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是多人追求的美好目标之一。丹麦人心目中的平等，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享有相等的待遇。 丹麦人最崇尚的是“叶特尔法则”，即：任何人不得自称比别人好、聪明或者富有。当然，丹麦人也不认为他人会比自己更好、更聪明或更富有。人们非常讨厌别人的傲慢和自夸。
显富被视为不平等。哥本哈根琥珀博物馆馆长索恩在丹麦、德国、台湾地区开了好几家琥珀店，是名副其实的千万富豪，可他待人接物却很低调。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丹麦人不能张扬自己有多少财富，因为会使别人觉得你的财富来路不正。要知道，丹麦的税收非常高，你显富，别人会以为你逃了税。”
为了保持常人心态，一些大公司的老板主动将自己的财富捐赠给社会。闻名全球的嘉士伯啤酒公司出巨资扩建了丹麦国家历史博物馆，至今仍每年负责提供这家博物馆的维修运营费。丹麦船运、石油公司马士基集团捐款25亿丹麦克朗，修建了新落成的哥本哈根歌剧院。
丹麦孩子从刚开始懂事时就接受家长和学校平等待人的教育，要帮助穷人和弱者，不要巴结强者。我朋友7岁女儿所在的学校，老师经常组织她们到眼镜店擦眼镜，挣来的钱全都捐赠给柬埔寨的失学儿童。有时，孩子们会去帮助老人。这些都是必修课，要算学分的。学校还教育学生，不管做什么工作，每个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贵贱之分。男女的退休年龄也一样，因而，哥本哈根街头抬头可见推童车的男人。
长期以来，丹麦人一直设法缩小地区、行业、级别、城乡和贫富差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逐步出台了一些平衡地区发展的政策。至20世纪70年代，主要通过补偿金制度对不同地区进行平衡。中央政府对地方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进行资助，对财政收入低的地区给予特殊资助。1984年，丹麦正式出台“地区补贴与均等化计划”，通过建立地区平衡发展体系，努力缩小地方政府税收与财政支出需求之间的差距，实现各地区福利服务水平的均衡发展。1995年，政府对该计划进行调整，加大了对大城市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
丹麦最常用的一招是以税收减少差别，最高的税收可达70％，有说这是“杀富济贫”的典型。比如私房，要交房产税和地产税。像我朋友，他每年要交别墅的房产税和地产税15万克朗(6克朗约合1美元)。在我们看来可能觉得这很不合理，但朋友说：“我有钱，政府当然要想办法从我的口袋里掏点钱去搞社会福利。福利好了，不幸运的人能够好好生活，社会治安就好，对我也有好处。”同时，政府时住宅离上班地点的远近。也有不同程度的减税。政府规定，职工(包括私营公司工人)住宅离工作地点往返在24公里以上，每超过1公里，每个人每个工作日减税1.6克朗。
对公职人员，政府采取了许多限制特权的措施。首相和少数高官有官邸，但离职当天就得从官邸搬出，政府也不再给他们配备警卫和司机。有位大臣离职后，从坐汽车改为骑自行车，有位中国朋友问他感觉如何?他说：“没什么不一样，配司机是为了工作。我现在是平民，不需要司机了。”有一次，丹麦的一位大臣出席一个晚餐会，像其他人一样排队取食品后，他没有找到座位，只好站着，自然地与大家聊天。事后，中国朋友问他的秘书：“为什么你们不给大臣让座呢?”秘书惊愕地反问：“为什么要给他让座呢?这又不是什么正式场合，大家都是客人，谁先到，谁就可以先坐。再说，如果你给他让座，他会觉得不自在，因为他会觉得他在搞特殊。”公职人员出差，政府同样有许多保持平等的规矩。除大臣以外，副大臣以下的公职人员出差一般住在四星级以下的普通单间；乘飞机出差，飞行时间在5小时以内的，一般坐经济舱；伙食补贴大家都一样。到中国北京出差，每天伙食补助费一律为400克朗。外交官离任回国，要想带汽车入境必须像普通人一样纳税。
有不少外国记者在丹麦公干，与丹麦外交部和国家警察局的官员打交道较多。有时国内来了高级访问团过境，难免要找丹麦外交部，请对方给予一定的礼遇。丹麦外交部的官员态度不错，但不会破例搞高规格接待。外交部规定。外国元首正式来访时才能在机场铺红地毯，其他高官来访不享有此礼遇。外长以上高官正式访问，才能使用哥本哈根机场内的贵宾室，其他人一律像普通人一样过边防和安检。有一次，中国驻丹麦大使馆要接待一个国内高级代表团过境，大使给哥本哈根警察局副局长穆勒发了份传真，希望在代表团入境时，能由一人集中办理入境手续。一小时后，穆勒亲自给中国大使回电话解释原因：“外交部有规定，如果我破例，就是违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