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们追求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嵇康和赵孟�当然也不例外。虽然两人生活时期相距1000年，却是生前和身后名气都响当当的大文人。他们一个要“独善其身”，一个要“兼济天下”，结果两人都“壮志未酬”，一个成为令人扼腕的“死士”，一个成为货真价实的“花瓶”。
嵇康(223～262)是文学家，“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并在音乐方面有特别的天赋。他除以弹奏《广陵散》闻名外，在音乐理论上也有独到的贡献，还擅长书法，工于丹青。他作为曹操的孙女婿（其妻长乐亭主系曹操嫡孙女,曹林之女），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倾向曹魏王室一边，对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但毕竟时局无法扭转，他便决意“独善其身”，长期隐居在河南焦作的山阳，后来干脆到洛阳城外，开了个铁匠铺，每天和向秀在大树底下打铁。一次，司马昭的“大红人”、司隶校尉钟会突然带着一支华贵的车队来访，场面宏大，无非是请嵇康“出山”效力司马氏。但嵇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世说新语》）钟会悻悻而归。当时被人称颂品格“如璞玉浑金”的山涛是嵇康的好友，他很诚恳地向司马昭推荐嵇康接替他出任吏部郎，嵇康知道后，立即写了一封绝交信给山涛。
面对嵇康的一次又一次的不合作，司马昭震怒了，你想“独善其身”，我偏不让你“独善其身”。公元262年8月，嵇康的好友吕安受诬告而下狱，司马昭便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罪名把嵇康牵连进来，并将嵇康处死，时年39岁。
赵孟�(1254－1322)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他的书法被称为“赵体”，位列楷书“四大家”之一，他的画作被称为“元人冠冕”。他系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自小就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鸿鹄之志。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正在故乡湖州(浙江吴兴)家中闲居的赵孟�被行台侍御史程钜夫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赵孟�喜不自胜地奉旨进京，受到忽必烈的亲自接见，32岁的赵孟�顿时“备受鼓舞”，连忙表示：“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
赵孟�应诏来京，是怀抱“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的，所以迫切希望自己能有一番作为，用他的平生所学来报答忽必烈的“知遇之恩”。但当他满腔激情地对元朝的弊政提出了一些改革意见，却遭到蒙古大臣的极力反对，忽必烈则明显地偏袒蒙古人。至此，赵孟�才如梦方醒，原来以黩武和嗜财著称的元世祖忽必烈从骨子里是瞧不起读书人的，但他及其他的后继者需要摆出一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姿态来笼络人心，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而赵孟�既才华横溢，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又是赵宋宗室，自然成为他们首选的超级大“花瓶”，来装点元廷的大“门面”。对此，赵孟�还专门写了一首《罪出》诗，道出了他当花瓶的苦闷：“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谁令堕尘网，婉转受缠绕。昔为海上鸥，今为笼中鸟。”苦闷归苦闷，赵孟�也不得不认命，安安心心地做大元的花瓶。
可见，所谓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过是文人的一厢情愿罢了。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文人想“独善其身”而不得，想“兼济天下”而不能，当然做一个与当局不合作的“死士”或者当一个十分乖巧的“花瓶”的机会倒是有的。虽然当“花瓶”显得窝囊，却不失为文人的一种生存之道，而做“死士”，代价过于昂贵。因此，宋代之后，“赵孟�”式的“花瓶”越来越多，而“嵇康”式的“死士”却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