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城市问题专家、欧洲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皮艾卡・卡蓝默到广州作《中欧如何共同进入21世纪》的演讲，并接受了记者专访，谈他对中国文化、社会发展状况的看法。在访谈中，他诚恳地说：“这次是我第三次来中国。中国的发展速度令人震撼。最让我震撼的还是那些发展中的、超巨型的城市，它们规模的巨大超过了人们的想象，每一次进入这样的城市都会让我发抖。”――你可千万别以为这是对我们“飞速发展”的恭维，他接着便解释了“震撼”、“发抖”的原因――“因为这样的城市对欧洲人来说是非常乏味的，显示的是技术的能量，但却是没有灵魂的、非人居住的外形，让我不喜欢。”
卡蓝默先生是从文化与生态的角度去分析城市的宜居与否的。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多少带有几分“新贵”色彩的国度，与那些恨不能几天就“打造”出一座“国际一流大都市”的雄心勃勃的城市设计者谈城市的文化底蕴，谈与历史、自然的和谐发展似乎要求过高了些。
不过看到那些高速发展的“超巨型”城市一天天向周围膨胀扩张，我最担心的倒不是它的文化氛围与生态环境（这可能也正是我与卡蓝默先生之间巨大的文化“代沟”所导致的视角上的差异，而且卡蓝默先生提出的问题，眼下在我看来也似乎有些过于阳春白雪了），而是这么庞大的城市里日渐增多的市民和那些被城市鲸吞蚕食的乡村里，不断增加的失地的农民，他们的生计问题该如何处置？简洁地说便是如何去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其实这样的问题并不仅仅出现在那些“超巨型城市”里，即使是一些规模较小的县城及初具规模的中等城市，也已经多少表现出一些“城市病”的端倪。
以我的家乡为例。我的老家原本距县城20余里，那里沟汊纵横、土地肥沃，堪称鱼米之乡，百姓生活还算殷实。可如今小县城也在急剧膨胀（几届县领导皆有将县城建成“中等发达城市”的宏愿），现在以原县城为圆心、以15公里为半径的区域内的土地差不多已全部被政府征用，划为新城区和开发区。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大都获得了一笔“一次性”的土地、住宅补偿金，且已搬进了新建的小区。对这些农民来说，时下他们手上有了一笔数额不菲的钱（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触摸过这么多的钞票），又搬进了新居，一下子摆脱了昔日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正是开心的时候。可他们中的不少人就没有想到：对他们来说，很多人未来的饭碗就完全寄托在这“一次性”的补偿中，城市居民所拥有的各种社会保障（诸如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金等等），他们都无法享受。一些年事已高者尚可凭借这一次性补偿金度过余生，但更多的中青年呢？不少人没有知识、没有技术，就仗着手头现有的那笔补偿金过着优游的生活。可这补偿金毕竟是“一次性”的，它总有花完的时候，我们的政府部门又为那些只图眼前享受，全不作“后顾之忧”的失地农民考虑了多少？有没有想方设法让他们融入新兴的城市，找到自己新的生活轨迹？如果任其坐吃山空，用不了十年八年，这些社会问题肯定会纷至沓来，届时再考虑采取补救措施，恐怕为时已晚了。农民可以没有长远眼光（此乃事实，绝非我对这些父老乡亲的歧视），但我们的政府又怎能不为之“计深远”？
再有一点，我的故乡原本是全国重要的粮棉产地（曾获得过“全国产棉第一县”的殊荣），而今看到那片绿色的原野上铺上了一层层灰白的混凝土，我真的有些心疼。也许今天“开发区”的经济效益要超过昔日的粮棉收入，但以牺牲那片肥沃的土地为代价，我总觉得有些不值。我国毕竟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赖以生存的粮棉如果全部依靠进口，我们还能自如地生存吗？再看那片开发区，开发的产业不少是一些发达地区“谢绝入内”的低端产业和污染严重的行业，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隐患。而这些企业由于工资待遇偏低、劳保条件堪忧，很难招到充足的劳动力，一些企业刚刚开张已是难以为继。如果这些企业出现生存危机，又势必影响到当地经济的良性发展，届时会不会又要上演一出“开发区里可耕田”的闹剧？
其实，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与否并不是以城市的大小和大城市的多寡为标志的，更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是广大民众的生存状况。我倒是很憧憬西欧不少国家那些与我们这儿的村镇规模相类似的小城市：两三万的人口，宽裕的住房，绿色的环境，闲适的生活，齐全的医疗健身教育文化商业设施……有兴趣的不妨调查一下生活在这些小城市里的居民的“幸福指数”（这是我们时下比较时髦的词语），大概不会亚于我们那些生活在大都市里的居民。
一座城市，怕没有品位，怕没有文化底蕴，但更怕的是不能给广大市民提供一个温馨可人的生存环境，甚至让众多居民产生生存危机。如果相当一部分居民要为生计担忧，对未来失去信心，这样的城市再大、再现代，也是一个冰冷的空壳，全无人文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