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历史，是对我们人类过去行为的记录，还是启发后人以便更好的展望未来？作为历史进程来说，它是否具有必然的进步性？我们过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又如何在历史里永恒地活着。历史又将赋予我们以怎样的意义？正是对历史的这种特点的回答，使得它把判定自身的标准赋予了现实，赋予了它的时代。人们所以要不断地努力去认识历史，并不是要去达到什么绝对永恒的历史本体，而是力图去追随、去认识不断变化的现实。历史因为对现实存在各种影响和制约而具有意义。因此人们对历史进步的问题就具有格外的兴趣。然而对历史这种兴趣的把握必然离不开哲学的思考，用哲学来回答历史，用历史来印证哲学。
一、 对康德历史进步观意义的探寻
就康德的历史哲学来说，并没有对以上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因为他的历史哲学不是历史决定论，也并非是很多人所说的向马克思的自然过渡。康德认为，历史既是合目的，又是人类的义务，更多的是体现着人类的自由意志。这种历史观本身就预设了一个非决定论的观点，而历史进步是这一观点的合逻辑的推演。康德不同于马克思的观点在于，康德把人自己设定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当作历史的目的，而马克思是从推动历史的客观规律来预测人类史的发展，也就是说马克思更多的是从以往的历史中去寻求某种规律，从而去把握历史的脉搏，思考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把人类的理性归结为历史的必然进步。
知识的累积和智力的开发既使人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又使人能够把握客观对象的奥秘，还使人获得了控制与支配对象的力量，从而为实现其他领域的进步创造了条件，这就是人类理性所闪耀的光辉之所在。人类在面向自然、服从自然、以自然为师的前提下利用自然，就可以使人获得生存资料，满足利益需求，积累物质财富，从而改善生活条件，去变革不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能够使人摆脱受奴役状态，并为人追求自由与平等开辟道路。从这方面来看，人的能力必将增强，人的道德水平必将提高，人对幸福的向往必将成为现实。这与马克思所主张的历史进步观点是相一致的。这种乐观自信的精神为推动人类摆脱蒙昧状态发挥了重大作用。而处于后工业社会的人们，在历史的变迁和理性的一次次被捉弄中不断重新审视历史。
哲学也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提出了人的问题，它们的出发点就是反对科学万能的迷信，呼吁人们重视和关注现实的人生和人的前途命运，强调人应该认清自己的命运，主宰自己的前途，而不能听任自己所创造的物质力量的摆布。因此，就人类具有理性思辩的能力而言，对历史进行反思是一种必然要求，因为人类理性总是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而通达无限的自由境界。从这一意义上，康德的历史哲学思想不仅仅基于启蒙精神，更是基于实现人类精神的根本理想。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从人类的整体性和前瞻性角度，把康德的主张实际上是提到了另一个高度，而且可以说是对康德的继承和发扬。
康德关于历史进步的结论所具有的伦理实践意义，在其性质上完全不同于其后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马克思的“历史规律”，就在于康德的历史进步是提示了一种道德训令，是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的提升，而不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说的顺从和臣服。人因为有了这种道德训令作为内在的约束，就具有了追求道德至善的动力和推进历史进步的现实可能性，最终，不是历史规律决定人类历史进程，而是人的自觉的道德行动推进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这与马克思对历史进步的观点完全相反，康德所重视的是人理性力量的强大，就是在这样的力量下人类的历史才会取得不断的进步和发展。因此，对历史意义的追问也就具有了现实意义。而当我们把历史作为关系人类道德的一项事业的时候，对于未来美好时代的希望，则确实是能够影响未来世代的人们及其社会状况的。在这种意义上，历史进步就不是一种预言，而是一种理想、一种信念。只要人类能秉持其基于理性的信念，这种理想就有其可能性，康德的预言也必然会显示其客观性。反之，人类如果无法发挥其理性的力量，也可能走上集体毁灭之路。在这一点上与我们这个时代所显现的问题是不谋而合的。事实上人类历史是否进步，也完全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活动和影响，而不是对过去历史一贯规律的总结和支配。
二、 对康德普遍历史观的思考
同中世纪的神学时代相比，康德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无疑让人类的理性再次焕发出了强烈的光芒。而基于科学精神的历史进步理念则是建立于对人的充分肯定的基础上，这其中包括对人的权利、自由的充分肯定。这种转型的大背景就是那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这一运动带来的变化体现在西方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文化的各个方面，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对神学的批判。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正是通过启蒙运动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人的个性得以张扬，理性的信念得以树立，创造力得以摆脱了沉重的枷锁而进化出来。然而，启蒙哲学并没有解决并终结启蒙问题。毋宁说，启蒙哲学是开启了启蒙问题新的话题。就是针对此种情况康德确立了普遍的历史观念。
而当代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理性脚步对历史的进程是可以被消解的。这种消解的后果之一就是康德所主张的人类会最终走向统一，并最终形成普遍历史观念下的世界公民，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这种社会发展模式，必定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使某些国家发生了更严重的危机。在现代性历史语境中，“普遍的人类历史观念”意味着单一现代性，这一理念正在受到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批判。事实上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黑格尔都试图对这种单一性进行预测和补充。原则上，我们同意后现代主义对启蒙历史进步霸权话语的批判，但是我们并不赞同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我们认为，自启蒙以来，全球共处一个交往体系，并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世界的一体化进程的确是个不争的事实。它并不意味着全球生活方式的同一化。或者说，我们应该确信的是，全球化是由多样性的本土化存在为支撑的世界发展图景，是散布在世界周围的群体、民族或种族根据自身所处的历史情景所建构出来的指向可以一致认同的价值原则与交往规范的多元化的生存架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将康德的普遍历史观念理解为多元一体的生存架构或交往规范，这个概念就会绽放出现代意义。
三、 对“终极目标”的追问
理性主义的历史观需要一个终极目标，否则，人类理性的合目性就失去了归宿。但自黑格尔以来，历史哲学家则在很大程度上抛弃或回避了这一问题。面对人类生存状态、传统道德的冲击，人们开始反思历史，对社会的不断进步提出疑问。现时代的生活质量和道德水准真的高于我们的古人吗?如果说历史进步问题的真假是一个理论问题，那么终极目标的问题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实践问题。现实是否如马克思所言的在一个合理而开放的政治制度中，人类会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物质的解放是否一定能够带来精神上的释放。这一问题如此贴近常人的生存状态，以至已经进入了日常话语当中。人们关于“人心不古”“道德滑坡”的感叹，对忙碌生活的意义的反思，对“大众人”生活状态的关注，都表现了人正在更多地关注现实生活，关注马克思所说的如何去“改造世界”。事实上是随着物质世界的丰富，我们的道德水准反而出现了滑坡。没有一种哲学敢于宣称可以给人类的灵魂提供一个归宿。但是，当一个社会中的相当数量的成员失去了前进的目标，淡化了对未来的理想和信念，丧失了某种共同的道德情操，并成为现实的奴隶的时候：也即我们越来越被“异化”所作弄时。强调一种道德意义上的终极目标就具有了一种现实意义。沉迷于现实利益而不能自拔，会使人变得空前的短视和庸俗。在这样的世界上，智者的声音虽显其微弱然而坚定。而我们回到康德，回到他的历史哲学中所体现的道德标准，则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
康德的历史进步思想提供的正是一种信念，一种理想，而不是一种信仰。马克思恰恰相反，他给人类提供了一种模式，一种信仰。他所提供的这种模式不仅是人类的进步选择，还在于通过人对历史进步的规律把握去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未来。对于主体性地位的意义上讲，这的确是对终极目标的设定，而且是一个美好理想的设定。康德则从容地排除了上帝、规律对人性的束缚，但却给人的终极关怀的需要以满足。这种对人性的关怀直到今天依然为我们所重视。
人类对历史的冷静反思在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尤其显得必要。因为科学是如此深刻地改变着人的观念本身，越来越多的被动地接受科技的人已经被日益严重地“异化”，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知道如何发展科学技术但却不懂得如何使科学技术变成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我们有能力预期科技发展的前景却不能乐观地估计人类道德前行的步伐。当我们无法把道德的进步在人的个体身上展现为一个历史的过程的时候，为人类设定一个道德的终极目标就不仅可能，而且成为了一种必需。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类本质”的需求，是人类理性的需求。人因为能够成为道德的，因而成为高尚的。而没有这一终极目标的设定，我们就无法设定道德形而上学的一系列原则，而且无法对历史做出一个合乎理性的理解。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尽管康德得以建立其历史进步思想的理性主义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改变，康德提出问题的方式也不再被重复使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康德所提出的基木问题已经被解决。在很大程度上，问题被变换了模式。他的历史进步观是不会随着时代而消失的。而且势必受到越来越强有力的实践论证。与马克思的进步的发展的历史观一起为我们的历史所铭记。因为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关怀，对人的终极关怀是不会改变的。就此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说，历史哲学的探究永远不会终止。
参考文献：
[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2]康德.判断力批判.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3]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4]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
（作者：系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讲师，硕士学历，研究方向：马克思哲学与外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