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者，资深经济学家戴圆晨先生也。本人一向对咱们国家的那些专为利益集团代言的所谓精英经济学家不太感冒，但对戴先生却颇有些好感，特别是自去年至今在全国各地公务员队伍中推行阳光工资改革以来所引发的众议纷纭，更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戴圆晨先生6年前的2002年3月，在一次宏观经济研讨会上对公务员加工资的态度。 戴先生如是说：第一次给公务员加工资，我双手拥护；第二次(给公务员加工资)我一只手拥护，一只手不拥护；2002年还要给公务员加工资，我双手反对。加一次工资1000多亿，这1000多亿用在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可以减轻农民负担；有1000亿，农村义务教育都解决了。
在公务员工资上调过程中，能听到有分量和有质量“反对意见”的，在我的印象中，大概就只有这一次。故每次重温这段文字时，都不仅对戴先生油然而生一种深深的敬意。
可以说，自6年前公务员工资改革的闸门大开，公务员工资上涨的势头是一浪高过一浪，名目繁多的津补贴及物质与货币福利也纷纷粉墨登场，公务员的待遇也成为公众一向关注和议论的热点。公众热议的焦点除了公务员谜一般待遇外，还有就是这次各地推行“阳光工资”政策的不约而同的不阳光。
对于公务员实施“阳光工资”该不该让纳税人有知情权、参与权，有论者和网民已从情理法的角度作了大量的论述，我不想重复。我想说的是，在纷纭的议论声里，我听到的只是几个有限话语权的时事评论员在激扬文字，当然还有大量的草根在虚拟世界里愤愤不平，却始终未见现实生活中那些拥有超级话语权和表达平台的精英的一言半语。
我不知道一向自诩为“社会良心”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们在“阳光工资”话题上为何三缄其口，是不是觉得这事儿太小，不值一提呢，还是自个儿本是利益中人不便于开口?公务员工资改革事关社会公平正义，绝非小事，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漠然视之。合理的推论就是精英们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当然尊口难开了。6年前还有一个戴圆晨先生对公务员频调工资提出异议，虽然“反对无效”，但至少让人们感觉到精英阶层里还有“不同声音”；6年后，面对被某些公仆视为“家务事”的公务员阳光工资改革，居然听不到精英们一星半点的“异议”，岂非咄咄怪事!
冷静一想，说怪也不怪。精英也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说话行事就有利益考量。从过往事实看，我们的精英们踊跃“代言”的背后总有一只巨大的利益推手，为强势者说话实惠多多，能不使尽浑身解数?而今要为草根抱不平，跟公务员这个强势群体过不去，是得不偿失的买卖，聪明绝顶的“精英”们怎么会去搀和呢?他们早已成了只为自身利害得失考虑，不管冬夏与春秋的十足的犬儒。
当然，说所有的“精英”都成了犬儒，这话或许有点偏颇，但相当多的“精英”已经或正在沦为犬儒，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著名学者傅国涌先生对此有精辟之论：在许多号称“精英”(不光是知识分子)的人中出现了一种相当普遍的“宠物化”倾向，以做“宠物”为荣，处处炫耀、显摆自己的“宠物”身份。台湾作家龙应台很惊讶，她在和大陆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时候，发现饭桌上人们只谈房子、车子、孩子，很少有公共话题。什么国家命运、民族未来已经不在他们的心目中占据重要位置。用哈维尔的话说，这属于蔬菜、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与“遥远而深邃的星空”无关，无论这一切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选择结果。
这，或许能说明为何戴圆晨先生6年前的“反对”声音成了“绝唱”，也能为笔者的命题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佐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