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是美国著名中国学家，长期以来担任哈佛大学东亚和中国问题研究方向的主要学术领导人。2006年12月16―18日，为纪念史华慈教授诞辰90周年，由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史华慈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地区以及美国、日本的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专家学者围绕着史华慈思想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国政治史研究、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研究等主题展开了认真研讨，以求真与超越的精神缅怀一代宗师。
对史华慈学术思想的研究
虽然史华慈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国，但晚年他更多地对人类文明作整体性的思考。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刘梦溪教授的发言，回顾了1999年2月9日和2月22日对史华慈教授进行的访谈，这是史华慈先生最后一次阐述自己的思想。在访谈中，史华慈对于文化的定义、“文化导向”、“现代性”的张力及其核心、传统的断裂、后现代主义、宇宙的结构和“道”、李约瑟的中国科技观、跨文化沟通、全球主义、中国的宗教与信仰、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语言对思维的作用、中国研究的文本与诠释、“保守主义”与“新传统主义”、文化的全面商业化等问题作了重要阐述，这显示了史华慈晚年作为一个人类文明“思想家”的形象。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张灏教授就史华慈的轴心时代思想转化的主要观念――超越意识展开了讨论。他指出，史华慈的超越观念有两种不同的定义，一个是宽泛的，即一种“根源式的反思性”。但他认为，更能反映轴心时代的思想转化趋势的是狭义的超越观念，即“超越内化”，由超越意识带来思想的发展――“实化”，以有机式、乌托邦式和超越内化这3种形式出现。超越内化是轴心时代几个主要文化传统共有的特征，环绕超越内化的观念，几大轴心文明各自出现了一系列思想发展（超越的人文主义），对后世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卫斯理大学舒衡哲教授考察了史华慈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即超越文化障碍和政治障碍去寻求真理。她对中国人和犹太人思想中表述“truth”概念的关键术语――“真”与“emet”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伴随着话语分析理论及意识形态教条主义产生了知识的贫困，而这并非只是中国或西方独有的问题。她认为史华慈关于追求真理的主张可以成为“人类经验总体”的一部份。日本一桥大学坂元弘子教授认为，史华慈反对“西方与东方”、“传统与近代”的二元对立模式，他既不是文化相对论者，也不是历史主义者。史华慈的思想研究风格是基于思想、哲学观的动机的类型，他追求普遍性的信赖。
对史华慈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探讨
史华慈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一向被视为其一生中国学研究、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顶点，学者们对此发表了看法。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森校区林毓生教授比较了史华慈与芬格莱特有关《论语》意义的争论。史华慈对芬格莱特关于礼是孔子最重要思想的观点基本不同意，用比较思想史的方式来反驳芬格莱特。林毓生认为，二人对于《论语》的不同理解，体现了以文化排他性和包容性来进行文化相互理解的巨大差异。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浩教授认为，史华慈对自己的影响主要是在宋代思想史研究方面，并谈了在史华慈鼓励下研究“朱熹与天”的心得。他指出，宋儒尤其是朱熹对天的一般认识，的确是更加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但朱熹还使用了“天心”等不太属于自然主义的术语，用具有意志性和道德性的天弥补自然主义之天的局限。虽然这些伦理术语在朱熹作品里出现频率较低，但却与自然主义的术语一起，构建了朱熹哲学的核心。与这些学者不同，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对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文献使用问题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史华慈利用的传统文献及其近代诠释，未免赋予了自己一个过大的任务，不仅陷入中国学者历时千百年的古文献聚讼，而且往往采纳了最有争议的文本诠释。
不同思想文化之间能否跨越差异、进行比较与沟通，是一个恒久的话题。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弗里德曼教授提出了卢梭的多元现代性概念，认为建立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政治哲学是可能的。他认为，人类政治哲学来源于轴心时代关于 “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这个共同问题的思考。每个文明都有这样的矛盾，只有一个人类文明，因为大家都是人。把现代化看成是16、17世纪的工业革命是错误的。“现代化”就是一个文明发达了，别的文明学习他们发达的经验。如中国的唐朝，唐朝之前的印度。现代化的模式不是唯一而是多样化的。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则认为中西方一些政治哲学的概念有根本的不同，比如， 中国的“权利”概念是赋予国家主要责任去保证集体的生存和发展，这与限制国家干预的权利以保证个人自由的英美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孟子到现在，中国的治国之道一直集中在保障和促进人民的生计上。中国的政治思想认为，人民因为经济得不到保障而造反是合理的，这一看法与美国人认为反抗暴政的叛乱是正当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研究员认为，晚清中国关于西方礼俗的讨论，显示了不同文化在碰撞中交融的可能性。他认为，近代以降，中西接触渐多，关于西方礼俗的介绍、评论也渐多。早期出使人员对西方礼俗的介绍，有褒有贬，赞赏西人守时、朴实等习俗，对妇女参加社交、男女相见接吻，似有微词。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对西方礼俗的正面评价日益增多。到20世纪初年，已有人对西方礼俗有相当多的肯定。台湾大学吴展良教授认为，朱熹的世界观体系有四大基本特质：此世一元论、“循环演化”、“生命化”、“天理化”。朱子心目中的世界是一个有生命灵性而处处相感通的整体，这套世界观与西方以唯物唯心二元对立、主客体对立等为主体的世界观有本质的不同。
学者们对思想如何传播、如何表达进行了讨论。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包筠雅教授探讨了17到19世纪中国南部乡村的书籍市场及文本流传的问题。她认为，贯穿整个清代，木板印刷业在地理分布上，从中心城市向外扩展到各个角落和地区；在社会分布上，向下延伸到底层的社会群体，使那些过去不能或很少接触书籍的底层村社群成为书籍的消费者和受益者。但是，那些便宜的满纸错误的《四书》和其它科举教材实际上阻碍了人们取得文化精英的地位，清代出版业的扩张实际上巩固和加强了现存的职业和社会地位的差异。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教授则对以圆或圆球来表达辩证的思想作了跨文化、跨学科的探讨。他指出，在中西方文学、宗教和哲学文本中，往往以圆或圆球取像，采取循环与复归的形式，象征圆满完备、精神追求和内在认识，以及神秘宗教之玄思和哲学之冥想。这一主题在中西文本均有表现，且有相通之处。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讨论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３种叙事方式：一是古代中国的“道统”，二是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结合，确立了中国思想史的基本脉络。
研究中国思想史还不能忽视其主体――知识分子。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探讨了现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问题。他认为，晚清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知识人社会”逐步代替了“士绅社会”，“知识人社会”试图以自己的知识权力和舆论影响力重建社会重心。他们是独立的、自由的，但其根基是不牢固的。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身份上、心态上都要依附在某个阶级、党派或社会政治力量身上。他们曾经辉煌过，却没有熬过乱世。
对《严复与西方》的不同评论与认识
史华慈的《严复与西方》被认为是“跨文化思想史的开山之作”，与会者围绕着严复研究展开了讨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叶文心教授比较了史华慈、列文森和汪晖笔下的严复形象的差别，并谈了自己心中的严复形象。在她看来，列文森的严复是一个无关痛痒、无足轻重、会被下一波所淘汰的人物。史华慈的严复是巨大地改变中国思想脉络的人物，他是在冷战框架下关切跨文化、跨国之下的结合。汪晖的严复则是在与史华慈完全不同的历史、理论背景下研究的严复。叶文心认为晚年回归老庄、坚持烛光萤火式的日常实践理性的严复，是她心目中不错的祖宗。《严复与西方》日文版作者、日本早稻田大学平野健一郎教授分析了史华慈对日本严复研究的影响。他把日本关于严复研究的历史分为3个时期：（1）1964年以前，日本学者们只是在研究康有为、梁启超时顺便提到严复，还无人把严复作为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思想家而加以研究；（2）第二期（1964-１９78年）是受到史华慈冲击的时期，但这种冲击波因“文革”未能推广；（3）第三期（1978年以后），严复被认为是对近代中国产生很大影响的思想家。史华慈的严复研究，对日本的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政治思想史研究、文化演变研究、翻译论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则分3个时期讨论了生存斗争学说在中国的演绎与兴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无一例外都处于进化论或生存斗争学说支配之下。在阶级斗争学说传入中国后，生存斗争学说又在其中变形与发酵。在1949年之后，斗争哲学仍支配了中国近30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以生存斗争为内核的斗争哲学终于为关于人类社会、人自身发展的学说所取代。坂元弘子教授认为，史华慈在冷战时期立志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于美国和亚洲都是件幸事，他的犹太人性来自比宗教实践层次、政治层次还要更深的地方。《严复与西方》已经为批判“冲击――反应”模式做好了铺设。
华东师范大学高瑞泉教授对严复做《天演论》的目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史华慈关于严复做《天演论》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反驳赫胥黎、替斯宾塞辩护，这一基本判断是不能成立的。究其原因，是史华慈不了解严复在决定论和唯意志论之间的游移。这多少是因为史华慈深谙西方哲学中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对立，而对严复所继承的在“天人之辩”上主张“天人相分”的传统缺乏深入的了解，要理解严复的理路，还可以在儒佛乃至民间心理中寻找更多的依据，史华慈所说的“力本论”即是严复的一贯之道。
对史华慈有关中国革命研究的认识
史华慈是美国学术界最早开展对中共发展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王庚武教授在感言中指出，史华慈的第一本著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毛主义的崛起》在２０世纪50年代对于东南亚华人理解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共产主义、毛主义有重大作用。
学者们还就史华慈有关中国革命研究涉及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中国人民大学萧延中教授就史华慈有关“文革”的两篇论文谈了对史华慈“文革”研究的认识。他认为，史华慈从一以贯之的 “卢梭式问题意识”出发，把毛泽东解释为“道德的领袖”，从而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具有浓重的伦理诉求。史华慈的贡献不在于恢复“文革”历史过程的全貌，而在于勾画出了一个在“卢梭式问题意识”支撑下一以贯之的理论发展脉络。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分析了毛泽东为何从整风运动向反右转化的原因。毛泽东从波匈事件中认识到共产党的执政危机主要来自党内，因此必须通过邀请党外知识分子帮助整风来稳固其执政地位。毛泽东亲自倡导的“双百方针”和大鸣大放，把知识界和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引发出来，使中共感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掉转矛头反右。毛泽东把反右说成是他有意制造的“阳谋”，不过是要阻塞党内（特别是苏共）对他“不慎行动”的质疑，也由此误导了史学界对反右运动发起原因的认识。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教授探析了新中国建立前后，党政人员收入分配制度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的演变问题。他指出，对于从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供给制，改成等级森严、差距很大的职务等级制， 毛泽东自始即不满意，但对于这种文化上和制度上的影响，不仅党的意识形态，就是毛泽东，也很少能真正有所作为。南京大学高华教授从15本“小人物”的回忆录，来谈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如何进行社会统合的问题。他认为，新国家以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作为统合社会的最重要方法，思想背景是“阶级论”，根据政治忠诚度来确定工资收入，这种社会统合的“中国模式”是对苏联经验的改造和发展。这种社会统合在当时对于建立新国家、新制度有正面价值，但这种单纯依靠革命意识形态和革命专政的治理方式，在以后对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拓宽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学研究的视野
本次会议还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研究进行了讨论。美国芝加哥大学杜赞奇教授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把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冲击掉，而是重新塑造了民族写作的方式。二战后在以前那些被殖民的、不发达的亚洲国家里，历史写作的主要聚焦点是在民族发展、反帝、反封建、追求民族独立和现代化，但实际上吸收了很多世界的元素，如竞争。民族主义是有关主权的话语，是要通过民族主义的历史写作，赋予民族国家的目的以真实性。另一方面是内化，在全球化时代，体用框架还是在用来阐述内与外的关系。在全球化下，一切东西都被全球化重新塑造，如在文化方面，民主和解放的概念成为欠发达国家谈自身问题的话语。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柯文教授从跨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勾践故事在20世纪中国的不同影响力。从晚清到抗战，勾践故事代表“国耻”概念，1949年以后它也成为国民党反攻大陆目标的心理和政治支持，在1960年代初又代表着由饥荒及与苏联关系日益紧张的局面下形成的危机意识。勾践故事作为民族的共同记忆起到了民族整合的作用。在犹太民族历史上，也有类似的“马萨达故事”。勾践故事在个人的层面上也有激励人奋发图强的价值，但更重要的是作为共享的文化叙述在民族认同构成中发挥作用。
史华慈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在中国纪念他的诞辰，本次研讨会筹备2年之久，这项工作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张济顺教授的大力支持。大会主要组织者之一、华东师大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朱政惠教授在大会召开之前正式出版了《史华慈学谱》（上海辞书出版社），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关注。在本次研讨会上，海内外学术名家聚集一堂，通过探讨史华慈的中国学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问题，以学术的方式对长期担任哈佛大学中国研究领导人，在中国思想史、中共党史、人类文明研究等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史华慈先生做了最好的纪念，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史华慈研究、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史研究，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在全球化时代开展中国研究，更应该加强国际学术界的沟通与合作，本次会议可谓一个良好的开端。
编辑秦维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