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佞隋忠唐待思量]佞怎么读

  这是一个奇特的人物。他既有文才,又精于外事,曾撰写《西域图记》,把当时西域44国的山川地貌、风俗习惯及政治状况,记载得十分详细,且文字优美,十分耐读。他历仕隋、宇文化及窦建德、唐四家,前后60余载,“年八十,精明不忘,多识故事,见重于时”。更奇特的是,他先以谄媚、逢迎为手段,给隋炀帝杨广出了许多坏主意,是一位著名的佞者;在唐却变成了忠直之臣,是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时的谏臣之一。
  这个人便是裴矩。
  这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山西闻喜人,青年时就以能干出任隋朝的民政侍郎,炀帝大业二年,以黄门侍郎身份参与七人选官领导小组――“时人谓之选曹七贵”。后来,“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帝使裴矩掌之”。他为了招徕更多的客人,不惜花费巨资。“西域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卒令中国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倡导也。”(《通鉴・181》)接着,“帝谓裴矩有绥怀之略,进位银光禄大夫。自西京诸县及西北诸郡,皆转输塞外,每岁钜以万计。途经险远及遇流沙,人畜死亡不达者,郡县皆征破其家。由是,百姓失业,西方先困矣。”(《通鉴・181》)
  更有甚者。大业六年正月,他建议炀帝。邀请西域各国人到内地观天朝盛威,实际上是搞了一次假富裕的表演,场所设在东都洛阳的端门一带一,大陈百戏,光乐队就庞大到一万八千余人,整整延续了一个月时间,花费十分浩大。为了支撑门面,他竟让卖菜的都上了龙须席,还让外来者随便在各饭店白吃白喝,并叫招待员给客人说:“中国丰饶,酒席例不取值。”时届农历正月,北方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季节,他命人用绢帛缠树,给不明真相的客人说这是“仙晨帝所”。这样胡搞,当时就有人“哂其矫饰”。有的胡人甚至当面质疑,“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以如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他导演这出假富裕的“戏”时,长安一带,民大饥,百姓流离失所,人畜多有死亡。对于裴矩的这种行为,士民痛恨入骨,称其为佞人。
  然而,就是这个裴矩,隋亡后几经周折,最后投唐。令人惊讶的是,在唐代他却做了不少好事,成为大名鼎鼎的贤者。唐太宗李世民初登基,他以民政尚书身份建议,对遭受吐厥暴践者给以抚恤,民众欣然。李世民对官吏的行贿受贿深恶痛绝,便想了一个办法,密使左右用财物试验官员,果然有个门官接受了帛一疋。皇帝大怒,下令处斩。这时,裴矩义正词严地批评皇帝说:“为吏受赂,罪诚为死;但陛下使人遣之而受,乃陷入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一番话,说得李皇上口服心服,主即“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通鉴・192》)
  为什么同是一个裴矩,隋时是佞人、在唐却变成贤者呢。写《通鉴》的司马光是这么说的:“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幼则景随矣!”(《通鉴・192》)司马光说的所谓表,是测影的表,景是指影子。他说君主如同测影之表,大臣便是影子,表怎么动则影亦会怎么动。司马公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观点,即上行下效。也真是,上梁正而下梁端,上梁不正下梁歪。作为下梁的臣子,主要看跟什么样的上梁。即君主。裴矩在隋朝为臣,炀帝好大喜功,好做假动作,好做打肿脸装胖子的虚事,他便积极配合,以取悦于主子,这才不惜劳民伤财,在洛阳导演了那场假富裕的戏。可是,到了唐,李世民是一位提倡说实话办实事的皇帝。善于听取下边意见,所以,隋的佞人便在这样的皇帝领导下成了贤者。
  有人会说,司马光虽然是大学问家,但他毕竟是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不懂得辩证法,故评价裴矩的佞隋忠唐转变原因,陷入外因波动论的泥坑。因为,人的变化取决于内因,只有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一切外因都不过是促使变化的条件而已。鸡蛋之所以能变成鸡子,是因为其内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温度作为条件只能起促进作用,再适宜也不能把石头变成鸡子。这种说法谁也不能说不对,但并不全面。诚然,我们强调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但绝不能因此而轻视外因。关于这一点,《晏子使楚》说得最清楚不过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是呵,纵观人世间的事物,其变化概莫能外,特别是人的变化,受环境影响的成分更大。正是因为这样,古人才一再强调“入苍则苍,入黄则黄”的道理。同样也是这样,“孟母三迁”的故事,才成为了千古佳话。现在我们就明白了,裴矩之所以在隋为佞,在唐为贤,固然他个人有变化的内因,但没有唐太宗时的好环境,说什么他也不会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