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英国的“宁波女巫”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这不仅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也为西方传教士开辟了传教道路。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除了割香港，偿军费外，又开辟上海、宁波等五处为商埠，实现中外自由通商。自此，中国的门户正式开放。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
同年，中法又签订黄埔条约。这样，西方传教士获得在华传教和办学的特权，基督教教育就在列强的“条约体系”下传入浙江。
宁波作为五处通商口岸之一，倍受西方传教士青睐。美国长老会对其原因分析说“一因天气颇佳，与美相仿佛；
一因宁音易学，各处土音均可相近；
一因宁地尚未如闽广等省受外来之浇风，较易为化导也。”可见，宁波无论在地理环境，还是在风土人情、思想开化上，都颇受西方传教士欢迎。爱尔德赛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兴办女校。
甬江女子中学的前身是一所女塾，称“宁波女塾”。有趣的是，这个中国第一所女校的创办者并非中国人，而是一位外国的基督教女传教士，她就是被西方历史称为“宁波女巫”的来自英国的爱尔德赛女士。
爱尔德赛（Mary Ann Aldersey，1797～1868）生于英格兰埃塞克斯郡，当1843年她以英国“东方促进女子教育协会”传教士身份取道香港来到宁波时，已是46岁的中年妇人了。对于一个外来人士在他国建立女生寄宿学校，爱尔德赛面临相当大的困难。首先，在中国传统教育意识里，女子向来是不把识字当作一回事的。念书是男孩子的本份，可以金榜题名，女子只要懂得三从四德就可以了。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思想对爱尔德赛办女校的阻碍很大。其次，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不了解，难免会对西方传教士办学产生各种疑虑。有一段时间，宁波的街头巷尾曾流传着有关爱尔德赛的绘声绘色的传闻“那些英国孩子们的眼睛是蓝色的，但都是瞎的。这个奇怪的老太太逼着我们的孩子去她那里，是想把孩子们骗去，挖出他们的眼睛，好送给她那些朋友们。”还有更离奇的谣言说爱尔德赛这个老巫婆会杀死儿童和他们的父母，或者会把孩子们吃掉。渐渐地，爱尔德赛有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头衔“宁波女巫”。
然而，富有热心和毅力的爱尔德赛毫不气馁，为了克服女校创办工作中的困难，她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她们和社会上的穷人接近，看见他们有痛苦，就设法替他们解除，施衣、施食、施医、施药，完全和社会上乐善好施的念佛太太取同一行经。”这一做法很有效果，改变了中国人一些抵触情绪。“不但使受惠的人感激，并且也使人知道，她们和国人脑里的蛮夷是有些分别的。”第二，她也用利诱的方法，使中国父母愿意将自己的女儿送到学校。她做出决定“不但不收学费，并且供给学生衣食起居等各项用费，有时候学生的家穷，更可得到五文十文一天的津贴，以弥补这女儿不在家助理家务所感受到的损失。”这是女塾为适应宁波本地社会而作出吸引当地贫困学生的特殊方法，后来这种做法成为当时教会女校吸引学生的普遍做法。
初来宁波，爱尔德赛租用宁波城外江边的半间木房子，创办了她的第一所学校。到1844年，爱尔德赛在宁波城中祝都桥竹丝墙门内大屋（今尚书街东端）的一间宗祠内开设女塾。不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回报，爱尔德赛所办的女塾，在1845年有15个学生，第二年增加到23人，第四年又大幅度增至46人。在课程与教学方面，宁波女塾教学科目主要有中文、宁波方言拼音、英文、算术、地理、唱歌以及一些技能训练。中文学习的比重很大，每星期有四天下午完全是中文课。学生入学后必须先学会当地长老会丁韪良创制的拼音法，然后再学传统的中文。爱尔德赛认为，这种拼音法相对比较简单易学，可在较短时间内提高中国人阅读圣经的能力。对于英语课程，爱尔德赛并未强调都学。算术和地理，每天早晨两小时（除了星期六外），使用中文撰写的教科书，由毕业留校的助理将学生分成算术和地理两班上课。此外，学校还设置唱歌课程，以陶冶学生情操。最后，还有一些技能训练课，包含刺绣、缝纫、纺纱、织布、掣带等。
当然，爱尔德赛也很重视基督教信仰问题。她自己每天主持早祷与晚祷，每礼拜总会有美国长老会布道站的传教士受她之邀到女塾举行礼拜。她还鼓励女塾的助教和15岁以上的女生组织夜间读经班，在基督徒中文教师协助下阅读圣经。从女校的课程设置看，爱尔德赛是在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上，结合当时宁波地方实情而设置了比较合理的课程。
对于女校学生的出路问题，据当时爱尔德赛经常提及的优秀学生毕业情况的史料判断，她们的出路大致有三“（一）留校担任教师或助教；
（二）应聘担任其他教会女校的教师；
（三）结婚后到乡村从事教育为主的传教工作。”可以看出，毕业女生的出路主要是担任教师。爱尔德赛对此发出这样的心声“我非常渴望女学成为一所训练学校，供应本地各学校需要的虔诚女教师。” 女塾的经费来源大致由两方面组成一是爱尔德赛自己个人出资，二是英美差会的赞助。比如，1850年到1859年间，伦敦会补助女校共计500英镑，折合约2500元。此外，爱尔德赛还曾经向美国长老会申请过资助。如1846年10月，女塾经费拮据，爱尔德赛向长老会传教士提出每年补助300至400元。
总体来说，宁波女塾是爱尔德赛在适应宁波当地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特别是在课程设置方面，爱尔德赛主张与宁波本土和中国社会结合，学习宁波方言拼音以及设置当时女子比较熟悉的纺纱、织布等课程以顺利实现传教这一根本目的，这是中国早期教会学校以适应中国实情为策略、兴办教育为手段、传教为宗旨的一个普遍现象。
甬江女子中学正式定名 在创办几年后，爱尔德赛因筹措经费困难重重，宁波女塾实在无力经营，只好另寻出路。鉴于美国长老会资金较为雄厚，且与爱尔德赛关系相处融洽，再加上爱尔德赛已届60岁，将女校交给长老会接办无疑是理想的选择。1861年，爱尔德赛将学校交与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柯夫人，然后就离开了宁波。
早在1847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柯夫人（Mrs Cole）就曾在宁波槐树路设立了一所女校。接手宁波女塾后，两所女校合并，由柯夫人主持。合并后的女校命名为“崇德女校”，校址在江北槐花树下（今槐树路江北实验小学）。1860年，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夫人（Mrs Lord）又在城北江滨（今永丰路宁波市十六中学校址）设立浸礼会女校（后改名圣模女校）。两所女校隔江相望。到1919年，两所女校分别将中学与小学分开，独立办学。
1923年，崇德女校（中学部分）与圣模女校合并，由长老会与浸礼会合办，正式定名为甬江女子中学，学校迁到战船街新校舍。不过，学校仍由两差会主政，美国人徐美珍女士（Miss Dora Zimmerman）任校长。开始时，中学仍按照旧制四年办学，1925年起改为高中、初中各三年，高中部设高一、高二、高三，三个级班；
初中部设初一三班，初二两班、初三一班，共六级九班。
学校没有成文规定的各种守则，但却树立了良好的校风。每周定出德育教育的中心德目，如爱国、尊师、友爱、礼貌、诚实、整洁、节约、勤学等。学生一律穿着校服，规定热天穿裙子，平日穿黑布旗袍，显得朴素大方，整齐划一，学生无须为穿着打扮而分心学习。学校学风素以严格著称，在英语、音乐、美术、劳作、体育等方面尤为突出。当然，甬江女中因系教会中学，平时除传授各种文化科学知识外，还传授宗教思想。比如早有早更，晚有晚祷；
星期节日，由信教老师带领部分信徒听道做礼拜（少数学生受宗教洗礼）。
甬江女中成立之初就受到“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冲击。1924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甬江女中为纪念国耻，停课一天，上午派代表数人与本埠各团体联合会举行纪念礼节，下午由学校邀集附近各校团体在学校礼堂进行关于国耻之历史内容的讲演。此外，甬江女中还与崇德、女师等学生参加宁波学生界发起的“纪念‘五九’国耻”集会和游行示威，遭到教会当局的严厉禁止。由此可见，甬江女中当局并不反对一般的学生爱国活动，但必须将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1924年“非基同盟”宁波分会成立，该分会提出“反对奴化教育”、“收回学权”的口号，并发表宣言，揭露帝国主义宗教文化侵略的实质。众多教会学校迅速响应，甬江女中、四明中学等师生踊跃参加。
五卅运动在“非基督教运动”蓬勃发展之际爆发，再次激起宁波爱国学生的反帝爱国热情。1925年6月23日，甬江女中学生因参加反帝爱国斗争而遭校方干涉，并勒令共青团员李秀清、徐诚美等学生离校，禁止学生3人以上在校内聚众私谈。但这些退校学生没有屈服，相反她们组织一些学生宣誓，共同签字“一、誓不重回甬江，二、誓不再入教校，并决议不日将发宣言于报端”。当时甬江女中的爱国运动还得到宁波教育界的大力声援，他们呼吁其他教会学校“愿与甬江女生一致行动”，“中国教育之权，可以不争而收回矣”。
实际上，甬江女中学生早就有意收回教育权，五卅惨案恰巧成为其导火线。1925年6月28日时事公报的一篇文章中说到，“甬江女中不许学生有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权的，”原因是恐怕学生有组织、有能力，因此“每次大众集会的时候，先要得着校长或教员的同意，无论关于学校或学生的事情，他们在旁总要来参加的”。在这样受监视的环境中，学生自然就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她们早已有意要把教育权收回，可是又觉着时机还没成熟。但是到了五卅惨案发生之后，她们更是希望早日收回教育权以摆脱这种受人监管、没有自由的生活。
北伐战争的胜利，为甬江女中教育权的收回提供了契机。甬江女中学生杨音绥对学校收回教育权时的情形做了如此回忆“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以后，反教的运动，可谓更达极点了。所以凡北伐军所到之处，那反教运动的分子，都公开地反对吾基督及基督教的各种事业；
当时教会受他们的影响，实在是很大的。北伐对教会学校的影响可见一斑。”1927年春，北伐军攻克浙江，浙江省政府随即成立，并制订了收回外国人所办的教育事业的章程。规定“对于收回教育权一条，己通令各属，凡本省内属于外人所办学校限9月1日以前，一律无条件收回”。宁波市政府又于六、七月间颁布收回外人所办教育事业办法，规定“外人所办学校应由外国国籍之原创办人移交给中华民国国籍个人或团体接收办理，外人不得为校董”，后又加上“但有特殊情形者，得酌量充任，唯中国籍董事名额须占多数，不得以外国人为董事长及主席”。同时规定“校内不得举行宗教仪式，课程内不得将教义列入必修课”。
甬江女子中学本土化 1927年北伐军至宁波，宁波城内反帝斗争风起云涌，地方人士纷纷要求收回教育权，呼吁甬江女中由国人自办。1927年7月，宁波各界人士成立“宁波收回教育权急进会”，向市政府呈请接收保管甬江女子中学，并于7月25日派人到甬江女中进行接管活动。有学生回忆，“我们师生守据三楼及四楼，他们‘收回教育权急进会’占据一楼及二楼”。如此周旋之下，甬江女中主办方长老会和浸礼会不得不将学校移交中国人办理，于是在浙江率先将甬江女中教育权收回驱逐外籍校长，并重新组织校董会。校董会公举鲍哲庆任董事长，丁立成、吴莲艇、俞国祯、谢风鸣、金志莲、倪德昭、陈文清、顾道义（英）、施明德（美）、韩壁玲（美）为董事，推举国人沈贻芗女士为校长。
沈贻芗（1901～***）是甬江女中第一位中国校长，也是该校任期最长的校长。沈贻芗是宁波奉化人，出身于商贾家庭。父亲沈楚珩是一位思想开放的商人，把女儿同男孩子一样抚育，重视其教育。1912年，父亲把沈贻芗送到奉化萧王庙镇教堂办的教会学校读书。1915年，父亲又送她到宁波圣模女校就读，毕业后因成绩等各方面表现优秀，被校方留校任教一年。在此期间，沈贻芗仍刻苦学习，希望继续深造，终于在1922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教育系，并于1926年顺利毕业回宁波。甬江女中校长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