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旧书网上民国版步兵操典之类军事书籍汗牛充栋，价格一般在百元左右，如今步兵操典已是寥寥无几，而且价格大涨，高者数千，少则几百。那时，笔者收藏有中央军校《德译步兵操典草案》（1933年版）及训练总监部《步兵操典草案》（1929年版），可都不是由中国自己研究编纂。而中式《步兵操典草案》（1935年版）与前二者译本最大区别是在纲领中有国民革命军以实现三民主义、礼义廉耻、亲爱精诚等精神教育。我为了收藏到中式《步兵操典草案》，费时两载，终于在今年春遂愿。中式《步兵操典草案》，灰色书皮，纸本平装，32开254页，书脊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印”。
中式《步兵操典草案》编纂前后
《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简称典、范、令）是民国时期的军事学校及部队必读之物。《步兵操典》则为三者之首，因其是一切教练之基础；操典必须反复研究体会，方能融会贯通，一日身临战地得心应手，获运用之妙矣。
中国的军事教育自清末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制训练新军以来，不是德式操，就是日式操，换来换去，都是原本照抄外国的东西，而没有中国自己研究的操典，用来适合中国的国情。
1928年12月，第一集团军进行整理校阅时，蒋介石看到各师实施操典不一，比较纷繁芜杂。于是蒋介石在25日对各师参谋长暨校阅委员强调：“操典一定要划一，要完全用十七年（1928）的操典，不仅是不许用旧操典，就是新旧操典参杂来用，也是不行”。后来训练总监部成立了操典编纂委员会，以各兵监、中央军校及各兵科学校负责人为委员，由中央军校及各兵科学校派人会同研究起草初稿。
编纂人员因出身于不同军校（保定、黄埔及德国、日本等军校），在工作进行中发生了一些分歧；而蒋介石聘请了许多德国顾问帮助中国建军，他们主张采用德国操典。德国操典共分五部：第一部为步兵战斗原则；第二部自单人教练至连教练；第三部为重机关枪操典；第四部为迫击炮操典；第五部为步兵营团教练。当时只译出第二、第五这两部，乃由德国总顾问佛采尔根据德国步兵操典，参以中国国情编制及兵器所撰定，习称“二五操典”。1932年印行采用，定名为《德译步兵操典草案》，经蒋介石批准在中央军校和教导总队施行。
因此中央军校主张采用德国的操典。他们所持的理由为：德国是现代军事最强的国家，日本的军事也是取法于德国，将来中国建军，自应取法乎上，而且采用“二五操典”是校长蒋介石决定的，无需再多讨论。这个意见，却受到各兵科学校尤其是步兵学校的反对，认为德国的军事固然有它的优越性，但在装备上非中国所能仿效。且其用兵作战，仅限于欧洲狭小的战场，亦不适合中国的情况。日本的军事虽然也很有名，且在中国习用已久，但中国军队在装备上也赶不上它，以日本的战术来对日作战，显然难操胜券。至于苏联在编制、装备和运用方面倒有诸多可以采取的地方。应该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广泛地参照德、日、苏等国的操典，取长补短，重新研究编纂，方合实用。
训练总监部虽然同情各专校的说法，但因采用德国操典出自蒋介石的主张，不好擅作决定。不久，这一问题，为德国顾问所知。德国总顾问佛采尔在一次有蒋介石亲自参加的会上说：“我们顾问团，奉国家的命令来帮助中国建军，我们是有决心和信心的，但是需要大家与我们协作，才能完成这一任务。现在听说有人反对用我们的操典，如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我们是无法负责的。”蒋介石顿时大怒，立即追问问题的来源，得知是以步校为首的各专校反对执行德国操典，马上给训练总监朱培德写了一封信，严厉要求立即颁行德式操典。
训练总监朱培德兼任军委会工作，对训练总监部的事不太过问；至于总监部的一些人，都是留日学生，对德式操典也不同意立即颁行。根据这种情况，步校研究对策，一面对德式操典不合中国国情的部分尽量揭出，如德国的空军很强大，机械化部队也很多，各项轻重火器都很优越；中国军队的装备远远跟不上人家，如何采用他们的战术？目前，中国步兵连的编制，每连只有九个班，而二五操典规定每连十五个班，每班一挺轻机枪（军队没有那么多轻机枪，即使有也没有那么多的弹药），颁布下去，如何执行？诸如此类的问题一共提了一二十条，都是训练总监部不好解答的问题。
当时中央军校所主张的是在制式教练部分（立正、稍息、开步走等）采用德式操典，步校所坚持的是战斗教练部分不能采用德式操典，于是意见渐趋一致，均同意参照德式操典和现行的日式操典研究起草新操典。训练总监部为应付蒋介石的指示，采取了一种敷衍的办法，把德式二五操典即《德译步兵操典草案》印发各部队研究，不作正式颁行。关于步兵连编制问题，经中央军校与德国顾问商谈后，双方妥协改为九班制，每班有轻机枪一挺。于是，顺利进行步兵操典第一部的起草工作（包括步兵各个班、排、连教练）。
1933年夏，蒋介石在庐山设军官训练团，步校趁机将起草的步兵操典纲领送给蒋过目。这个纲领属于精神教育之部分，自然不能再抄用德国、日本的一套，必须自己另编。纲领首先说明中国建军目的是为了贯彻三民主义，把蒋所倡导的“四维八德”和军纪及“三信心”（信仰长官、信任部下、自信为效忠党国的革命军人）等统统写在里面。蒋一见大加赞许，带回南京，另加修改，作为他的手稿，先行颁布，并责成步校限期完成操典第一部的起草工作。
1935年8月训练总监部令：“查步兵操典草案第一部，业经本部编纂完竣，呈请军事委员会核定公布……凡各部队中所有轻机关枪挺数与本草案不符，或未备轻机关枪者，其操法除应用本草案外，可参照民国十八年部颁步兵操典草案施行，其第二部以下各部，俟订定后，再行发布。”这部操典，虽名义上说是根据国情编纂的中国式操典，实质上仍没有摆脱日式操典的精神，内中掺杂了一些德式操法，也参考了苏联操典的一部分东西。但从中国军事教育史上来看，已是脱离翻译抄袭，另行编纂中国式操典的开端。
《步兵操典草案》颁布后几年中，中央多数部队积极按新操典实施，但也有个别部队并未认真落实。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集合第一、第五2个战区团长以上官长开抗战检讨会，发现在场的众多官长中，带步兵操典的只有两位；带指挥纲要的，竟没有一人。蒋严厉指出：“像这样统兵作战所必须的基本书籍，大家都不随身携带，随时研究运用，还凭什么来作战，还凭什么来抵抗拥有新式武器的敌人？！各位要知道，我们这几个月战场上的挫失，並不是倭寇的军队怎么多，实力怎么强，也不是我们一般下级官兵不勇敢，不牺牲，而是由于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在平时既缺乏研究，没有实学长技拿来教育部下，到了战时，对于一切战术战略，又不能根据基本的典范纲领和战阵实际情况随时随地研究改进，以致指挥失当，虽有很多部队，也不能发生相当效力，所以要被敌人打败！”据闻会议第一天散会后，为应第二天再查验，官长们急忙派人四处寻找《步兵操典草案》，一时洛阳纸贵，得书者来个秉烛夜读，无书者则辗转反侧，成为茶余饭后之笑谈。 解放军阅兵训练也参照
《步兵操典草案》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也使《步兵操典草案》部分得到发挥应用。195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周年，中央决定举行阅兵式以振国威，借以检阅部队五年来正规化建设的成果。这是第一次检阅式，军委非常重视，令驻齐齐哈尔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步兵学校参加，学校决定由第三大队青年学员组成阅兵方队，由黄埔出身的训练助理员孟繁柏负责阅兵部队的队列教育。
孟繁柏是黄埔十六期步科毕业生，江苏肖县人，1940年12月孟从军校毕业后分发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二十一师（师长侯镜如）六十一团三营八连任排长，在抗日前线参加了涡河、芒砀山之战，在芒砀山之战中，孟繁柏与日敌拚杀时身负重伤。1949年解放军四野大部队进关，东北军区所属独立师与地方部队，多系地方武装，由民兵组成，急需提高军事素质。已加入解放军的孟繁柏为此被调到干训大队任军事教员，当时由黄埔生担任军事教员的有黄埔六期史悦（原国民党新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还有十四至十七期的黄埔生，为此受训学员调侃地说：“打败仗的，还教打胜仗的”。
1954年8月，第七步校胡兆祺副校长率领三大队参加阅兵式。三大队组成一个240人方队，领队1人，执旗1人，护旗2人，共244人。人员到北京后第二天即按阅兵要求开始队列训练。
队列教育是军队的基础教育，是军人行动的规范。在军队中对每个军人，从始至终每日每时不间断地进行，从古至今，不论中外莫不如此。三大队学员在校期间已进行过队列教育，有一定基础。但这次阅兵对部队倍加严格，要求队列整齐，步伐一致，精益求精。孟繁柏依自身在黄埔军校受训体验，对学员仍从基础步法开始练习，并采用了一些黄埔《步兵操典草案》校阅方法。例如练正步先练摆手高低位置，踢脚高低都按规定的尺寸画出距离，做出尺子，拉绳子等，按标准练习，测量是否合乎要求。如每步走75公分，画上75米，走100步；画150米，走200步。这样来回走，务必达到标准。练习走步，每步准确也是作战的需要。抗日战争时期，黄埔生在射击、构筑工事、测图常用走步测量距离。
学员们每日分散集合，交互练习，大队长亲自带领参训，学员情绪昂扬，成效显著。各人走步，大小高低一致，甩手角度合适，列队如拉绳一样整齐，行进像一面砖墙在移动，以达到阅兵要求。
9月上旬，军委决定进行阅兵演习。半夜部队到达指定的位置，拂晓前进，接受聂荣臻（黄埔教官）总参谋长检阅，陈赓（黄埔一期）副总参谋长主持，肖华、杨成武、肖克（黄埔宪兵教练所）将军参加。阅兵开始，在军乐声中，各方队通过天安门，第七步校方队通过步伐整齐，如同一个整体在移动，整齐划一，引起军委领导重视，陈赓表扬说：“还是东北小伙子走得好……这就是样板。”聂荣臻则指示：“向他们学习！”
自演习之后，孟繁柏又接到命令，先后到参加阅兵的高级步校、炮校、工兵学校、空军学校、伞兵学校及部队，巡回讲解，指导练习。
10月1日阅兵完毕，三大队乘火车返回学校。对于这次阅兵，第七步校方队受到中央军委表扬，学校广泛宣传，全校人心震动，校领导满意；苏联顾问马克洛夫上校赞扬了学校的军事教育，并说：“第七步校出了名，连莫斯科都知道。”为此，学校给三大队参加阅兵的干部记集体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