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柏杨于今年4月29日病逝，我没有为此而写一个字；随后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自发生到现在，我也几乎没有写一个字。但今天，我忍不住要写下近段一些零星的感受。因为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柏杨先生走得不是那么匆忙，在其有生之年看到了汶川大地震，看到了灾后救助过程中感人的一幕幕，他会不会对自己那套根深蒂固的说法有所修正？
众所周知，柏杨在激烈反传统的五四先贤之后，通过他那更易被市井所接受的话语和方式，成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国民性最猛烈的批判者。“酱缸”，就是他对中国文化的判定，而“丑陋”，则是他加诸中国人这一人种的标签。柏杨辞世，纪念者自然会以此切入，所以，那段时间里，铺天盖地的都是类似的纪念文章：“柏杨已逝，中国人何时不‘丑陋’？”“柏杨走了，中国人依然丑陋”……可是随后的大地震却让这种风向倏然扭转，因为在这场大灾难中，临危不惧、大爱如山的同胞绝非一二个案。正是这些普通中国人身上闪耀的光辉，让我们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这样的场景，不知道会不会让跟着柏杨痛骂中国人丑陋的评论者们羞愧？也许不会，因为他们又加入了颂扬中国人美丽的群体中。面对这种转身，不必讥诮，却不能回避一个质疑：难道在柏杨辞世的短短十来天里，中国人就一下子得到了“突变”，变得“美丽”起来了？
我曾经写过对柏杨先生不敬的文字，因为我一直坚定认为：中国文化当然很不完满，但它绝不等于是一个“酱缸”；中国人当然也有很多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中国人天生绝不比美国人、法国人更丑陋。我的一个根本观点是：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会特别丑陋，之所以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显得不那么美丽，主要缘于一条巨大的绳索。
以最易为柏杨们所诟病的“自私”话题来论，中国人是不是就一定比别国人民更为自私？自私是不是中国文化必然的派生物？绝不是这样。“泛爱众，而亲仁”，“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中国的主流文化向来是这样教育国民的。既如此，现实生活中，为什么很多中国人常常习惯于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很简单，在上者只希望你交粮纳税，安分守己，你如果除了自己和家族，还要瞎操心一己之外，那就是越界，就不是让他们有安全感的良民，就会有一整套强制性规范等着你。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在上者不正是中国文化孕育出来的吗？此论强烈的“文化决定论”气味让人生厌，而更重要的，我们看中国的历史，应该注意把代表本民族的文化和一个现实的政权区别开来。秦始皇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是被否定的，尽管如此，一个现实的政权要拾起秦始皇的衣钵，即使是最优秀的文化，又能奈他何？
除了以上历史的分析，本次救灾中，中国人的表现也在洗刷着“自私”这个耻辱的印记。除了捐助，空前活跃的志愿者和民间组织更被视为一个新鲜的事物。对此我和许多论者一样不吝赞许，但同时还想指出，民间社会开始发育并展现蓬勃生机绝不自今日始。民国时期，在一场空前的大水灾之后，收养了两千多名孤儿，实行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教育体制，使孤儿成为有用之才的北京香山慈幼院，其创办者是捐出了个人全部家产的下野总理熊希龄。熊希龄当年主要依托社会力量，办慈幼院大获成功。这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民间已蕴藏着一股全新的力量，这股力量有意愿，也有能力投身于慈善和其他有益于增进全民福利的事业。只要给这股力量松绑，不是疑忌之，提防之，就能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就能让这个社会更加和谐。然而，为什么当代熊希龄们迟至今日才通过这次大地震露出冰山一角？无需多加讨论，只要看看我们至今没有一个纯粹民间性质的慈善组织，则思之过半。
究竟是什么死死束缚着中国人向善、向上的心灵和肢体？是传统文化还是别的什么……如果柏杨先生九泉有知，他对此会如何置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