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上的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为支配一切的霸主。在政治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炮制傀儡政权、暴力镇压奴役东北人民，以期达其殖民侵略的目的。
日本刚侵占东北不久，就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这一傀儡政权。表面上由末代皇帝溥仪任首席执政官，实际上他必须完全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1933年8月8日，日本内阁通过的《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中明确提出“（满洲国）国内行政在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系官员实质性的进行。”从而确立了关东军司令官在东北的太上皇地位，溥仪只不过是个“儿皇帝”，他必须服从关东军司令官。为保证关东军司令官对傀儡政权的全面操纵和控制，伪满洲国各级政府无一例外安插有日籍官员把持实际权力。这种由殖民主义者直接参政、操纵和控制傀儡政权的行径，在世界殖民史上也是罕见的。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殖民统治秩序，除了依靠关东军以外，还有凶残暴虐的警察、宪兵、特务组织维持殖民地统治秩序。日本的关东军从初期镇压抗日义勇军到后来清剿东北抗日联军，乃至屠杀无辜东北民众，一直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例如：1932年9月，关东军在辽宁省抚顺市的平顶山区进行扫荡，先后屠杀无辜民众13000余人，其中妇女儿童占25%左右；1936年夏，关东军对吉林通化山区进行扫荡，屠杀无辜民众3000余人。仅在这个县的白家堡子村，就杀害了400余人，全村仅8人幸免。总之，关东军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的重要支柱，其罪恶罄竹难书。伪满警察种类繁多、五花八门，如边境警察、森林警察、铁路警察、司法警察、卫生警察、文化警察等等，遍及东北各个角落。警察、特务和宪兵组成一道严密的殖民统治网，实行保甲法等殖民手段对东北人民进行森严的统治，残杀东北爱国志士、知识分子等革命力量。
二、经济上的统制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实行经济统制政策，造成东北经济畸形发展。1933年，关东军司令部炮制出笼《满洲国家经济建设纲要》，明确提出对东北实施经济统制政策，此后，伪满洲国政府又先后颁布了一些法规，宣布对东北的一切工矿产业实行国家统制，迫不及待把东北变成日本经济的附庸和对外侵略的战争基地。这种掠夺式的经济统制政策导致了东北经济畸形发展，这种畸形发展表现在：第一，它远远脱离了东北实际生产能力，严重破坏了东北自然资源；第二，东北工农生产比例严重失调，1942年东北重工业资本额占工业总资本额的79.2%，而轻工业仅占20.8%；第三，民族工商业凋零，绝大多数民族工商业倒闭破产，1942年，民族资本在工业总资本中仅占4.2%。
三、思想、文化上的奴化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在对东北人民实行疯狂政治迫害和经济侵略的同时，在思想、文化、教育上对东北人民推行奴化、愚民政策，企图摧毁其民族意识，心甘情愿地当亡国奴。
首先，日本帝国主义在思想上推行“王道政治”的统治思想。“伪满洲国”出笼伊始，日本统治集团便为它设计了“王道政治”的统治思想，声称其是“世界上最好的政体”，溥仪及身边的遗老遗少也把它奉作至宝，一时在东北范围内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复辟浊浪，以为这便是“王道政治”的显现。其实，日本统治集团为其规定的“王道政治”是体现所谓“日本精神的法西斯皇道”，这种政治把日本奉作世界上独一无二，任何政体也无可比拟的国家。日本帝国主义把“王道政治”的招牌冠在伪满洲国的头上，无非是在政治统治思想上确立以日本天皇“圣意”为宗旨的原则，即凡是要依凭日本的旨意行事，不得怀疑和违背，这便是日满融合。对东北人民来说，因为日本民族是“天孙人种”，是五族中最为高贵的民族，所以要听日本民族的主宰，才算是“民族协和”，这就是王道政治的实质。
其次，日本在东北推行法西斯专制的文化。为了把日本殖民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观念、道德强加在东北人民身上，日本统治集团实行了严厉的文化统制手段，即把东北的一切文化事业全部纳入日伪当局的统辖和控制之下，美其名曰“官制文化”。其最高文化专制机关为总务厅下辖的弘报处。在弘报处统一控制下，各新闻、出版、电影等事业又各成体系，实行条条专政。诸如：信闻业，由“满洲国通讯社”统辖；出版业，由“满洲出版协会”总揽；电影业，由“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统制。其他文学艺术事业，也分别由“文艺家协会”“剧团协会”“美术家协会”等官制团体统辖在弘报处的制约下。在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压制下，中原文化和一切进步爱国主义文化被视作“洪水猛兽”，严格禁止向东北输入和传播。与此同时，日本统治集团又大量引进日本法西斯文化，以此充填和占领文化领域的一切阵地，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难在这里接续和发展。
综上所述，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时期，政治上利用傀儡政权、暴力机关与组织镇压东北人民；经济上通过经济统制政策掠夺东北资源，导致其经济畸形发展；文化上用所谓的“王道政治”、法西斯专制文化禁锢东北人民的思想。回忆这段历史，不仅为了维护历史的正义，更是为了警示国人，勿忘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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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姜念东.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王贺雨，系河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中央司法警官学院马列主义教研部教师；李朝运，系河北师范大学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监狱学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