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及利亚在1830年就成为法国殖民地，在法国人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很多法国人将与欧洲大陆隔地中海相望的阿尔及利亚视为法国本土的自然延伸，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当阿尔及利亚爆发民族独立运动时，法国人将其视为“反叛”(rebellion)。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后，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孟戴斯・弗朗斯总理却坚决主张用武力镇压“暴乱”，他明确表示：“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不是我们所保护的国家”；“对于叛乱不要期待我们的任何宽容和妥协……”而当时在野的戴高乐也宣称：“法兰西的主权!这首先意味着，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们都不应使阿尔及利亚属于法国这一事实发生任何疑问。”
因此，1954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后，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都采取武力严厉镇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不过，尽管法国投入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加，但收效甚微，相反法军伤亡惨重，军事开支巨大。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失败导致第四共和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法国政局日趋动荡。
一、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政策
1958年6月1日，戴高乐正式出任内阁总理。上台伊始，他就于6月4日-6日对阿尔及利亚进行了闪电式访问，开始推行其“鞭子与蜜糖”并重的阿尔及利亚政策。首先，戴高乐加大了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打击力度，对反殖民武装大肆进行镇压。戴高乐政府建立后，将驻阿法军增至80万。戴高乐还与驻阿法军总司令夏尔共同制定了以“重点围剿、分段绥靖”为核心内容的“夏尔计划”。另一方面，戴高乐又不失时机地抛出了他的和平方案和经济诱饵。1958年10月3日，戴高乐宣布实施著名的“君士坦丁计划”，为阿尔及利亚的明天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图景。内容主要包括：在阿尔及利亚兴建大型化工、冶金联合企业；兴建道路、港口、通讯、卫生等公共基础设施；在五年内建造可供100万人居住的住宅，解决阿尔及利亚人的住房问题；将25万公顷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加快发展教育和经济；保证阿尔及利亚人在法国公共事务和政府部门中的代表权等。即推行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一体化。同时，戴高乐政府还表现出某些和平姿态。1959年1月，法国政府释放了约7000名阿尔及利亚俘虏，并将劫持的本?贝拉等四名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从巴黎桑泰监狱转移到条件较好的埃克斯岛，以体现法国的和谈诚意。
戴高乐的这些举措赢得了阿尔及利亚上层温和派的好感，他的和平倡议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5月1日，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在贝鲁特发表演说：“我们准备在中立国境内与戴高乐将军会谈，不提出什么先决条件……我们愿意为同法国政府谈判做好准备。”这是民族解放阵线方面首次表示对谈判感兴趣，并且是在不以法军撤出阿尔及利亚为前提条件的情况下的表态。它一方面说明了阿尔及利亚方面对和平的渴望，另一方面也表明戴高乐的“蜜糖”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1959年9月16日，戴高乐提出三种方案供阿尔及利亚人选择：第一种是独立。第二种是一体化，900万穆斯林将享受和法国人同等的权利。第三种方案是，阿尔及利亚人将享有自治权，并同法国建立紧密的联邦关系。戴高乐本人更希望采取第三种方案，即联合的形式。他宣称要在恢复和平后四年内让阿尔及利亚人自决，他强调：“我将以法兰西共和国的名义，一方面要求住在12个省里的阿尔及利亚人肯定地回答他们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求法国人确认这一抉择的结果。”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对此迅速做出反应。任命被法国监禁的本?贝拉等五人为谈判代表，与法国政府就阿尔及利亚的地位和前途问题进行谈判。1961年1月8日，法国就是否给与阿尔及利亚自治权的问题举行的公民投票的结果揭晓。在法国本土，赞成票占75％，反对票仅有25％。在阿尔及利亚，赞成票也多达70％。
1961年5月20日，法国政府代表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在埃维昂举行正式谈判。经过艰苦谈判，1962年3月18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终于达成结束战争、给予阿尔及利亚独立地位的埃维昂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在过渡时期的权力机构组织方面，“自决投票将使选民表明他们是否愿意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及在愿意独立的情况下，他们是否愿意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在本日各项声明规定的条件下进行合作”，在实现自决之前，“应建立一个临时执行机构和一个维持公共秩序的法院。应由一个高级专员在阿尔及利亚代表法兰西共和国”。“高级专员将是共和国在阿尔及利亚权力的掌握者，特别在防务、安全和维持秩序方面，具有最高的权力。”协议规定。“阿尔及利亚国家对内对外将行使其充分和完全的主权”，同时，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将在经济、技术和文化方面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法国保持在开采撒哈拉石油和天然气方面的权益，法国公司在同等条件下，有获得采矿许可证的优先权。在军事方面，法国将在实现停火后将逐渐减少在阿尔及利亚的驻军，但在三年内可留驻一支9万人的军队。法国继续租用米尔斯克比尔海军基地15年，阿尔及利亚允许法国使用它需要的某些军事设施等。4月8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公民投票，分别以90.7％和99.72％的赞成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埃维昂协议。1962年7月3日，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以互换信件的形式正式确认阿尔及利亚独立。
二、戴高乐的非殖民化思想
纵观戴高乐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整个过程，可见其言论前后不乏矛盾之处，这是其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思想中新与旧、进步与落后因素交织特点的体现，也反映出非殖民化进程作为一个崭新课题的艰难与复杂。从个人角度而言，戴高乐从小接受的是法兰西帝国就是法兰西的教育，是典型的坚持维护法国的殖民帝国的旧军人。战时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正是借助了法兰西殖民帝国的人力、物力才发展壮大起来。戴高乐也认识到，战后法国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繁荣之上。为了法国的光荣和伟大，他坚持维护殖民帝国的完整，甚至不惜用武力镇压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斗争。即使在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前夕，戴高乐仍然念念不忘昔日帝国的荣光。他说：“我们法国人建立我们帝国时，正是我们处于国内活动达到顶峰的时期，……这是一件伟大的人类事业，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和弊病，以及各种低级的宣传，这件事对法国来说始终是光荣的。”
尽管如此，戴高乐也认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绝对优势地位，非殖民化已成为一股汹涌而来的历史大潮。早在领导自由法国在北非坚持抗战的时候，面对阿尔及利亚人提出的“阿尔及利亚宣言”，以及建立法阿联邦、取代传统的宗主国与殖民地关系的要求，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采取了增加地方议会穆斯林人数、宣布部分穆斯林可获得法国公民权等权宜之计，来安抚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同时，他又不遗余力地挽救因本土战败而岌岌可危的法兰西殖民帝国。1944年1月30日，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召开的法属非洲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宣称法属非洲 国家同法国结成紧密联系的整体。是它们获得进步和发展的最好选择。他强调：“我们认为，关于将来的世界生活，闭关自守的政策对于任何国家都是既不可取，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法属非洲，与那些居民生活在我们旗帜下的其他地方一样，假如人们在本地不能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得到什么益处，假如他们不能逐步提高在本地参与管理自己事务的水平，那就谈不上任何进步，法兰西有责任使他们将来做到这一点。”
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殖民主义体系已越来越不能为宗主国带来经济上的收益，相反会成为其沉重负担，特别是在陷入旷日持久的殖民战争时。传统的宗主国从殖民地获取原料和初级产品，并将其作为市场倾销剩余产品的经济结构已不再适应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了。戴高乐也强调，“过去使某些文明国家把某些不文明国家的人民置于他们直接控制下的那些理由，在前殖民者的思想里也正在消失。现在，对强国来说，它们的前途，它们的安全以及它们采取世界性行动的可能性，取决于自身的发展，取决于与前殖民地国家的合作。”
不过，虽然意识到世界已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但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过程中仍始终幻想维持法兰西殖民帝国，希望通过自治或自决形式保留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特权。戴高乐并未从一开始就提出积极的非殖民化政策，也并未打算主动地、有计划地给予阿尔及利亚独立地位。他最初的构想是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来迫使民族解放阵线武装放下武器，争取阿尔及利亚上层民族主义精英的合作，通过有限的政治改革，来加强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但在军事胜利无望、国内经济社会形势恶化、国际上日益孤立的不利局势影响下，戴高乐不得不从原有的立场上后退，先是承认“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后是认可“阿尔及利亚共和国”，到最后终于艰难地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这种转变是艰难的，它既说明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是民族解放阵线等民族力量长期斗争的结果，也体现了戴高乐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的勇气和战略眼光，以及灵活务实的政治手腕。对于旧帝国军人出身的戴高乐来说，迈出非殖民化的第一步并最终给予前殖民地独立地位殊非易事，也曾使他痛苦万分。他坦言：“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年龄和像我这样教育出身，成为由他自己倡导的这样一项变革事业的主持人，这确实是残酷的。……因此，就我来说，要在那些地方移交我们的权力，卷起我们的旗帜，合上这部伟大的历史，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精神上的考验啊!”
这种痛苦是有价值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法国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发展速度加快。1950-1960年法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4.6％，而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后，1960-1970年增长率则达到5.8％。著名经济学家奇波拉指出，非殖民化，特别是从阿尔及利亚的撤退对法国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其一，约100万法国移民返回本土，成为新的技术劳动力。其二，对殖民地的经济援助负担大为减轻，法国增加了国内投资。其三，放弃特权后，法国在前殖民地的垄断企业采取了更为健康和更符合经济规律的经营方式，这有益于经济的持续发展。由此可见，戴高乐的非殖民化政策在使阿尔及利亚人获得渴望已久的独立地位的同时，也使法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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