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谢有顺在一次演讲中，颇为赞赏地引用了作家韩少功的一段话，其中说“比如一个穷人作家，最好能体会上层人的苦恼，不能囿于阶级仇恨；一个小资或大富的作家，最好能关注下层人的艰辛，不能止于阶级傲慢”。
对于当今的中国，若干年前有位京城作家写过一篇类似《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文章，对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作了一番“阶级分析”，然而在当代中国，如何使用“阶级”这一概念，如何划分当今中国社会的阶级，恐怕还没有哪位专家或者权威人士，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界定。但倘若讲“层”,倒还是可以划出若干的，比如韩少功所言的“上层”和“下层”。上层人“关注”一下“下层人的艰辛”，窃以为确有必要，哪怕仅仅是做个样子；而让包括“穷人作家”在内的下层人去“体会上层人的苦恼”，则未免有些勉为其难。比如，笔者也大致可列入“穷人作家”的队伍，但我左思右想，怎么也体会不到上层人的苦恼，也不知如何去体会上层人的苦恼。就像那《红楼梦》里的贾府，虽说“大有大的难处”，可这难处凤姐体会得到，刘姥姥体会得到么？同样，如我这样的穷人作家，怎么去体会诸如陈良宇之流，不管他落马之前还是落马之后的苦恼呢？刘姥姥好歹还进过大观园，还吃过贾府的盛宴，我可是连陈良宇的面都没见过。不怕诸位见笑，敝人年过花甲，至今也体会不到因营养过剩而发胖的苦恼。
伟人说过“实践出真知”。下层人从未过过上层人的生活，你叫他如何体会上层人的苦恼？记得30多年前，我的身边就曾发生过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年轻漂亮、出身平民的女子，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家庭地位颇高的男朋友。相处一些日子之后，双方都比较满意；可是当那个男朋友将她带到自己家里去看了看之后，这个女孩就高低不愿再继续谈下去了。有人诧异地问她为什么，她直言不讳地说，他们家住的房子太大了，楼上楼下十几间，将来我嫁过去，光打扫卫生一项还不得把我给累死？你瞧，这就是下层人所体会到的上层人的苦恼，因为她不知道上层人家是配有“保姆”之类人员的，是用不着她这位“少奶奶”去亲自打扫全楼卫生的。她从小生活在一个什么都得自己动手，而且女孩子还得多干些家务活的家庭，她怎么可能了解上层人家的生活呢？
那么，一旦我们无法体会或者体会不到上层人的苦恼，怎么办？按韩、谢二位的逻辑，就很可能要“囿于阶级仇恨”了。这恐怕是当今许多上层人的担忧，否则，就不会有人站出来“替富人说话”了。窃以为，我们的某些“小资或大富的作家”（还有学者），未免有些杞人忧天，或者是为“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所囿，以为又出现什么“敌情”，这才动不动就指责他人“仇富”。于是，为了缓解人们的这种“仇富心理”，便开出这剂“体会上层人的苦恼”的药方。其实，下层的穷人也好，穷人作家也好，有几个是跟财富过不去，有几个是仇恨财富的？他们仇恨的不是财富以及富人，而是某些富人攫取财富时那些不义和非法的手段！就拿体育明星来说，穷人以及穷人作家“仇视”过姚明、刘翔这样的富人么？但对我们的某些男足球星却“恨”之入骨。为什么？因为足球的腐败众所周知，黑哨假球到处都是；一个个腰缠万贯却始终踢不出个名堂来，人们就不能不质疑他们的富有了。当今的中国，究竟是勤劳致富的人多，还是以非法的手段致富的人多；或者说富人们拥有的财富总额，究竟是合法所得的多，还是非法所得的多？我想，不仅广大民众，就是那些“替富人讲话”的人，心中也不是没有数。
说白了，所谓“阶级仇恨”不过是一个伪命题。这一伪命题的提出无非是为了维护包括“小资或大富的作家”在内的上层人的既得利益，甚至企图使那些非法所得的财富也变得合法化。穷人所在乎的无非是也能够拥有自己的权利，也可以去质疑那些“无法说清来源”的巨额财产。与其让穷人去体会上层人的苦恼，不如让上层人主动地抛却自己的“苦恼”――缴出那些“无法说清来源”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