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钧作品二题 马钧

  小学――数学课:在小学数学课上,壮实的男老师突然点名让我去解一道试题。我遇此恩遇并非我有满脑子的数学细胞,而是他想以此测知我智商的波谷,我含着羞愤,以时常环绕校园飞翔的沙燕敏捷的身手,几乎是颤抖着捏紧粉笔,快速完成了从起始、运算、得数的算术过程,我以眼睛的余光感知到了他的惊讶。演算完毕,我正期待着他对我公正的褒奖,但很快我就从他那屡试不爽的预料中,再次瞥见他得胜的微笑。我像英雄般挺起的胸膛,一下子像泄了气的吹塑人体。回到座位,我脑海里再次轰响起他当着全班同学对我数学能力的最终宣判:你满脑子一团糨糊;你的脑子整个是一块榆木疙瘩!师训之厉害,既可以让广受启蒙的孩子从此鱼跃大海,也可以像我一样,终身是数学王国里斜生歪长的一块榆木疙瘩。这个厉害的终结者,让我终身回报他永不开窍的数学头脑。
  小学――音乐课:争抢着去抬一架黄色的、老式木结构脚踏式钢琴,可是我们男生上音乐课的一大享受。
  音乐老师的名字被她爹妈起得好听极了,那名字里的诗意,整个小学期间的语文课本里所有的篇目加起来,都未必抵得过她三个字的姓名里的蕴含,她叫白月琴,个子高大,脸白晰,说话的声音就是她自备的口琴,不――比口琴的声音还要好听,口琴音色没有她的清亮。多少年了,还记得起自己当初莫大的好奇:真想用手指触摸一下那密排的琴键,触摸声音。
  中学――英语课:我弱智的脑袋根本无法辨清英语中的语法,什么定冠词、不定词、存在句、被动语态、祈使句、现在进行时、过去进行时、将来进行时、一般将来时,这一嘟噜又一嘟噜的语法,搅得我满脑子“一团糨糊”,就像有人跟我上如何走路的分析课一样,本来我走得好好的,自自然然,这一分解来分解去的动作要领,反倒让我不知道怎么迈脚、行走了;即便能按解析程序走开了,样子却像是醉汉脚底下编着蒜辫的步态。有一段时间,英语课由一位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女老师代课,她圆圆的脸盘,很像现在超女里的歌手周笔畅――粉丝们唤作笔笔的。她给我印象极深的地方不只是这张可爱的、有点滑稽的脸庞,更在于她那张似乎只知道永远微笑的脸。那时候我就纳闷:她难道没有任何烦恼吗?没有任何不快吗?天天,一个月,一学期,应对我这般索问的,依然是她不会转换成凶恶表情的笑脸,偶尔学生让她生气起来,她也就是把脸涨得通红而已。我是没有听到过她在课堂上讲出过一句哪怕是略带侮辱、歧视的词语,她甚至连鄙夷的神情都没有过。就这样的面容和师德而言,我这是终身一遇的机缘,此后,从我身上,从我孩子的身上,从邻里、同事们言及学校的记忆中,鲜能听闻和温习这样的面容了。我抱歉我没有记住她的姓名,但我脑海里却永生嵌下了她教给我们的一首英语儿歌,仿佛是对她仅有的回报。在上世纪70年代末,大概也只有她把儿歌引进英语课堂。她教的时候,双手拍合着节拍,娃娃似的笑脸也附和着节拍左右倚侧――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Twinkle,twinkle,littlestar,
  How I wonderwhat you are!
  Up abovetheworld so high,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
  Twinkle,twinkle,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一闪一闪小星星,
  你像什么我说不清,
  高高挂在天空上,
  好像一颗大钻石。
  一闪一闪小星星,
  你像什么我说不清
  ……
  中学――化学课: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化学元素表,忘记了什么一价钾钠氢氯银,二价氧钙钡镁锌……
  玻璃试管里面散发出来的硫化氢,还幽幽微微地弥散着令人掩鼻的臭鸡蛋味……
  说是化学老师,我多半记住的是他用青海话说出来的许许多多的俗话,以至于我们私下里授予他的“令名”――“俗话说”(青海话的发音听上去像是“虚话佛”)。从“虚话佛”嘴里出来的“虚话”,多半是励志学习的内容,听多了有时候觉得他又是政治思想课的兼任教师。比方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水滴石穿”,“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等等等等。他也说一点俗气味更重的,有的俗到俗气的氛围让班上的女同学脸红一阵,比方说“羊群里丢了羊群里找”,“懒驴上磨屎尿多”,我趣味“低级”,偏爱听这类“虚话”,但他知道节制,脑袋后面有师尊监护他。 他姓苏。他最绝的不是他会说的“虚话”,而是他的监考。每到考试,他就在讲台上再支一张椅子,戴上墨镜,居高临下,满考场想作弊的考生,都会心虚地把身子趴得低低的,更低一些,跟想要偷猎的豹子掩蔽在草丛一个架势。他比麦田里的稻草人更厉害,他墨镜后面不知朝向何方的监视,还配合上他语言上的恫吓、警告,让做贼的往往觉得他宽泛而无特指的警告,是专门指向自己的。现在我偶尔想,他高高坐在椅子上,带着墨镜假寐,我们也不会知道。他当化学老师既是屈才,又是投错了门。想想,这可是老虎玩耍小小的耗子啊。
  多年之后,我在一本专门搜集小说、戏曲里的俗话汇编成的词典里,猛瞅见一句俗语,兴奋得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这句俗语叫:“鱼儿挂臭,猫儿叫瘦”,我把它视为一种人生境况的绝妙写照和象征。
  中学――地理课:姓祁的老师,在当时青海的中学里教地理是全省有了名的。一架蓝色的地球仪,一张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就可以让他漫游五大洲四大洋,如数家珍地数说中外地理的要素,各国的气候、地形、自然资源……
  那时候学地理课,除非是经常坐火车回外地老家的同学,背从哪到哪的铁路线不费吹灰之力,其他很少出过远门的同学,就得靠死记硬背,对付完考试,那铁路没有一条能留在脑海里。而我也只能记得西宁临时小火车站的模样,漆黑的枕木,锃亮的铁轨,我们小时候的玩伴走在铁轨上企鹅走横木的样子,扳道岔的卡擦移动,远逝的呜咽……
  祁老师让我记住的有两句话,一句是他介绍我们居住的地球,他用青海乐都口音说:“地球――”,他把“球”字的音拖得又长又重,仿佛努力匹配地球自身的分量和它的辽阔,“地球是个圆的”,说完,还要把伸展到极致的双臂,在自己身体前面的空气里比划出一个饱满的圆。另一句话,也是俗话。我只从他嘴里听来,没在别处听到过――“鸭子打尖脚,笑死鸡儿的话”,“打尖脚”是青海方言,意思就是武术里的“扫堂腿”,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男孩,都知道玩一手漂亮的“扫堂腿”,比荣归故里的有成者还光荣,一种民间的光荣,一种青春与雄性的光荣,残留着江湖远人矫健的习气。
  中学――历史课:老师是个很精明的上海人,连身体都一块儿精明,不留一块赘肉地精瘦着。瘦脸人不能多笑,或者表情过于丰富,否则满脸皱纹,像从不熨烫的皱皱巴巴的裤子;裤子难看不要紧,人多数时候看的是人脸。
  这位历史老师其实更像是一位拿片断体来写作格言的 作家,不信你听听他说的这句:“得意是可以的,但不要忘形”。
  后来换过一位高高大大的历史课老师,长相就是马三立放大一圈轮廓的模样,他不像前任的老师那么瘦小,他一下子好像拔高了历史的高度,让我立马记住了古巴比伦王国第六代国王汉摩拉比和他制定的《汉谟拉比法典》,勾起我对遥远的巴比伦城的各种幻念。
  他的鼻子隆起度很高,好像在五官的分布格局上是鼻子指挥他的眼睛,嗅觉好了,同样看得远。有一回他讲什么的时候,说到一个怪模怪样的名称:马木留克兵。后来知道这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著名论述:“拿破仑描写过骑术不精但有纪律的法国骑兵和当时无疑地最善于单个格斗但没有纪律的骑兵――马木留克兵之间的战斗,他写道:‘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三百个马木留克兵,而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个马木留克兵’。”
  大学――哲学课:就记住了一个跟黑格尔唯心主义有关的比方,好像是说他在扬弃前人的东西时,把澡盆子里洗干净的脏娃娃连同脏水一起都泼掉了,那时候我不可惜黑格尔的哲学,我可惜那泼掉的娃娃。
  其他什么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塞涅卡、阿奎那、孟德斯鸠、洛克、休谟、伏尔泰……一串一串数不过来的思想家的著作,囫囵吞枣似的都没吞食过,充其量是以耳充眼,嚼人家嚼过无数回的馍馍而已。渐具识力之后,带着愧悔的心情,一路返回,路上遇见青草,都会扯一把细细嚼啮。
  大学――美学课:至今不悟何以各种美学教材都从美的本质这个大问题开篇,反把美感的部分放在后边,好像不是起压轴戏作用的那种后边,是强弩的劲道衰歇之后的那种后边。所以前半学期是戴着厌倦和枯燥的橡胶手套去扪摸“美的本质”,下半学期是带着没有隔膜的手,体味各种领域的美的暖凉温热。
  老教授讲到壮美,也被忽然生出的激情激发得感性十足,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徐徐将双手托举,以象山阿高峻奇伟的庄严色相。随着他渐渐举高的双手,他的严谨、陈旧的中山装上衣也被渐渐提起来,露出从皮带扣�出的皮带,绾编得不很齐整的毛裤球裤的边沿,露出隔着衣服的肚子……课堂顿时笑成一片,前排的女生笑着低下头,不明就里的教授把同学们的笑声误会成对他演讲的击赏,双手恨天无环地持续高举着。他哪里知道讲台下的审美范畴,已经从壮美偷换成了滑稽。滑稽因为过于形而下,课堂上一般不讨论。
  大学――现代文学:带着陕西腔的老教授是最激情澎湃的一位,他讲鲁迅,好像是鲁迅附体,忽而横眉冷对,忽而慈眉俯首,听起来令人心惊肉跳,荡气回肠。他讲郭沫若,也是女神附体――我在我的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他演绎的疯狂,让不疯狂的、理陛节制着的正常,反倒像一种冷静深沉的疯狂。阉割了的病态。
  年轻一些的另一位老师,用青海话讲授青海方言版的《秋夜》,他阐释的功夫远远不敌他青海方言的语调带给我们的那奇异的新鲜感,至今我循着那声音的味道、语调,会马上浮现《秋夜》著名的开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大学――外国文学:笔记记得太快太多,填鸭式的学习,鸭子填食了还能长膘,脑子填了怎样?后来的经验证明,如此情形下的脑子只会是漏斗和漏勺,漏勺比漏斗好些。
  我漏住的只说一件。这位中年偏大的女老师,其实是外国文学实实在在的一个外人,那时候同学们都怀疑她是那种不读原著只读内容提要的教师,她自己不懂外语,为了掩饰这个教学上的缺陷,她把功夫下在背熟那些洋人的名字,越长越好,以便陪衬出她不打一点磕巴就能流畅说出人名的稔熟。而且,每当要念出那拗口的人名时,她都要有意加大声量,好让连趴在课桌上熟睡的同学在梦境里也能够听到这般流水似的发音。接着,她会有一个恰到好处的短暂停顿,仿佛深谙演讲技艺的演说家。尽管滑稽,我们在那一瞬间,仍然可以瞥见她脸上的一丝西洋贵妇人的矜持和些许的傲慢。她讲过的内容我差不多忘得精光,单记得她讲过拉伯雷的《巨人传》,授讲的时节肯定是冬天,因为记忆里她是穿着一件深紫色的呢子大衣,翻着什么人造兽毛的领子。她那一堂课讲下来,我们便依据她刚刚讲过的课堂内容,顺势送她一个“穿着皮袍的猫”的绰号。
  大学――政治经济学:绝对少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核心全在剩余价值里。同学里的两派都倒不清楚资本家干吗要把好好的牛奶生生倒入河里。一派追问资本家为什么不把好端端的牛奶施舍给嗷嗷待哺的穷人呢?一派疑问资本家为什么不降价呢,以减少损失。
  这些烙痕,这些涌动或悲或喜的暗流。
  本文缀语:这篇文章最初的名字比现在冠在文首的名字还要长―《看看我从先前的课堂上抠出些什么样的记忆》,想了又想,觉得�唆;过于醒目的“抠”字也同时过于刻意、过于主观。再想,想出《烙痕与蜜泪》这么个题目,“烙痕”含蓄,“蜜泪”虽然新警,但“泪”字太显露心迹,过了点。最后想到现在的题目。
  先前的结尾也不似现在这般来了个突然的刹车。它略微带着些矫情,整个段落是这样:
  “这些碎屑,也许可以借用画家黄永玉有名的篇名――‘忧郁的碎屑’来收拢一下。黄永玉回忆的是他的表叔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和古代服饰研究后起的翘楚,我回忆的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老师,他们有的可能还健在,有的也许早已入土为安。无论生死,他们带给我生命里的这些一鳞半爪的记忆,还像冬日冰河上的反光,久久闪耀……”
  录下原有的文字现场,是想表达写作中普遍遇到的一种困窘:文章写道“最后”,不知道如何收尾。我在这一层困窘外另增一层困窘:即便定下了结尾,果真这结尾就是这文字的水到渠成?是它别无选择的必然?前定?如果真是成了这般结局,我会疑心越来越大地认为我这是把自己、把文章都关了禁闭,封闭在四四方方、无门无窗的房子里。而我的初衷是尽量多打开几扇窗户,甚至连门也有限制地敞开,以便�望外面绵延不绝的风景,嗅一嗅从远方飘来的新鲜空气。
  2008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