到高强度辐射洗消人员的认知和脑电图功能损伤情况，需要更可靠的研究加以确认。
关于洗消工作人员的情绪变化，特别是事故发生后头几个月的情绪变化，已有了较清楚的认识。来自爱沙尼亚的研究显示，洗消人员的自杀率明显上升[6-7]。在拉脱维亚进行的大样本研究发现，43.6%的洗消人员患有情绪障碍或心身疾病，在事故发生地和反应堆顶部工作的时长，是患病的危险因素[8]。在事故发生18年后，有研究对乌克兰四个地区的295名洗消人员和397名对照的精神疾病患病率进行了比较，抑郁、自杀念头和PTSD在洗消人员中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另外，患有抑郁和PTSD洗消人员的每月缺勤天数也明显多于对照组，受到高剂量照射的人群，有更多的PTSD症状[9]。
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对进入福岛灾区的424名医疗救援人员，采用有关心理量表进行了调查，关注辐射暴露有关信息的救援人员，有更多的心理困扰，调查者因此提出，提供可靠准确的辐射暴露信息，或将有助于减少灾害救援人员的心理困扰[10]。
2 受照儿童的认知功能和心理健康
在胎儿期经历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严重精神发育迟滞的发病率较高[11]，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时，处于胎儿期或婴儿期的人群的脑发育是否也受到影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婴幼儿时期受到辐射暴露者的神经认知功能是否受到影响，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最早对神经认知功能的系统研究是由世界卫生组织设计，项目对来自3个国家的受照儿童进行神经心理学的评估，同时设立对照组。研究发现，研究组与对照组相比，其认知功能没有显著差异[12]。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随后也做了类似研究。白俄罗斯的研究发现，与未受照儿童组相比，受照儿童组的智力功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精神异常的发生率也较高[13-14]。乌克兰的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较多的受照儿童智商处于正常的边缘水平，精神发育迟滞和情绪问题的发生率也明显较高，而且受照剂量越多，脑电图发现异常的概率越大[15]。以上研究也存在不足，如抽样引起的偏倚，结果未根据受试者父母的智力和文化程度等混杂因素进行统计学调整。
有的研究未发现受照儿童与未受照儿童之间存在神经心理方面的差异。乌克兰的研究者随机选择了300名从事故发生地疏散至基辅市的儿童为研究组，以他们的同学为对照组，未发现两组在智商、记忆力和学习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16]，在心理异常的发生率方面也未发现明显差异[17]。在研究对象19岁时，研究者再次进行了测试，随访研究结果与之前一致[18-19]。然而，尽管研究组和对照组在体格检查和血液学检测结果方面未发现差异，研究组却在主观上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太满意，报告了较多的病史[20]。有研究者对在4岁前受到辐射影响，现已移居至以色列的儿童进行了神经心理学测试，未发现测试结果与受照之间存在关联[21]。
有研究对在胎儿期受到辐射影响，从皮亚季（离切尔诺贝利最近的城市）疏散至基辅的儿童进行了评估，以他们的同学作为对照组，研究方法包括访谈、脑电图检查、智商测试等，尽管疏散儿童组和对照组的智商均在正常范围，疏散儿童组的结果要差于对照组[22]。一项芬兰的研究，比较了232对在胎儿期受到辐射影响和572对未受到辐射影响，年龄在14岁的双胞胎，结果发现，在胎儿早期受到辐射影响的研究对象，抑郁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发生率明显较高[23]。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挪威中部的数个地区受到放射性微尘的严重污染，研究者分别对来自挪威核污染最严重地区、在胎儿期受到辐射影响的84名少年，和来自无污染地区、未受到辐射影响的94名少年进行了语言智商和非语言智商测试。测试表明，在胎儿期受到辐射影响的少年，语言智商明显低于未受到辐射影响的少年，提示如在胚胎发育敏感期受到切尔诺贝利辐射影响，其认知功能可能受到影响[24]。
3 育龄妇女的心理效应
在三哩岛核事故发生时，居住在事故现场附近，正在怀孕或养育幼儿的妇女，尽管身体健康几乎未受到辐射影响，却是发生心理困扰最为严重的人群[25]。与在事故发生5年后才怀孕的妇女相比，尽管两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并无显著差异，孕期经历核事故的妇女，认为她们的孩子健康状况较差[26]。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数项研究对疏散至基辅的幼儿母亲进行了评估。与疏散幼儿的同学母亲相比，疏散幼儿的母亲发生重度抑郁和PTSD的概率要高两倍[27-28]。同时，疏散幼儿的母亲也自觉身体健康状况较差，更担忧辐射对健康的影响，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受照幼儿的母亲更为担忧自身和孩子的健康，她们一直认为核事故对身体健康造成了危害，提示在疏散者的育龄妇女群体中存在长期顽固的健康恐慌[29]。
4 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心理效应
三哩岛核事故发生后，分别对三哩岛核电站和桃花谷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三哩岛核电站工作人员有更多的沮丧情绪，意志更加消沉，对将来有更多的不确定感，感到身体健康受到了威胁，而且不太相信上级传达的事故信息；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心理反应与普通人群不同的一点是，心理反应与家中有年幼儿童无关联[30]。在三哩岛核事故发生2年后，对三哩岛核电站工作人员进行的调查发现，与其他核电站的工作人员相比，心理效应已无显著差异，事故在核电站工作人员中引起的心理效应是短期的，没有明显的后遗效应[31]。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后3个月，分别对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厂的所有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心理困扰和PTSD在核电厂工作人员中普遍存在，且发生率比以往任何研究都高，第一核电厂工作人员的发生率显著高于第二核电厂，这与他们受到过较高剂量的辐射暴露有关；核电厂工作人员的心理困扰和PTSD与遭受社会歧视均明显相关[32]。
5 其他成年人群体的心理效应
数项研究分别对核事故发生地的成年人、心理疾病就医者、移民或侨民等群体进行了调查。
5.1 成年人
关于受污染地区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已有数项调查。最早的调查于1990年开展，国际原子能机构分别对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受污染地区和未受污染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与未受污染地区的居民相比，受到污染地区的居民有更高的心理障碍发病率[1]。另外一项研究在1992～1993年进行，以受到严重污染的白俄罗斯高美尔地区的成年人为研究组，以未受污染俄罗斯特维尔地区的成年人为对照组，也采用一般健康问卷（GHQ-12）进行评估，与特维尔居民相比，高美尔居民更担忧自身的健康状况，虽然许多居民并没有确诊辐射相关的疾病，却有较多的患病症状[33]。在事故发生6年后（1993年），在俄罗斯布良斯克开展了一项心理健康调查，调查以污染严重村庄的居民为研究组，以附近未受污染村庄的居民为对照组，采用一般健康问卷（GHQ-12）评估心理健康状况，研究组女性人群轻微心理异常的患病率，要明显高于对照组，但在男性人群中未发现这种差异[34]。
5.2 心理疾病就医者
三哩岛核事故发生后，分别对到三哩岛地区心理卫生机构就诊的患者，和另外一个核电站所在地心理卫生机构就诊者进行了调查，两组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未发现明显差异，但将三哩岛核事故视为一种危险的人群，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低[35]。
5.3 移民和侨民
1990年，对移民至以色列的俄罗斯人所做的调查发现，移民的心理困扰与切尔诺贝利事故明显相关[36]，在事故发生10年后，与未受到辐射影响的移民相比，受到辐射影响的移民发生PTSD的比例明显较高[37]。在事故发生15年后，在移民至美国的俄罗斯人中，仍发现抑郁、焦虑等症状与受照史之间存在关联[38]。 福岛核事故发生后，随机抽取了284名旅居日本的英国侨民，测量他们对事故的情绪反应，有16%的调查对象出现抑郁，29.7%出现高度焦虑，30.4%感到易怒；不确定感、缺乏辐射对健康影响程度的正确判断与这些情绪反应密切相关，因此，在核事故发生后，发布高可信度的信息，减轻公众的不确定感，对于减轻心理效应是十分必要的[39]。经过采用问卷和事件影响量表-修订版（IES-R）进行测试发现，祖辈遭受过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袭击的人，与祖辈未遭受原子弹袭击的人相比，对辐射暴露有更强烈的恐惧感，PTSD症状更明显[40]。
以上研究证实，核事故引起的心理效应可持续很长时间，对某些人群造成的心理健康影响特别突出，不同人群的心理反应各有特点。在受到核事故直接影响的人群中，仅仅关注他们有无躯体和精神疾病是不够的，还要根据不同人群的心理反应特点，制订有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应急预案，以及时、有效地维护人群的心理健康。另外，在既往的研究中，关于核事故的心理学和躯体疾病研究往往是分开进行的，如果能将两种研究同时进行，将有助于更深入理解核事故的健康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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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4-28 本文编辑：张瑜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