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群的冷暖人生] 冷暖人生

  2006年孟夏,满七晋八之时,蛰居汉口田园小区的我国当代著名杂文家陈泽群忽然患上了一种名叫“一过性失忆症”的老年疾病。据说当时的情况相当糟,用陈泽群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浑噩半朝方苏”。急赴医院就诊,医生告之曰:此乃连年脑梗所致,倘疏于珍摄,则恐陷入永久性失忆。医生的话令陈泽群老先生一时怃然,归去后,乃趁“未昧”之际,检点平生,搜集残意,预制了一副“自挽联”,其意若曰:与其不日就火时由“生前友好”们盖棺论定,不如用预挽的程式自我鉴定更切实。“自挽联”是这样写的:
  濯足蒲滨,梳翼笕桥,归帆载梦辞�山,方期振翅高翔,却遭阵阵风雷,铩羽阳谋,辱承钦颁桂冠,派入另册,祸延慈母眼穿,孤雏腰瘁,似纸人情门槛冷;
  失神粤海,噤歌汉浒,破帽遮颜出棚厩,尽已屏息低调,反受频频牙眼,蔫须霜浸,终逢日坠西山,恩宣改正,痛憾罅壶茶苦,浅砚墨枯,如烟晚景楚天虚!
  熟知陈泽群文和人的人,大概都知道陈先生这一生饱经风霜、历尽坎坷,其中的痛和苦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这副116个字的“自挽联”,就基本上囊括了陈泽群坎坷人生中的那些个关键点。透过它们,我们也就可以窥视陈老先生那载沉载浮的冷暖人生。
  
  “文脉”源自父执的熏陶
  
  陈泽群出生在一个文化色彩和革命色彩都很浓郁的家庭,家族中有几位长辈都是携笔参加大革命的血性汉子:其父陈一言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知名的文化界人士,也是一个叱咤风云的革命者;叔叔和姑姑都是参加“广西学生军”的中共党员;其堂伯陈善晃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自上海大厦大学毕业后历任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主任及金陵大学化学教授,并以地下党员的身份迎接解放,解放后任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院长等职,“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而伯母谢幼川则是“广州暴动”的参加者。陈泽群从小就直接受到他们的熏陶。
  陈一言1901年生于广西,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广西中共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后因从事革命活动而遭到追捕,遂逃往上海,入大厦大学读书。在沪期间,陈一言先担任大厦大学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后任地下党虹口区委宣传部长。1931年,他又和“左联”作家林焕平一道赴日本,创建了“左联”东京支盟,成为支盟干事会的三个成员之一,并任干事长。在日期间,陈一言主持编辑了《东流》杂志,后又加编了《杂文》杂志(后改名《质文》)。抗战爆发后,陈一言回到广西,先后在李宗仁、白崇禧等营造的“抗战文化中心”桂林工作,担任省政府视察室主任,这时他已脱离共产党。抗战胜利后,陈一言到台湾大学担任经济系教授,“二二八事件”中还一度被选为台大临时负责人。
  和那个时代大多数有类似经历的人一样,陈一言后来也成为一个悲剧人物。1949年底,不满国民党统治的陈一言回到上海,希望重新回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但当他找到“左联”时结识、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时,潘汉年却因“工作繁忙”而无暇顾及他,于是他便投身教育界,成为上海联群女中的校长。1955年反对胡风运动开始,陈一言被逮捕入狱。好在他并没有被扣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因此不久即被释放。然而校长肯定是做不成了,为了保住教师的饭碗,对他颇为同情的教育局领导给他出了个主意:到市郊的水利工地上去“镀镀金”。陈一言听从了这个建议,然而不幸的事情却随之就发生了:1956年的一天,年近花甲的陈一言拖着板车下堤时,因体力不支栽倒在地,装满泥土的板车从身上轧过去,他被当场轧死。
  陈泽群一生都致力于杂文写作,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父亲的“嫡传”。假如真要给陈泽群号“文脉”的话,其源头就只能在他父亲那儿了。父亲死后,他还曾得到林焕平、陈子鹄、雷石榆这些“左联”父执的思想提携。
  
   翱翔蓝天之际
  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
  
  1941年4月,陈泽群考上了设在四川蒲阳河畔的空军幼年学校。空军幼年学校是在苏联空军志愿队的建议下成立的,由蒋介石亲任校长。该校是一所兼有发动机学、气象学、空气动力学和滑翔机驾驶及一般中学课程的中专,相当于航校的附中,旨在为空军培养后备力量。1947年底,陈泽群从这所学校毕业,顺利升入设在杭州笕桥的空军军官学校,成为一名飞行学员。
  其实早在幼校的时候,陈泽群就已经成了一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那时,为了发展党在国民党空军中的力量,地下党员卢甸、牧野就以教官的身份进入幼校开展工作,开展工作的方式是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向学生介绍推荐《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陈泽群当时是学生中的一个活跃分子,为了配合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便发起成立了一个“北斗读书会”。这个“北斗读书会”,解放后被认定为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
  1948年冬,国民党的政权已呈风雨飘摇之势,空军军官学校遂准备迁往台湾。接到迁台命令后,陈泽群立即准备和同学一起集体投奔江北的解放区。这时,设在沪宁之间铁路小站丹阳的地下党组织机关派来地下党员张陶普与陈泽群取得联系,要求他动员同学们随学校一道迁台,以便在台湾发展党的力量。陈泽群于是改变主意,动员同学们遵照党组织的意见迁往台湾,并于1949年3月随校前往台湾�山机场。因此,陈泽群正式参加革命的时间就被认定为1948年,并因而享受离休待遇。
  
  由台返粤加入解放军空军
  
  国民党溃逃台湾后,对台湾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宝岛台湾的上空笼罩着一片血雨腥风。在这种情况下,空军军官学校中与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陈泽群等人,处境就变得十分险恶。遵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陈泽群决定返回大陆。这时陈泽群的父亲也正在谋划返回大陆,所以当得知陈泽群已经是地下党外围组织的一个成员并且准备返回大陆时,便予以积极地支持和帮助。可当时为了防止学校飞行员驾机投共,空军军官学校迟迟都不复课,迟迟也不开飞。后来虽然复课、开飞了,飞机油箱里却只给加一半的油,使之无法飞越台湾海峡。陈泽群于是利用例行的体检机会装病停飞,办理停飞手续时买了赴香港转缅甸仰光的船票。陈泽群于是假道香港,在香港找到了时任香港《文汇报》负责人的共产党人黄梦醒,并跟随黄梦醒回到广州,复经黄梦醒与时任广州市副市长、后任广州市政协主席的罗培元介绍,入华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南方大学读书,读书期间加入了解放军的空军。
  陈泽群在解放军空军里的身份比较特殊:一方面,他被空军里不了解他底细的政工干部视为国民党的留用人员另眼相看,并加以防范;另一方面,他又担任着空军里一个学习大队的中队副,管教那些起义过来的国民党空地勤人员。不过这种“夹生”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也就平静地结束了:1952年11月,陈泽群脱下军装,转业到武汉动力机厂,成为厂长办公室秘书,从而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篇杂文换来一顶“右派”帽子
  
  陈泽群念中学的时候,正值日军在中华大地恣意横行,南下广西躲避战乱的难民可以说是触目皆是。一次,上学路上,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小难民因实在忍受不了饥饿之苦而向他伸出了乞讨之手,这件事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心灵震撼。回去后,他就写了一篇题为《一只伸过来讨吃的手》的短文,投给当时共产党人办的《救亡日报》,并于1940年间见报。这是陈泽群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1947年11月,陈泽群以“陈仓”为笔名,在《人物》杂志的头条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航空工程专家周行功》的人物通讯。这篇通讯介绍了由美回国报效抗战的专家周行功不被国民党航空委员会所用、终而贫病交加冻死成都公厕的故事。由于周行功是民国时期的传奇人物,关注他的人很多,因而文章发表出来后影响很大,陈泽群也因此引起了编辑部的关注。之后的1948、1949两年里,陈泽群又先后发表了一些讽刺批判胡适的小杂文;解放后转业到地方工作,他又以“黄洋界”、“翟骑云”等一二十个笔名在《人民日报》、《大公报》、《长江日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这些,庶几可以看作是他杂文创作的起步。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各地开始“鸣放”,也就是号召知识分子给党和政府提意见。期间,有人提出党与非党、领导与群众之间存在一堵“墙”,阻碍了里里外外视野的扩大和声气的相通,并号召“拆墙”。受此启发,陈泽群忽然有了进一步的“发现”:不仅有“墙”,还有人护“墙”。这些护“墙”的人是一种以奔波于墙里墙外为能事的“墙上忙人”,即群众所深恶的假积极分子们。他们所起的作用就和太监之类有些近似:利用既能出宫又能进宫的便利,播弄是非,陷害忠良,使昏君更昏,暴君更暴,百姓更苦,国事更糟。而在“拆墙”以后,如果不肯找些正当的事情干干,这些人就会百无聊赖了,因此他们又是“倚墙为生的人”。陈泽群的这些想法很快就凝结为一篇1200字左右的杂文――《倚墙为生的人》,并在1957年5月21日的《长江日报》上,用“楚天舒”这个笔名,一字不易地全文发表了出来。
  让陈泽群做梦也不曾料到的是,就是这样一篇旨在加强党与非党、领导与群众沟通和团结的杂文一经发表,即刻就在武汉三镇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反对和支持的双方因此大打“口水战”:时任武昌区委宣传部长的肖松年以“松坡”这个笔名,连写3篇文章予以声讨,与之一道口诛笔伐的更是大有人在;而支持此文观点的华中农学院学生则将文章油印散发,并在校内游行,要求扩大鸣放。《长江日报》连篇累牍发表的都是批判文章,而支持的文章只发了宋谋�写的一篇――《鸣不平的积极分子》。同年8月5日,《长江日报》以一篇社论《保护积极分子》为陈泽群的“黑文”盖棺论定:用心非常险恶,瓦解党的基础。结果:陈泽群顺理成章地被打成“极右分子”,编辑发表此文的长江日报文艺部编辑王承烈、撰文支持的武汉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部副主任宋谋�也无一例外地被打成“右派”,受牵连的达数百人。《长江日报》文艺部后来还将参与这场争论的正反两方文章编辑成一本名为《保护积极分子》的小册子,印了12000册,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铁山劳教期间成为业校“老师”
  
  陈泽群的命运至此发生了逆转:他先是由厂长室调到厂生产科当调度员,其间还经常被派往东西湖参加繁重的围垦劳动;1958年夏天起,他开始被轮番批斗;不久,时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长的辛甫就亲自驻厂指挥批斗,划为“极右”后将他押送黄石大冶的铁山进行劳教。陈泽群的政治生命和写作生涯就这样被无情地中止了。
  陈泽群劳教的单位是位于铁山的大冶实验钢厂,亦称“公安钢铁厂”。这是湖北省公安厅劳改局下属的一个号称“炼人又炼铁”的劳改单位。当时厂里的关键岗位,比如炉前工等,都由复转军人担任,而像陈泽群这样的劳教分子,就只能干一些辅助性的苦役,陈泽群的工作就是运矿石。以陈泽群这样瘦小的身躯来担任这样沉重的搬运工作,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好在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多多少少改善了一点他的命运。
  原来鉴于当时国内的经济形势,中央不久就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大冶实验钢厂因此就停产了。停产后,那些炉前工都无事可做了,于是厂里就办了所“红专大学”,实际上就是一所业校,让他们进修学习。这时,教学人员中有人发现,自己学的《职工业校初中课本》里,有一篇文章竟然就是陈泽群写的。原来这本由武汉市教育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课本,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的“克隆”版,而后者就收录了陈泽群写的一篇题为《“老年监督岗”》,即选自《人民日报》八版的人物通讯。车间党支部宣传委员是“红专大学”的“校长”,于是他便找到陈泽群,希望他能在教语文之外还兼教数学和英语这两门课,陈泽群当即就答应了下来。但这位“校长”同时又作了一个规定:上课时师生之间不行师生礼,学员对陈可直呼其名,陈泽群却必须喊学员“师傅”。陈泽群当然唯唯遵办,并且第二天就登台讲课了。
  当老师,使陈泽群有更多的机会和这些复员退伍军人出身的学员进行沟通与交流,学员们也“零距离”地认识了所谓“右派分子”的真实面目。有一次,趁周遭无人,班上一位当过班长的复员战士悄悄对陈泽群说:“今天一个人也没有,我叫您一声‘陈老师’!其实你们‘右派’都很有本事,只是讲真话而已。”
  
  解除劳教后频受“牙眼”16年
  
  1962年3月,陈泽群被解除劳教,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单位――武汉动力机厂。按说从劳改农场回到自己原来工作过的工厂,境遇会好一些,其实却不然。用陈泽群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劳改农场是一只猫管几十只耗子,在动力机厂则是几十只猫管他这一只耗子”,其处境可想而知。陈泽群在“自挽联”中所说的“尽已屏息低调,反受频频牙眼”,主要形容的就是自己这一段时间的境遇。“牙眼”一词系从“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句话而来,语出《旧约全书•申命记》。后来鲁迅先生在杂文《死》中也使用了“牙眼”这个词,原话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这里所谓“损着别人的牙眼”,就是损害别人的意思。可以说在此后的16年里,直到1978年年底,陈泽群就一直在人们的频频“牙眼”中屈辱地生存着。
  陈泽群从沙洋农场回到动力机厂里干的都是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一开始干浇铸工,这是翻砂工里最苦的一个活,也就是抬铁水。一千多度的铁水往往烤得人口干舌燥,有时铁水粒子飞溅到脸上,立刻就能闻到一股皮肤被烧焦的糊味,而此时他必须强忍疼痛,牢牢地掌住铁包子的把手,否则一旦翻泼,就会出现伤亡的惨剧。
  最危险的抬铁水的日子总算有惊无险地过去了,但陈泽群却在一次焊补大型铸件的“缩孔”时,由于大钻头被“缩孔”卡死,飞旋的电钻竟把瘦小孱弱的陈泽群带得旋转起来,并且甩了出去,陈泽群因此受了工伤。陈泽群工伤后,厂里的一些人不仅没给予他基本的人道主义同情与慰问,反而说他是故意搞破坏。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语的陈泽群,也只好打碎牙齿往肚里咽了。
  陈泽群虽然被打成“右派”,但写作却一直不曾中断,只是“写作技巧”变得更圆熟了。在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日子里,一次,他在一篇“认罪书”中这样写道:“室内是红外线,室外是紫外线。看着革命群众吃冰棒,我也想吃。可是,像我这种人,也配吃冰棒吗?”此种“春秋笔法”写的“认罪书”,实际上成了陈泽群在那个特殊年代创作的一种特殊杂文。当然陈泽群的创作绝不止于此,不能公开写作,他就“隐身”写作,并且在编者许培荫、胡咏兰的有意无意掩护下,先后用各种化名在《湖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10多篇杂文。但“隐身”写作的事最终被“侦破”,结果是招致更猛烈的批斗,这也几乎成了“文革”中“造反派”要到汉口洞庭街砸烂《湖北日报》的一项罪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泽群自然是革命小将们批斗、抄家的重点人物,其间蒙受的屈辱痛苦自不必说。其中最让他耿耿于怀的事情之一,是一帮革命小将们将他辛辛苦苦、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300卷书给席卷一空,虽经多番索要,终如石沉大海。为纪念他的这些书,后来,他便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此地无书三百卷斋”。有趣的是,“文革”后,一次坐轮渡江,陈泽群看见旁边一青年人正在醉心读一本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细看所读之书,似曾相识,请那青年人翻看一看,赫然可见“陈泽群”几个字书于扉页之间,原来此青年所读之书正是当年陈泽群被抄走的那批书中的一册。可当青年人提出要完璧归赵时,陈泽群却“割爱”了。他对那个青年人说:与其让它们在我这个老夫子的书斋中成为收藏品,倒不如让它们在尔等热爱读书的青年一辈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平反十几年“井喷”杂文700多篇
  
  “四人帮”倒台之后的1979年春天,陈泽群被“改正”了,“右派”冤案彻底平反。
  “右派”的帽子被摘掉后,陈泽群重新获得了做“人”的资格。是时,由武汉第一师范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的武汉师范学院汉口分院正在四处招兵买马,著名教育家、院长关云锦从市委统战部那里获悉陈泽群正在武汉动力机厂电大班教着英语等情况后,便立即设法将之调入该院英语系担任英语教师,先后到该校任教的还有比较文学专家杨江柱、《聊斋志异》专家左介贻、古典诗词专家刘树勋、古代汉语专家詹幼馨、文艺评论家姜弘等一大批“右派”精英。陈泽群报到时,关云锦亲自接谈,得知陈的中文写作造诣比英语好时,乃改任陈为中文系写作教师。陈泽群就这样成为武师汉口分院的一名大学教师,1983年随分院并入江汉大学,之后被评为江汉大学中文秘书学系副教授,讲授写作学和鲁迅研究,直至1987年离休。期间他积极参政议政,曾被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授予“优秀省人大代表”称号;同时致力于杂文创作事业,被选为湖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并曾担任《快哉报》总编辑。陈泽群曾在名片上这样幽默地介绍自己:“教坛员外,文场杂差,边角余料,一介良民。”这基本上描绘了改革开放以来他的个人形象。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使陈泽群多年压抑、积蓄的创作热情如同火山爆发一样一发而不可收:自1980年4月6日在《长江日报》重新发表一篇杂文《只缘身在现实中》,十几年里,他先后在全国各地各级各类报纸杂志上发表了700余篇杂文作品,并以其师法鲁迅的写作精神形成独具一格的创作风格,为海内外所激赏。这些杂文后来汇集成《当代杂文选粹•陈泽群之卷》――湖北杂文作家出版的第一本杂文集、《破涕为笑•陈泽群杂文选》、《岂无此理》、《鲁迅矿泉一勺汲》等书出版发行,其中有7篇杂文已被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1949―1966卷”和“1976―1983卷”。
  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主编、著名作家严秀在读了陈泽群的杂文后,“深觉泽群同志的杂文在全国都是数得上的佳作。他的文章的显著特点,便是篇篇都是‘言之有物’,篇篇都在为‘扶正祛邪’、‘去腐生新’这个根本任务奋斗。”并称他是“大陆上有数的重要杂文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