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当称当代中国文学界一位资深的批评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便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批评活动。贺绍俊曾与潘凯雄合作，形成了一个著名的批评“双打”组合，在批评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为批评家的贺绍俊，同时也是一位编辑和大学学者，学者的素养使他的文学批评具有学院式的深刻和厚重，编辑的身份又为他亲证和把握文学现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的文学批评也随之获得了独到的眼光和开阔的视野。种种要素共同对批评主体产生着作用，使他的批评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并显示出特别的价值。作为一位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历史的亲历者和探究者，贺绍俊无疑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
一
作为批评家，贺绍俊是“善读”的，他的阅读量是非凡的。按照日内瓦学派乔治・布莱的观点，批评始于“阅读”。贺绍俊不仅“善读”，而且善于发现并笔耕不辍，建构起了表达时代体验、审美感悟和文学信仰的独特方式。在他的批评世界中，既没有拘泥于某种单一的批评方法、刻意确立一种模式以凸显批评的话语权威，也没有单纯地去营造高度个体化的阐释领地。这种超然于某种既定的观念或理论预设的言说姿态，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的文学批评更接近于文本世界的原生态，另一方面，也有效地避免了抽象的理念和技术分析可能带来的褊狭与武断以及由之而来的对文本意义的简单化、符号化表述。其开放性的批评姿态和话语方式让研究者很难将其归类为现有的某种具体批评模式。笔者在这里暂且将贺绍俊的文学批评命名为“建构式批评”。
观照贺绍俊的文学批评，首先遭遇到的理论事实是，即他所倡导的“重构宏大叙述”这一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彰显了贺绍俊在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中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当代文学批评深化的重要途径便是加强批评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既需要有理论的眼光，也需要有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体验。”每一个时代总会生成属于它自己的问题，“问题”可以说就是时代的声音。而转型变动时代的文学批评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话语形态等方面也必然会凸显出诸此前没有出现、没有被关注、或者关注不够的问题，不断带给研究者以困惑和震惊。面对散乱、萎靡、杂语共生的文学场域，面对“主体的死亡”以及崇高、悲剧等美学范畴的流失，以及理论话语越来越微型化、碎片化的趋向，贺绍俊敏锐地意识到重新整合文学精神、重启思想能量的必要性。这个时代尤其需要宏大叙述的关怀。而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现状的途径之一，便是重建起文学的宏大叙述。
文学作为人类生命、社会历史的想象性创造和生动记忆，它与“叙述”共生同在。当代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曾论及过宏大叙事与“细小的叙事”。贺绍俊认为，“宏大叙述”在中国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命名，被“有益的误读”过，我们需要在当下语境中对其作细致地辨析。他指出，精神的需要、精神的承担是宏大叙事所依存的最为重要的背景。“文学批评是干什么的?文学批评要通过自己的阐释和批判功能，最终完成文学的精神承担。因此文学批评应宏大叙述现出批评主体的独立品格和社会职责。从这个意义上，如果要问什么是宏大叙述，那么回答就是：文学的精神承担就是最根本的宏大叙述。”其实，启蒙与解构的矛盾一直是文学书写和理论话语中一条潜隐的发展线索。当神化的人间英雄主导的宏大叙事在后现代语境中不断被解构、不断被放逐之后，当多数人都认为宏大叙述已经不再是问题或无须讨论的时候，贺绍俊恰恰在这里发现了问题，并主动地进行选择和创造性地诠释。有别于身在当代却对抗当代、拆解当代的解构主义做法，贺绍俊意在建构当代的文学精神和批评精神。“文学应该是人类精神的承担者，文学提供给人们的是精神的想象，是理想的家园。文学批评的重要功能就是将文学的精神内涵进一步阐发出来。……文学应该是艺术精神最大的策源地和栖息地，这也就是文学的精神承担。”这不只是对自我批评观的阐发，也是对当下处于困厄与突围中的文学的深刻反思，饱含着理论的气魄。它“在本质上是一个问题，一句向起反应的心弦所说的一句话，一种向情感和思想发出的呼吁”。这种激励和倡导，不是自上而下地“给结论”，而是自下而上地“谈问题”，蕴育着对文学一种完满的构想以及对文学批评的全部可能性的求证与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宏大叙述的重构可以说永远处于“过程”之中。
当然，贺绍俊所倡导的这种“宏大叙述”，并不简单等同于无所不包的叙述，抑或完整完备的叙事。在不同的语境下，同一概念可能产生特殊的意义。“宏大叙述”与人类社会普遍价值观念紧密关联，更关涉作品的精神性的氛围、超越性层面，切近波兰学者英伽登所论及的文学作品的再现对象层里的崇高、震惊、神圣、悲悯、秀媚等“形而上”维度。“精神性涉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在文学作品中这一切不是直接裸露着的，它渗透在文学形象之中。……精神性使作家能够超越个人情感，具有更博大的胸襟。文学应该是个人化的创造活动，否则就没有独特性，但作家的个人化应该有一个博大的胸襟所承载。”精神活动属于人类生命的形而上层面，呈显着人类生存的“顶点和深度”。文学作为人类心灵图像、精神沟通和价值叙事的出色体现者，不仅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发现与理解，也是对精神形态的扩容和深拓。一如黑格尔曾经指出的，艺术美不是逻辑的理念，也不是自然的理念，而是属于精神的领域，带给人以超验之物的力量。这种精神性的氛围、情调和光辉会弥漫在整个作品之中，笼罩着人事景物，它的光芒足以穿透一切而照亮整个艺术语境和生存世界。
“重构宏大叙述”体现了贺绍俊对主体意识和精神启蒙在批评活动中的强调。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都需要胸怀和识见，勇于实现精神的担当。基于这样一种批评理想，贺绍俊在批评实践中更为关注文学的精神内涵以及文学意义的生成和人类的整体精神景况，使文学批评和知识分子的历史意识、人文关怀得以有效地结合。例如，当诸多批评家不赞成或批评铁凝没有沿着《哦，香雪》走风格化的创作道路时，贺绍俊曾切中肯綮地指出：“在我看来，我们丝毫不必为铁凝放弃了《哦，香雪》的风格化而惋惜，因为事实上，《哦，香雪》风格的基本内涵在铁凝以后的创作中一直延续下来了。这个基本内涵就是她面对世界的善良之心和温暖情怀。善良之心和温暖情怀，首先是一种观察社会的态度和方式，体现为一种人生观的基调。”在《从精神性到典雅性》、《从宗教情怀看长篇小说的精神内涵》、《阐释春天：文学的精神承担》、《景仰经典与唤醒历史记忆》、《当代文学的精神贫困》等系列论文中，贺绍俊亦结合具体文本，从人文信仰、宗教情怀、悲剧精神、经典意识等视域对“宏大叙述”进行了细密剖析和阐释。
二
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场域，一方面批评话语批量生产、层出不穷，一方面又缺少真正的批评以及批评的神圣。而对于文学批评的批评，又大多止 于一种情绪的宣泄，鲜有为批评本身的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针对当代文学批评界“阐释的焦虑”和“意义的迷失”等问题，贺绍俊披开话语的丛林，冷峻地把捉其中的症候。他首先从作为知识分子的批评家的角色切入，对批评家与作者、读者的关系进行了重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法官与导师的姿态统领着文学批评的园地，大多数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在解释文学批评时，也都强调文学批评是一种分析和判断的活动。众多的文学批评家认真履行着法官与导师的职责。”的确，从批评实践的角度讲。批评家究竟该扮演何种角色，而长期以来批评家事实上又在批评活动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学界对上述问题的追问和反思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缺乏一种深刻的自省和自我拷问精神。批评家的角色担当，直接关涉文学批评自身的功能、价值和社会作用的实现。在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中，批评家享有着话语权和言说权，曾被赋予作品诠释者或作家的代言人以及读者的导师等多种角色。“十七年”文学时期，批评家还担当了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开路先锋。伴随着文学生产和传播空间的日益扩大，批评家的权力也有愈来愈大之趋势。当批评家把自己置于垄断话语的特权者位置时，就会发生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交锋和论争，以及读者被支配或反支配的情形。
面对批评家与作家、读者之间正在产生的深度断裂，贺绍俊指出，走出当前文学批评的困境，需要批评家转换进入批评活动的姿态或方式，转换基于启蒙理性语境中形成的批评家的“法官与导师的姿态”，回归与文学的本性相称的公允角色，这样文学批评才能正常发挥功效。“随着文学观念的成熟，随着现代思想的深化，人们对文学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有了逐渐深入的把握。意识到不能停留于简单的认知和判断，否则会有损于文学的多义性和复杂性。”“姿态决定一切”，贺绍俊在文学批评界力倡一种“建设性的文学批评”，在与作家和读者的对话交流中确立文学批评的功能属性，即批评不再侧重于是非判断，而是进行一种“建设性的探询”。当然，这并不是要迎合作家，也绝非片面地取悦读者大众，因为批评并不是非要建立“共识”。“我们认为：文学批评是主客体在文化艺术方面进行广泛交流的一种文学活动，这种交流既是主体的，又是客体的；既是文化方面的，又是艺术方面的。在这里，交流是至关重要的。批评是一种交流。”马克思曾这样指出，人在本质上，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所谓“关系”。主要是事物(或人)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在“关系”中存在的人，需要交流，渴望表达，渴望与人分享情感的愉悦与精神的对话。而作为人的重要精神生产活动的文学批评也是“关系”中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中，批评家以个体而在，但又置身群体。经由阅读，通过倾听，去体验和想象文本世界中不同人物、群落发出的声音，去理解文学的符号机制以及文学形式所包含着的诸种意味。批评家与文本、与读者、与作者、与自我进行着多重互动的对话和交流，通过对话、交流、切磋、商讨，一个生生不已的、充满多重文学意义的世界生成和显现出来，愉悦感、幸福感、自由感等也会相伴而生。这种“相成之美”，呈显出的是秩序的和谐、智慧的启迪以及灵魂的奇遇……
有别于传统认识论视域下将批评活动人为地设置为主客二者的对立关系，贺绍俊是在存在论意义上去理解文学批评活动的。置身于文学现场的他，不是以主体的身份居高临下地进行俯视，而是站在作者和读者的近旁。敞开胸怀，以一种朋友的身份和平视的视角与他们建立起情感上的亲密交流。对于文坛不断涌现出的新生力量，不论是年轻的作家还是批评家，他都给予无私的关爱和扶植，以实现对文学资源的涵养。在阅读语境中，他从自身的期待视野出发，与批评对象建立起了一种本源性的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而不仅仅是主体性的意识活动。在彼此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亲相融的密切关系中，激活和复原文本这一精神实体，进而去理解对象的意义。以往对于文学批评这个特点，理论上常从主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概括和解释。但事实上对于贺绍俊的批评实践而言，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作为主体与批评对象对立起来，没有把文本看作客观的自在之物，而是始终执著于这种本源性的统一状态。
在文学与自我的交融中进行相互的印证，体现了贺绍俊质朴却鲜活的批评意识。“文学从本质上说是感化心灵的，它是神秘的，充满灵性的，充满情韵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主体心智与情感的交融，文学文本是蕴含了多种价值或意义的“诗性结构”，是作者的体验表达，而体验的意义只有通过理解活动才能加以把握，这样才能和文本展示的生命之间保持着紧密关联。为成功地保有主体的灵魂和生命体的复杂意义以及人类精神生活的多种形式，贺绍俊以“体验表达”来把握和言说对象的意义，强调“虔诚的心境”和“慢慢地琢磨”。这种表达得出的，往往不是某些抽象的结论，而是生命情感形式的无限沟通以及主体间的相互生成。所以他对作家作品的解读常常娓娓道来，是在和作家促膝谈心，也是在和作品中的人物对话。例如，“作者对于他们的爱情想象，缺少一种精神的填充，基本上只是停留在感性的、经验的、欲望的层面。这并不是作者的错，甚至我们可以因此说小说非常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爱情的境遇。但我们的文学不应该停留在此，文学应该营造一个现实之外的理想境地，让精神困顿的人们在此能得到片刻的栖息”；再如，“孙惠芬的勘测就告诉了我们另一个重要的事实，尽管上塘人的情感不会泛出伦理沟渠系统以外，但这套沟渠系统有了太多的淤积，它阻塞了情感的顺畅流淌。于是在那个表面上看来很合法的人伦关系背后，发生了太多的不顺畅的事情。……这些淤泥是一种历史的积淀，它卧在沟渠里，一点也没有逾越规矩，但它阻塞着当代人的情感。因此，对于乡村而言，我们有一个疏通伦理沟渠系统的问题”。在这里，贺绍俊的笔下流淌出的善意与希望，并不意味着单纯的温情主义，而是蕴含着一种内在的张力，是一种穿透话语系统的精彩阐发，饱含着一位批评家的责任感与写作伦理。再如，得到读者好评，也得到了传主本人首肯的《铁凝评传》这部著述。贺绍俊不仅揭示出了“那隐藏着的诗或创造”，而且为铁凝绘制出了精确的“文学肖像”和精神图谱。贺绍俊指出，童年记忆和家族记忆作为铁凝的第三个创作源头，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使铁凝的文学意境更加深远。“但这个源头埋藏得特别深，就像是地底下的一脉清泉，还需要凿开一个泉眼，泉水才会涌到地面上来。凿开泉眼必须借助一个力量，这个力量一时还没有找到。但埋藏在心底的这股清泉不时地在涌动着，铁凝能感觉到，那些‘人间变故’，那些‘不明白的人和事’，彷彷佛佛地浮现出了，总在搅乱她的视线，总在打断她的眼光。所以她的写作有了一份不安，也透出一些新鲜的东西。”这种书写源自于贺绍俊在面对一位有着丰富创作体验和人生经历的女传主时，没有在作家经历与作品内容之间作主观化的推论或比附，而是悉心地探寻，入情入理地解析，在“我思”与 “她思”的沟通和交流中，引领读者进入了具有一定超越性的崭新视界，从而使读者能够形象地感觉铁凝、理解铁凝、体悟铁凝的生命状态和心灵境况。
“建构式”的文学批评，作为接近文学要义的一种必要的过程或方法，亦体现在并不局限于解读文本中的单个事实，而是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使文本意义得到“开发”和“增殖”。“批评家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同意接受文本强加于他的迷惑的同时，还要求保持凝视的权利。他希望深入得更远；在展示在他面前的明显的意义之外，他预感到一种潜在的含义。”文学批评是一种特殊的阅读，作为被逻辑化的阅读感受，批评家的解读、阐释和判断，究其实质是文学思想、文本意义的再生产。因此，在文本的空白点或未思之处，贺绍俊经常“接着说”，为作家开辟着艺术创新的途径。例如，他对范小青的《城市表情》的批评。贺绍俊首先指出，《城市表情》这部小说是从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视角切入当下的现代化实践的。但作者的立足点还是政治，因此使得这部小说的主题更接近改革小说类型。“如果把文化人化的问题充分展开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发现，包括豆粉园在内的所有文化的物质形态，同时也构成了一种非物质形态的文化影像，扎根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和情感表达之中。在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对一个旧的文化的物质形态的破坏和摧毁，其实也同时把扎根在人们精神世界里的相应的文化影像破坏和摧毁了。……这种精神的移建能否成功，人们在新的生活方式中接受旧的文化影像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反应，这些都是饶有意思的话题。这样一来，范小青的这个素材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写法。……它一定能深入到人的心灵世界，一定能表现出文化是如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是如何渗透进人们的血液之中的；也一定会产生持久的文化震撼力。我愿意看到范小青接着也把这部小说写出来。”
三
贺绍俊不仅躬身实践在文学批评的现场，而且致力于文学批评的学科化、学术化建设。1980年代，他与潘凯雄合作进行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研究，唤醒了文学批评研究的探索性活力。《文学批评学》等论著以及《多元化格局中的失调：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分离》、《论文学批评的视角与尺度》、《介于科学性与文学性之间的批评语言》等系列稳健而又内蕴锋芒的论文，不仅呈显了贺绍俊对批评本体、批评学思维、批评语言、批评标准等问题的思考轨迹，初步建构起批评理论体系，也为文学批评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话语资源。
贺绍俊对于文学批评学科的影响是深层次的、结构性的。“文学批评的发展应该是批评的层次更加丰富，生存方式更加多样，不同从次的批评承担着不同的批评功能。”他没有拘囿于文学批评活动的单一环节，而是积极地整合批评活动的多个环节。他的批评话语既有对文坛思潮大势的整体把握，也有对具体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个案剖析。这种宏观与微观、理论与文本的紧密结合，既拓展了批评空间，也丰富了批评本体的内涵。他对文学批评学科的多维构成所进行的自主性探求，使关于文学批评的研究挣脱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形而上的理论思辨以及方法论的演绎框架，扩展和深入到了文学批评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涵盖的多个层面，如批评思潮、批评家群体、批评杂志的策划组织以及批评制度的建设等等。“这是一种不断运动的美学，它忠实于一些原则，但却是经由各种不同的道路，从四面八方引导你达到这些原则，这一点就是它的进步。”这种努力和付出不仅有助于我们对于批评经验谱系的整理和阐释，使文学批评的学科空间得到拓展，也使文学批评摆脱掉被动的附庸和概括，成为一种主动的发现和创造。
一般而言，与前人学术思想“对话”和研习，是进行学术创造的一种普遍形式。贺绍俊批评思想的建构，既有对前人理论著述学术营养的汲取，又有独具的现实的维度和实践的智慧。在贺绍俊看来，批评疏离实践后就会变成专横的知识。他的文学批评是“及物”的，思想情绪和精神脉络不断触及当下最为真切的文学要津，善于发现文学新问题的生成点和扭结点。例如，针对本世纪初兴起的“行走文学”现象，贺绍俊及时地加以捕捉和指正：“确立行为艺术的法则，应该是我们首当其冲的问题。可是，在眼下这个消解权威、消解中心、也消解经典的后现代社会，能够由谁以及能够以什么样的审美标准来确立这样的艺术法则，又是问题中的问题。”面对消费语境中作家创作的价值缺失或艺术沉疴，他也会真诚坦率地适时指出。例如，“革命历史是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我称之为红色资源。近些年来一批作家对红色资源表现出浓厚兴趣，但也出现了不好的倾向，有必要大力提倡正说历史的书写”。贺绍俊提出，关于历史小说的创造，当前比较流行的是颠覆性的书写，包括反说、歪说、戏说等等，而“正说”历史却相对薄弱。因为正说历史对作家来说具有着挑战性，既要正说，又不能重复“旧说”，需要站在新的时代、新的思想高度进行“正说”。
建设者的姿态使贺绍俊的学术诉求具有了一种宏阔的视野和前瞻意识。在西方，20世纪被批评史家誉为“批评的时代”。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文坛也一度迎来批评的繁荣，即批评理论的层出不穷、批评流派的转换登场以及模式方法的变革更新。但这一切并未最终使文学批评走上真正独立和成熟的发展之路。批评主体和批评观念的不同，导致了批评的不同话语现象，文坛的批评生态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我由此想到一个问题，对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设来说，也许不仅应该引进西方的理论观念，而且还应该引进与其相适应的批评制度。甚至于可以这样说，当我们的理论建设达到一定的阶段后，引进批评制度比引进观念更为重要。”关于制度，在传统观念中它一直是政治学领域中的重要范畴。随着这一范畴本身所包含的诸多内容引起关注，制度逐渐进入到不同具体学科研究领域，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性内涵的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有关文学制度尤其是批评制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究其根源，在于追求自由个性的创作和批评活动在本质上都是反规约、反制度的，而制度作为一种约束性和规范性的力量，具有公共性、秩序性和理性化等特征，它围绕着一种基本的社会需要而形成，提供着固定的思想和行动范型。制度理论以潜隐的方式被贺绍俊间接化用到对当下文坛的批评观念、批评实践的审视当中。“把批评的问题放大来看，也就是说，把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社会精神生产活动的过程来对待，每一次文学批评不仅仅是一次批评家的个人写作，而是一次社会精神生产活动的实现过程，把批评观念也放在整个批评活动的环节中来考察，就会发现，批评观念的生成和阐发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这其中就涉及到批评制度的问题。”制度作为相互联结的规则体系，其所孕育出的强大内聚力对于学科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是适用的。在该文中，贺绍俊以西方批评制度的建设为参照系，详释了批评制度与批评观念的关系问题，揭示了在批评观念与批评实践之间所存在的批评制度的环节，并把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学批评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课题进行探讨。诚然，当下文学批评问题的有效解决，批评生态的良性发展，是有赖于切合中国国情的批评文化、批评制度的构建的。
我们可以这样概括，贺绍俊的文学批评由两部分文本构成。一部分是通常而言的纸质的、固化的文本，另一部分则是贺绍俊立足文学前沿所从事的大量的文学活动，这部分文本可以说是流动的、鲜活的，但同样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和文学史意义。两种文本互为映证，相映成辉。贺绍俊的这种“建构式”批评，体现为批评主体以建设性的姿态去面对批评对象，在对批评对象整体感知的基础上，以主体间平等的对话交流方式去发现和探询文本的意义，尤其倾向于探究存在的潜在性与可能性，进而开辟艺术创新的途径。“精神承担”与“现实观照”是“建构式”批评的两个重要维度，自觉的学科性意识是其基本的向度。
作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一种必要的方法或范式，“建构式”批评与贺绍俊的生命历程已经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他的人生记忆、生存感悟、理想操守融在其中。这种批评范式的创建，使贺绍俊自如地穿行在人生相与创造相之间，用心灵亲证当代文坛的风云起落，用睿智实现了对人生的艺术引领。他的精神立场、批评情怀、话语方式、学术风范均浸透着自身的生命质感，毕现其阅世之中、文字之间。在谈到当代文学研究的特性时，贺绍俊深有感悟。他指出，当代文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不断生成新的因素的活的机体，具有处身性和在体化性质。“如果把其它的文学研究如古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界定为是对‘他者’的研究，那么，当代文学就不完全是对‘他者’的研究，而应该是一种对‘自我’的研究。研究者应该在研究对象中看到自我的影子，如果研究者看不到自我的影子，那只能说明他的研究没有抓住当代文学的根本。”这是贺绍俊在对自己说，也是对他者说，对世界说……
[本文为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型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