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陆定一对儿子的“建议”|陆定一

  手头有一本《毛泽东书信选集》,买了好几年了,一直还没来得及看。那天整理书架,抽出它,一边想什么时候看看,一边随手翻了几页,看了几封信。其中一封是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写给他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的。这一看不打紧,竟使我大吃一惊。我一时如同从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一下子掉进了万丈深渊,怎么也想不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本人半个世纪前还是个孩子,但从上小学、中学,直到上大学,一直都被告知,一定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一定要关心政治。谁关心所谓政治不够,就会被视为“白专道路”,就会受到严厉的批判。本人高中时因为喜欢看文艺书籍等课外读物,多次被威胁要树为“白专”典型。多亏我出身贫农家庭,那时又极看重出身,才幸免于难。那时不但要大谈政治,还要大搞政治,政治第一,政治是生命。功课再好,所谓政治不好,就会被打入“另册”。而且政治不好,越是功课好,越危险。但政治是什么,我们根本就不懂,以为上面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歌功颂德,这就是政治。那时,许多时间都花在所谓政治上,就这还时不时可能被认为政治有问题。所以那时又常常谈政治而色变。
  然而,我怎么能够想到呢,毛泽东在信中竟建议他的儿子“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而且以“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来强调。其时,毛岸英二十岁左右,正是我们上大学时的年纪。他可以“少谈些政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为什么却要我们这些与毛岸英同龄,甚至比他年龄小的学生大谈特谈多谈政治,而且不谈不行,连谈得少也要受到批评、批判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哪个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或者专家能给我们解释解释?
  不独大政治家毛泽东这样“建议”儿子,至少算得上是“中”政治家的陆定一也曾这样要求儿子。我称他为“中”政治家,只是与毛泽东的“大”相比而言,其实在我眼里,他也是令人仰视的大政治家。你想,当
  过中宣部部长的人,就是专门讲政治、宣传政治的人,能不是政治家吗?但是,他的儿子陆德在回忆父亲对自己的教诲时却写道:“他对子女的要求是:好好学习科学技术,不要搞政治,也不要当官。”(见《报刊文摘》2006年12月11日)陆德说这是他上高中的时候,一个暑期跟父亲去北戴河时父亲对他讲的。陆德生于1942年,比笔者小两岁,我们算得上是同龄人了。可笔者不要说上高中,就是上初中的时候,都不断被告诫、被教导、被要求要关心政治,要政治挂帅,要把政治放在第一位。而且这种告诫、教导、要求,有许多就是从陆定一当部长的中宣部发出来的。可发出这些声音的陆部长对自己的儿子却发出另外的声音:“不要搞政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哪个理论家和专家也给我们解释解释?
  从建国到“文革”结束的近三十年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和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大。论者多把这归罪于“文革”,是“文革”耽误了中国的发展,也误了那个时代的好几代人。这当然是很对的。但是,耽误中国的发展、耽误青年学生成长的绝不仅仅是“文革”。“文革”以前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学生不能如毛泽东建议自己儿子那样的“多向自然科学学习”,不能如陆定一要求自己儿子那样的“好好学习科学技术”,而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谈政治”、“搞政治”,同样也严重地耽误了中国的发展,耽误了青年学生的成长。本人上高中时,正赶上所谓“大跃进”,但不是学业的“大跃进”,而是搞“吹大话”、“放卫星”、“赶英超美”等所谓的“生产大跃进”。在那时,停课“大炼钢铁”,停课消灭包括麻雀在内的“四害”,以后又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真是谈不完的政治,搞不完的政治。后来上了大学,动不动义是这批判,那批判,唯恐被认为政治有问题,政治不积极,人人争“谈政治”,“搞政治”,以“谈政治”、“搞政治”表现自己政治积极。只要“政治好”,学业好不好又算得了什么事,因此根本不可能像毛泽东建议其儿子那样“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也不可能像陆定一要求他儿子那样“好好学习科学技术”。说是“又红又专”,实际那时只讲“红”,不讲“专”。这证据就是“白专”会受到严厉批判,又有哪个“只红不专”的人受过批评?不是没有这种人――那时候这种人还相当不少――但只要“红”了,也不管是真“红”还是假“红”,再不“专”都很安全。那时候,“不专不红”还常常过得去,最不能容忍的倒是“只专不红”,好像这比“不专不红”更可怕。人们为趋利避害,至少要作出大“谈政治”、大“搞政治”的样子。毛泽东要他的儿子“少谈些政治”,陆定一叫儿子“不要搞政治”,但我们那时候,谁说了他们这话,只要一句,就让他当“反革命”绰绰有余。我们那时的部属大学是5年制。我上大学时,因为第5年完全参加了政治,到农村搞“四清”,实际在校只有4年。如果再除去频繁地“谈政治”、“搞政治”的时间,实际的课业学习就没有多少时间了。该有多少本应学习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我们都没有学到啊。笔者的一些知识都是后来补学的,靠在学校学的那些,可就浅薄得很了(当然现在也远不深厚),连同“文革”被耽误的真是无法计算啊!
  政治要不要谈,要不要搞?当然要谈要搞,但要学习阶段的青少年大谈政治、大搞政治显然是一种胡闹。这个阶段的青少年正应当像毛泽东建议儿子的“少谈些政治”,“潜心学习自然科学”,像陆定一要求儿子的“好好学习科学技术,不要搞政治”。而这未必就不是政治,不算政治。中国的青少年若早像毛泽东建议其儿子那样“少谈些政治”,“潜心多习自然科学”,像陆定一要求他儿子那样“好好学习科学技术”。那么,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恐怕就不会出现那样一个“无知”而又“胡闹”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