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阁制度提出的背景 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届中央政府，自秦至明初，一直是实行宰相制度的。而明朝的内阁制度是在宰相制度被废除后为适应统治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要对明朝的内阁有个宏观的把握，就必须对内阁产生的背景做一个细致的阐述与分析，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内阁是很有帮助的。纵观历史长河，宰相制度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以及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方面效果显著。
历代封建国家的中央政府，皇帝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他们拥有生杀大权，动辄就可以左右臣民的生死，在这种情况下，百官尽心尽力为皇帝办事唯恐出差错，民众齐心协力从事生产，出现了很多像光武中兴及康乾盛世的繁华局面。而在这种相权体制下，皇帝是统治阶级的总代表，他可以无条件地把意志强加给被统治阶级，宰相则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统领百官，如果有幸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则大权集于一身叱咤风云，俨然成为皇帝的决策的执行人和策划人。因此，中国封建政治史上始终存在着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和斗争，相权过大，皇帝想尽办法削弱相权；而反过来，宰相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不甘心权力被剥夺，想尽办法同皇权相抗衡。这就造成一个怪圈的存在，原本是一个好的意图，却因为权力的争夺，无形中变成他们权力争斗的舞台和场所，使宰相制度彻底蒙上了一层阴影。而在这种宰相制度下，倘若封建王朝的皇帝要有所作为，他就必须要打破这种相权太大、尾大不除的局面，因此这就出现了很多像汉朝那样通过设官加职及监督体制把丞相架空的局面，这未尝不是一个好的举措。在皇帝看来，他可以使自己的意志和决策不经宰相而一路下去达到驾驭百官的目的，这就成为历届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努力的一个方向和趋势。
二、内阁制度的雏形时期
在明朝建立之初，因为中央政府刚刚完成国家统一，很多举措都来不及去实行，所以，综合看明朝的制度，大体上都可以发现，它的制度有很多都是来源于元朝但又结合自己的特点，不可能一概都接受元朝的体制，小修小补及大的改动都是有必要的和明智的。例如，明初沿用元制，在中央设立中书省，其官设丞相、平章、左右丞、参政、下辖六部，各尚书各为其曹官。在职权范围上，中书省除了拥有执行权和封驳权以外，还有负责接收奏章并进行处理的权利，而最后的决策必须汇总后交由中书省长官综合考虑之后在面呈皇帝，从中可以看出，中书省长官综理政务，统领百官，其职权是相当大的。此外，与前朝有所不同的是，明朝的中书令也有特例，即不以太子和皇亲国戚兼领左右相国一职，皇帝综合考察认为能胜任的都可以立为丞相，而这对靠军功而荣升为宰相，进而把持政权是很有帮助的。因此，在明朝建立初年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得到相权就飞扬跋扈、践踏朝纲的局面，这与朱元璋置相权而多立开国功臣、独宠宰相一人是分不开的。例如，开国功臣左丞相李善长起初被立为相，外表宽和，内心则多刻薄，非是同乡人则不与，很多人为求功名不得不竞走其门庭，造成制度和体制很大程度上的践踏。此后王广洋为朱元璋所信任和宠幸，一朝得势而失信于天下，欺君罔上，最后被朱元璋处死；胡惟庸更是得到了朱元璋的的青睐，因其善观言行，每事多揣测皇帝嗜好，逐渐得到朱元璋的信任和重用，在他被立为丞相后，面目全改，独揽朝纲，动辄就对臣民生杀暗降，在政务上“内外诸司上封事，他必先取阅，由是笨竞之徒，趋起门下 ”。从中可以看出，明初，虽然实行丞相之制时间不长，但朱元璋因军功和嗜好多独宠于相权，相权比其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偏偏朱元璋又是一位很想有作为的皇帝，势必要在相权与君权出现矛盾、在相权达到无法收拾的情况下，拿相权开刀。果然不出意料，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伺机谋反案，下令以擅权枉法罪将胡惟庸绳之以法，并借此巧做文章，“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于是自秦开始以来延续了一千五百余年的宰相制度被彻底废除了，而为了在舆论上为废丞相找借口，他又相继颁布太祖训云，为不设宰相寻找理论渊源，并此后多次重申告诫部下罢宰相之由，设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权归于朝廷，嗣君不去复立宰相，沉下以请者，置重典。
但随后就发现，以他一人日理万机、集众务于一身，无论如何也处理不完国家的政事。因此，在废丞相之后，他就有感此举的弊端，尝试性地以其他的体制来代替废除的宰相制度，而这就为内阁的建立提供了契机和条件。他先是设四辅官体制，即春、夏、秋、冬官，但随后就发现，那些他所谓用的儒学大师不是年老迂腐胜任不了工作，就是远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于是在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和想法之后，就开始设立殿阁大学士。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仿照宋制，置华盖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以宋纳为文渊阁大学士，以刘仲质为武英殿大学士，典籍吴沉为东阁大学士，设立大学士的目的，主要是充当自己的顾问和助手，备咨询和讲学之用，而这对他极力维护中央集权想有所作为的初衷是不冲突的。
朱元璋死后，他的子孙并没有他那样卓越的见识和才能，就把殿阁大学士制度继承下来，这样在一种制度被废除的情况下，为了统治的客观需要，内阁大学士制度作为折衷的办法应运而生。但这时的殿阁大学士只是顾问而已，此后随着形势的进化，内阁开始设置并盛行起来，与殿阁大学士不同，这时内阁大学士地位更高，被皇帝所信任，可以担任官职和有明确品级规定，如建文帝时，“召翰林官入直文渊阁被顾问，翰林大学士黄子澄，试讲学士方孝孺均受建文帝器重，子澄参国政，而方孝孺尤备信任，国家大事辄咨之”。成祖时期，内阁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最终形成了内阁的雏形，于是“成祖继位，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金幼孜、胡俨同入直，预机务，谓之内阁”，内阁之名及参预机务等，自此始。《明史》对内阁的解释为“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这些入直阁臣参预机务，实权很大，特别是到了明代中叶，内阁大学士虽“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实”，已经完全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从中看来，当初朱元璋处心积虑废除相权，为自己集权所服务，但转眼功夫，内阁就产生并确立下来，伴随着明朝所特有的中央集权顶峰化，君主专制主义集权制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成为历史的必然。
三、内阁制度的成熟完善时期
到了仁宗皇帝时期，内阁地位迅速崛起，内阁及其阁臣得到了皇帝的重用和提拔，内阁阁臣侵权各部也是常有的事情。仁宗皇帝一即位，他就开始大幅度调整阁臣的待遇，阁臣的职位由卑到尊，品级由低到高，兼领的职务也日益增多。但有一点可以看出，它还是对以前殿阁大学士制度是有所继承的，即必须先入内阁取得大学士资格，得到一段处理政事的锻炼，等时机成熟，才可以摇身一变兼领部职。《明史》载:“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阁权的迅速增加，是与三杨所开创的局面分不开的。他们都是先朝名臣，东宫辅弼，”功高权大，地位大大提高了，以后又加衔六部尚书，甚至授以师、傅，从此阁权渐崇，声望益尊。后来的大学士，非有侍郎、尚书的资历不行，三品以下的官僚，根本不可能入阁，因此入阁加衔，内阁大学士成了最高官位。又如他任命黄淮、杨士奇和金幼孜等分别任尚书职，同时兼殿阁的大学士，而他们均是先入阁为阁臣，其后才兼领其他职务的，可以说是兼领多职与侵权部职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和程度。
正统时期，集尚书、三孤和大学士于一身的杨士其在朝中的地位是最高的，他在朝廷占据重要的位置，长久把持，无人能破。这时，内阁阁臣兼领多职侵权部职达到了顶峰时刻，地位一升再升，成为朝堂中的红人。然而也有特例，到了后期，内阁以及内阁成员的地位开始略有下降，这一定程度上与宦官专权有关。特别是英宗朝，英宗特别宠幸王振，宦官因为有皇帝的撑腰，权力得到了无限制的膨胀，这些阁臣在朝廷中斗不过王振，只好作罢，另辟蹊径，但总体上并不影响内阁整体职能的发挥。
景泰时期，内阁的地位又出现了变化，即对内阁的班次开始有了明确的界定，此时，朝廷律令明文规定，内阁官在午朝的班次上列在六部尚书之上，例如，王文以礼部尚书入阁，阁臣地位为之一变，入朝居前，俨然朝中最受敬重的人，内阁的地位得到了强有力的稳固和强化。
天顺时期，吏部尚书李贤兼内阁大学士，他在朝廷班次上也依旧列于其他尚书之上，阁臣之重，俨然汉唐时期的宰辅也不为过，他独揽朝权，成了皇帝身边最受器重的人。明史《职官志》载：“六部承旨意，靡所不领，阁臣日重”，内阁地位达到了空前的强化和提高。
嘉靖时期，朝廷早朝班次仍以内阁大学士居六部之上，但也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六部开始由原来的政府的最高职能部门沦落为内阁的属曹，六部办事，唯内阁事从，至此，内阁在嘉靖朝成为了明朝最高的政府机关，同时也标志着内阁在形式和地位上达到了顶峰。
综上所述，明代的内阁制度取代历朝的丞相制度，标志着我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一方面，内阁被皇帝所信任和依赖，内阁的地位和影响就迅速的上升，内阁不被皇帝所信任，其地位和影响就一落千丈，皇帝靠不同派别的相互斗争和牵制，达到更好地为自己统治的目的。另一方面，制度因人而已，因时而变，虽然在形式上对内阁的权限有了明文的规定，但在皇帝面前，它充其量只是一张文书纸张，皇帝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喜好偏爱，通过多种形式和手段对内阁进行升降与控制。在内阁制度下，内阁是皇帝的助手，是专制独裁的有力工具。同时，皇权也需要内阁辅弼，内阁也需要皇权支持，两者相互依赖，在维护封建统治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两者之间又有矛盾，皇权要控制内阁，内阁又反过来限制皇权。总之，内阁在废丞相之后而建立，此后形式和内容又不断的完善和向前发展，显示出了内阁在明朝所特有的特点。与丞相体制有所不同的是，明朝的内阁是在专制主义达到巅峰的时候出现的，内阁虽然有其合理性和先进性的一面，但大背景注定了它在具体发挥自己的职能和影响的时候，要受多方面的制约，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它最大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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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涛，男，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明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