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一些作者和媒体围绕“普世价值”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笔者拜读了有关媒体和网站上刊登的多篇争论文章，对争论双方的主要观点及分歧有了大致的了解。总的感觉是，以司马南先生为代表的一些人百般否认“普世价值”，不但理由不足，逻辑混乱，而且体现了一种十分偏狭的“受虐矫情”。
笔者赞同对普世价值作如下概括：普世价值不等于“西方的价值”，科学的先进的价值观不需问出处；普世价值的认同不需要强制，中国承认普世价值并非是向某种势力或某个国家“低头”；普世价值并不拒绝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多样性恰恰是一种普世价值。尽管，对于胡锦涛主席在日本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谈到的“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以及温家宝总理多次谈到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我们还需要进行深入地理解和研究，但我们对普世价值的总体认知是很明确的，即中国的进步既对人类文明普世价值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是人类文明普世价值的一个生动见证。
司马南先生等人对于普世价值的断然否定，首先犯了一个最常见的逻辑错误：先假想出一个敌人，并替敌人设计了一大堆“罪恶”的观点，相当于人为树起一个靶子，然后举起大刀朝靶子猛劈下去。比如，有作者认为，中国政府在抗震救灾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这样说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中国的确向自己的人民和全世界作出过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这些承诺既包含在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等中国传统价值当中（包括司马南一再强调的“人命关天”、“天下为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为人民服务”等传统价值观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也包含在中国已经签署和加入的多个国际条约当中。
然而司马南偏偏独具“慧眼”，看出了有人是要“让普世价值来抢我们抗震救灾的头功”，是“另有自己的一番深意”，“在于消解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什么“现在一些人的闹法，跟西方颜色革命吹的那个调调是一样的……”完全是一副必欲置对手于“死地”的架势。幸亏这只是司马南的一家之言，而不是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否则问题就太严重了，所有承认普世价值的人，就要成为十恶不赦的民族罪人了。
司马南们犯下的第二个逻辑错误，是将普世价值等同于西方国家的价值（以便给承认普世价值的人扣上“全盘西化”的帽子），将一些西方国家的不正当行为或错误行为当成了普世价值的外在表现。他说，“某国因为大兵的到来，许多平民被无辜炸死。某国追求霸权，武器产量占到了世界的一半。它只要拿出生产武器所用资金中的一点点，那么，世界上就不会饿死人了。但是，没见它按人权标准去行动啊……如此前提下，怎么理解人权的普世性呢？”司马南有所不知，上述对“某国”的指控即使完全属实，“某国”的所作所为也并非体现了普世价值，而恰恰是违背普世价值酿下的后果，所以并不能成为消解或否定普世价值的理由。
道理很简单，一个人、一个国家嘴上说一套，手上做一套，说的和做的不一样，这样的情形实不罕见。如果一个人嘴上讲的是正确的道理，手上却做尽了坏事，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虚伪的人，也不能因此否定他嘴上所讲道理的正确性。好比有的官员，嘴上把司马南先生一再强调的“为人民服务”的道理讲得震天响，手上也没闲着，贪污受贿的龌龊事没少干，我们可以说这样的官员讲“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很可笑，但不能因此否认“为人民服务”是一个正确的道理。一种价值只要是普世的，一个道理只要是正确的，无论它是在什么情况下由谁讲出来的，我们都应当承认它。
司马南们犯下的第三个逻辑错误，是前后所持标准不一，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难堪境地。司马南说，“今天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如果我们看不到变化，看不到政府越来越进步，人民越来越自由……那未免有一点偏执。”然而，在将这次汶川大地震后的抗震救灾和30年前唐山大地震后的抗震救灾进行比较时，他却否认两者有什么变化，“子弟兵救灾，人民自救，相信共产党，（30年前）和今天没什么两样”，“发生灾情后，军队火速集结奔赴第一线去，（30年前和今天）有什么区别？没区别。”他没有看到30年后中国抗震救灾的变化，没有看到政府在抗震救灾上越来越进步，否认今天比30年前更好地贯彻了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普世价值。真不知在司马南先生眼里，30年来中国到底是变化了，还是一成不变？中国政府到底是越来越进步了，还是停滞不前？
逻辑的混乱反映了思维的混乱，思维的混乱又反映了立场上的暧昧与尴尬。司马南们的逻辑混乱并非偶然，而是深刻地反映了他们刻意否定“普世价值”必然面临的现实困境。司马南坦言：“普世价值的命名权，可能比普世价值本身更重要。”他强调，“今天所争者是什么？是尊严。”他质问，“假如要讲普世价值，也不能任由别人讲，中国人就没有普世价值吗？”我有些怀疑，司马南们或许并非真的要从整体上否认普世价值，也并非真的要从局部上否认民主、法制、自由等具体的普世价值，而不过是要和他们眼中的“敌人”争夺对普世价值的命名权。只要能把命名权抢到手，它究竟该叫“普世价值”还是该叫别的什么，其实都是不重要的。
在司马南们看来，只要抢到了命名权，就意味着赢得了尊严和面子，意味着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大长了自己的志气，意味着长期“受害”、“受虐”后终于翻了身，当然也意味着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普世价值也许并不是坏东西，甚至可以说是好东西，但这些道理不能由“敌人”来讲，而一定要由“我们”来说，如果不幸让“敌人”抢先讲了，“我们”就坚决不能跟着讲。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一定要反对；凡是“敌人”说好的，“我们”就一定要说坏，反之亦然。即使“我们”事实上正在变得和“敌人”一样好，“我们”也必须显得和“敌人”好得不一样，最起码，“我们”和“敌人”对于“好”的概念必须不一样；好比看到“敌人”喝了水，“我们”饥渴难耐也喝了水，但为了显示与“敌人”的价值观不一样，就一定要说“我们”不是在喝水，而是在喝酒……这种主动树敌并无限夸大敌情的阶级斗争和冷战思维，中国人应该并不陌生。
突然想起司马南先生一向以捍卫科学为己任，岂不知“科学”也曾是标准的西式概念――当年日本启蒙大师福泽瑜吉将英文“science”翻译成日文，康有为和严复再将其从日文翻译成中文，而供中国人使用至今。难道说，司马南先生现在也要发起一场战斗，将“科学”的命名权从西洋人和东洋人那里夺回来么？如果司马南们一定要把“民主”、“自由”、“经济”、“革命”、“团体”、“组织”、“纪律”、“精神”、“方针”、“健康”、“哲学”、“服务”、“后勤”、“商业”、“干部”、“劳动”等等所有非中国本土概念、词汇的命名权都夺回来，我敢断定，他们除了整天神经兮兮地满世界找“敌人”叫板外，其他什么事也别想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