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8月1日，星期一，一个极为普通的日子。德意志第三帝国总理办公厅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封从德国农村寄给总理希特勒的来信。写信的是一位普通的果农，名叫布鲁诺・科赫（Bruno Koch）。他在信中写道：“我终于如愿以偿，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全新的珍贵草莓品种。为了展现对帝国总理的敬仰和爱戴，我恳求将这个新品种命名为‘希特勒草莓’。”
像这样普通的人所写的普通的来信，帝国总理办公厅每天都要收到成千上万。信以及邮寄来的包裹都是来自德国各地，有些还是来自欧洲其他的国家。写信的有工人、农民、国防军士兵、知识分子、政府公务员，还有中小学生，男女老少，形形色色；而来信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参伍错综。
多数来信是表达对帝国元首的崇拜和感激之情，还有不少是写给希特勒本人的情书。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堆满了这些求爱者寄来的精心编制的五颜六色的毛衣和漂亮的袜子。当然，这些信件希特勒本人都没来得及拆看，就被手下人处理掉了。如果哪位崇拜者特别执著，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信“干扰元首”，对不起，自然会有人通知盖世太保去收拾他。当时的德国，有不少写信者被宣布为“精神有障碍”，被送进所谓“疗养院”。
在获得“莱比锡国际电影节”大奖的《普通的法西斯》这部纪录片中，曾真实地记录下了德国民众是如何狂热地追捧希特勒的。
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大会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纳粹）的党旗。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着一个黑色“�”字，十分醒目。一只巨大的普鲁士雄鹰雕塑，高高地悬在纳粹党旗的上端，桀骜不驯，睥睨一切。广场四周的强烈的探照灯光柱，将整个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昼。数十万群众和军队集聚在广场，举旗列队、高举火炬，游行示威。震耳欲聋的口号声、鼓乐声以及瓦格纳的雄浑乐曲，与希特勒的演讲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令人震撼不已的第三帝国交响乐。成千上万的人们，忘情地呼喊着、高唱着，向着主席台上那个大独裁者欢呼致敬，如醉如狂。
面对这一切，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黑格尔政治哲学中有一个极深刻的观点，至今未曾被人们恰当地理解。他说：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当1932年，已经成为纳粹党首领的希特勒踌躇满志地宣称“国家社会主义塑造了一个包括儿童和老人的群体，没有人能够使这部德国生活的庞大交响曲沉默”时，他的目的其实已经达到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就是建筑在纳粹主义的精神上，建筑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德国人的灵魂中的罪恶之国。
7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些珍贵的史料时，不能不感到愕然：这难道就是深受魏玛文化熏陶，产生过康德、黑格尔、歌德、马克思、爱因斯坦、巴赫、贝多芬等天才巨匠，充满理性的德意志民族？
据史料记载，希特勒当政时期，曾有数十万德国人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遭受到纳粹杀害的犹太人高达660万。参与迫害和屠杀的这些人并非全是希特勒的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不少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中下阶层民众。为什么这些“普通的德国人”会积极地、自愿地参与纳粹的大屠杀？为什么他们对同是自己同胞的犹太民族如此残酷？为什么甚至当希姆莱已经要求停止屠杀后，许多人还不肯住手？为什么人性中的丑陋与罪恶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会得到如此充分的表演和淋漓尽致的发挥？
对于这样深刻的历史反思，或许有各种各样的答案。在笔者看来，答案却十分清晰，这就是：当极权专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觉悟到自己是否在犯罪与作孽！
毋庸置疑，当生活在极权专制的体制下，每个个体都被说成“微不足道”的时候，当每一个社会成员渺小到没有个人意志和权利，只能依附于国家机器的时候，一旦这个国家被某个独裁者变为杀人机器时，机器上的每一个“齿轮”与“螺丝钉”也只能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无法摆脱这部机器的控制。
美国学者亚特兰认为，极权主义的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人，而是丧失分辨力、匍匐在观念脚下的民众。德国人民的悲剧告诉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暴力、恐惧的极权制度下，一切资讯来源受到封锁，或是只有经过筛选才能得到，一切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一切文学、艺术被当做被洗脑的工具。这时候，即使是一个文明和修养极高的民族，它也无法具有衡量善与恶的标准，也无法具有明辨真伪与是非的能力；这时候，人再不是作为个体的人而存在，而是作为物质的人而存在。他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被作为某个统治者的工具、某个政党的工具、国家的工具。
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指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经有效地动员和利用了群众欲望的法西斯主义，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中间。存在于我们头脑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是使我们爱慕权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压迫的法西斯主义。”此语可谓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