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是二十世纪40年代北平沦陷区文坛与上海的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她们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共同关注女性命运，深切地抒写着女性的情欲世界。而梅娘通过《鱼》《蟹》《蚌》等一系列具有符号隐喻的作品，表现了更鲜明的女性意识和立场。一般认为，“对女性的关怀和对男权及其社会文化的鞭挞是梅娘女性意识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
“复调”本是音乐术语，是指由几个各自独立的音调或者声部组成的音乐。俄国文学评论家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将这一概念引入到文学批评，首次提出“复调”理论。巴赫金认为，“许多种独立的和不相混合的声音和意识，各种有完整价值的声音的复调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本特点。”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呈现出的“多声部”特点，改变了传统小说的“独白”性质，使得众多声音共时性地平行展开，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对话关系和“众生喧哗”的局面。在对话中，各种意识各种声音相互争论、交锋，小说文本的内在“张力”因此而产生。巴赫金的“复调”“对话”等术语，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独白”性质。
当代法国批评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首次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介绍到法国，经过众多理论家的补充、丰富，使“对话”“复调”理论以及脱胎于其中的互文性理论成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的重要概念。而且，在广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研究领域后，克里斯蒂娃发现了巴赫金理论和女性主义之间的连接点：两者都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她认为女性主义与巴赫金提出的“狂欢化”理论有相似之处：“它嘲弄、颠覆、消解、悬置一切妨碍生命力、创作力的等级差异”，打破传统话语的逻辑结构，释放语言多义的无限潜能。
女性主义者注意到语言、文化、书写与政治权力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认为女性在历史上的屈从地位，与她们的“沉默”“失语”有关。而争夺话语权，是女性获得主体性的开始。但在男权文化缝隙植入女性话语是不易的事情。克里斯蒂娃认为：女性不能直接借用现成的语言，只能发出一套特殊的“女性言谈”。正如美国诗人艾米莉・迪金森所说的“讲出全部真相，但以倾斜的方式来讲述”，道出了女性书写策略的奥秘。
而梅娘的这篇《动手术之前》，在结构和手法上较区别于其他作品，她在“复调”的艺术话语中嵌入她一贯的女性意识，使整个作品意味深长，波诡云谲。而她坚定的女性书写姿态，促成了她在女性文学史上的地位。
《动手术之前》（1943年）写了“一个有着美丽的身体，有着丰盛爱欲的妙龄女人，在一个动心的夜里，被另一个男人引动了从未满足过、已经压抑了很久的人性之情结果失身”的故事。这其实是一个“诱奸”的故事模式，在《德伯家的苔丝》《复活》《雷雨》等中外文学史上曾被大量书写。但梅娘靠着不同的讲述方式，使这一古老的题材回归到她批判的中心――关怀女性，批判男权上来。
在总结《德伯家的苔丝》《复活》《雷雨》等“诱奸故事程式”时，学者刘慧英指出：这些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既没有自我肯定的勇气，更没有自我选择和行动的力量，几乎绝大数的人物只具有年轻美丽的外貌，而无丰厚的内心世界，她们处于一片混沌、柔弱之中。她们是被男人玩弄和摆布的‘木偶’。作品不是从女性自身的价值出发去追寻和确立她们的存在意义”。她认为，这些作品的女性形象缺乏主体意识，缺少正视自己社会地位和人格价值的勇气和能力。在《动手术之前》这篇小说中，梅娘强烈的性别意识，使这一“诱奸”故事模式，有了主题上更深入的挖掘。
《动手术之前》的叙述者以第一人称出场。为了一件“我”无数次反对而他仍然去做的小事，女主人公和丈夫拌过嘴，这刺伤了“我”。寂寞的夜晚，“我”久久地等待着延宕在外的丈夫，希望“以宽容的体贴得到他的尊重”。可是，他连一个电话都不来，也不告诉“我”晚上有事。“我”明白，在他看来，“我只不过是他公寓器物中的一部分，一个活的器物。”“我只是他的臣属，他需要我的只是遵从。”等待落空。为美丽的夜色吸引着，“我”走出公寓，以“排遣那难捱的愤懑”。“我”邂逅了丈夫的一位朋友，他正准备送丈夫向他借的两本书到“我”家。他邀请“我”在公园茶座小坐后，把那两本书给“我”看。书中“散发着蛊惑人的野性”的艳情故事诱惑了“我”。后来，在他的挑逗和抚慰下，“我”内心沉睡的情欲苏醒了。与那男子刹那纵情的结果是：“我”被他染上了性病，并怀了孩子。
前面提到的那些男性作家笔下的“诱奸”故事，多采取全知型叙事方式，叙述者君临一切，操持的是“独裁性话语”，这是典型的巴赫金所谓的“独白型”小说。梅娘的故事实际上表露的是“我”动手术之前的心理活动，但作者将医生博士纳入到“我”的叙事秩序中，女主人公的倾诉因为有了他的参与，成为“我”和医学博士的“对话”。“任何话语一旦引起对话的反应，它自身的主体性就显露出来了。”医生声音的嵌入，使“我”的声音在“对话”带来的交锋中得以放大。
文章一开始，“我”恳切的要求医生给自己讲述的机会，医生的表情是“挤压”的“微笑”，当我开始为自己申诉、正名（说明自己不是卖淫女），医生开始不耐烦，厌恶，甚至要离开。我被动地展示，投降般地仰面躺倒，正如西蒙・德・波伏娃所说，“以失败的姿态躺卧”这时的医生已经开始检查诊断行为。整个带有身体政治隐喻的手术中，“我”清醒地感到性别差异的不平等，“你们男人逼女人那样，你们依恃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以男人为中心的优越地位，在社会上横行，欺凌女人、玩弄女人，逼使女人不得不以她宝贵的肉体去换取生存的时候，嘲笑她，唾弃她，推她落入死谷。”“我”开始讲述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被诱骗的过程。“我”进入控诉的“疯癫”状态，医生对“我”的疯癫先是不屑地笑，但在听完整个故事之后，他告诉我一个残酷的事实：那个诱使“我”疯狂的男人是他的病人，而医生曾不止一次警告过他：不要遗祸他人，不要使病毒扩散。就是这失去“起码的人道”的男人，让女主人公跌入痛苦的深渊。这最后真相的揭示，使作者对男性统治的批判，对男权及其社会文化的鞭挞达到顶峰。
文章中，医生并没有显性出场，但作者让医生和患者双方在无形的话语“交往”中，将剧情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通过“我”的有力辩驳，医生的声音的介入，“我”的倾诉不再是单向的“独白”，而是和几千年来压迫中国女性的传统文化的“对话”。这场对话中，我虽然势单力薄，但铁的事实，让“我”获得了义正言辞的正义。当医生听完“我”的控诉，以同情和理解的心情告知我那男人的卑劣，医生这一心理转变正预示着主导文化中陈腐观念的转变。而“我”对女性话语权的把握，让我们看到梅娘在女性意识觉醒中迈出的可贵一步。
而作品中隐含的人物“我”的丈夫，他的隐遁造成的空白，留给我们大片的思考空间。他把我当成器物，对我不重视甚至轻视，“借故去外地，不过是去寻找新的刺激” “他借助他的财富地位放纵自己”，而他的朋友，这个看《爱的故事》――粗制滥造的性爱小说的病人，又何尝不是“我”的丈夫的显性存在呢？由此两者在不同情境中达到“互文”关系，合二为一，作者批判的矛头从单一个人自然聚集到对整个男性中心社会的统治秩序的谴责。
正如艾米莉・迪金森所说的“讲出全部真相，但以倾斜的方式来讲述”。在这篇作品里，梅娘运用“复调”的艺术手法，在“开放性的对话”中嵌入她一贯的女性意识，“使作品在有限篇幅里，映射了最宏大的社会历史空间，集束了强劲的、具有性别批判意义的呐喊”。由此本文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作者高超的叙事策略中彰显了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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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文引用梅娘小说原文均出自张泉选编.梅娘小说散文集［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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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屈雅红.论梅娘小说的“复调”艺术―以《动手术之前》和《旅》为例［M］.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9）.［5］
（作者：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