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对公司总监不满，安徽省政协委员、阜阳市政协常委、安徽乐客来置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曹春风授意下属将其教训一下，然后将其清理出公司。然而，年仅36岁的公司总监在公司会议室被一顿暴殴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合肥市蜀山区法院日前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曹春风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另有9人分别获刑。(5月29日《楚天都市报》)
“政协常委”、“授意教训”、“伤害致死”，让我联系到另一起有着类似关键词的案件：2008年10月，某地政协副主席、中学校长被人持刀刺死。法院审理查明，主犯陈军对凶手阮驭铭、李忠言二人称，因某人收钱后迟迟不办事，遂想叫阮、李二人持刀去教训某人一下，帮他出口气。陈军又交代阮、李二人只能刺某人的腿部，千万不能把事情搞大。
这两起案件的相同点都是“授意教训”他人，都说“只是教训一下”、“出口气”，“把握分寸，不要过头”或“千万不要把事情搞大”，而最终结果都是要了被害人的性命。不同的是，一个是政协常委授意教训他人，一个是政协副主席被授意教训；授意教训他人的政协常委因故意伤害罪，仅判3缓5，而授意教训政协副主席的人则被判处死刑。两起有着共同犯罪性质与特征的故意伤害罪，适用的是同一个国家的刑法，量刑竟天壤之别，我们该怎样理解法官们的“自由裁量权”呢?
笔者不敢深究法律专业层面的深奥问题，然而，某些带有常识性的问题也许并非都有多么玄虚。其实这两起案件的真正不同之处，无非一个是政协副主席、校长被“教训死”，另一个是政协常委、公司副董事长把别人“教训死”；就算还存在某些情节与性质恶劣程度的不甚相同，可以认定为“从重”与“从轻”的理由，可怎么也不至于相差到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吧?如此天壤之别，除了普通人与政协头衔、老板的不同，有钱人与没钱人的不同，还能找出什么更有说服力的答案吗?
4月30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题为《最高法院向“干预司法”宣战》的文章，说“研究建立对非法干预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办案行为的责任追究制度”，被写入不久前颁布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并认为是“司法系统最高改革文件直接向干预司法的行为宣战，史无前例”。据说，最高法院正在调研，设计一套非法干预司法责任追究机制，给案件遭受干预的当事人以合适救济，给干预司法的人员制定有震慑力的戒规。
向“干预司法”的行为宣战，听起来很是义正词严，但拥有大权的最高法院到底该向什么行为宣战并向谁要司法公正?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妨碍司法公正的只能是司法系统内部而不是表达看法的外在力量。如果最高法院向“干预司法”行为宣战并取得成功，只会将司法系统建设成谁也不能说三道四的“山头”。
事实上，“干预司法”的行为在民主国家也同样存在，并且比我们国家还要“公然”。很多最高法院向谁要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