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明阳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引发各方争论。所谓“李明阳事件”，即北京女篮球员李明阳在未办理转会等手续的情况下，前往日本打球，并获得日本国籍，有可能人选日本国家队打球。
无论是中国运动员加入外国籍，还是中国体育界尝试归化国外球员，这都算不得什么新鲜事。在国内篮球界，早有张本天杰（原名张天杰）、川村李莎（原名李莎莎）东渡成为先行者；在国内体育界，小山智丽（何智丽）、祖尔菲亚（赵常玲）也曾改头换面上演反戈一击。
国家精心培养出的体育人才，竟然扮演起“祖国敌人”的角色。人们疑惑为什么他们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归并他国？
中篮公司总经理薛云飞说，女篮队员的平均收入与社会上的普通白领差不多，但女篮是吃青春饭的项目，职业生涯不会很长，她们都想在打球时能多挣点钱，为退役后打下基础。而中国的女篮环境和市场多年都处于“一潭死水”的境地，缺乏生机和活力，这也就很难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和黏合力。
据了解，日本的“归化”体系已经形成一条成熟的产业链，由基层教练推荐或“中间人”挖掘有意到日本读书的球员，然后联系日本的高中或大学，不仅学费全免，还包生活费。球员毕业后，能凭借打球的特长进入不错的公司上班，即使不打职业篮球，也能生活安稳。以李明阳为例，她加盟chanson化妆品队之后就是该公司的正式员工，即便不打球了，仍可以在该公司继续工作。另外，最现实，也是最触及真相的事实是：日本女篮联赛队员的平均年薪大概在四五十万元人民币左右。
通过大赛信息系统，查询2013年第26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外运动员履历，绝大多数运动员来自诸如芝加哥大学、巴黎大学、卡尔加里大学等综合性大学。而中国运动员主要来自体育院校，其中还有不少专业运动员。中国大学生竞技体育领域极少出现“胡凯式”运动员（指大学生业余运动员）。在国外被视为是普遍现象的竞技体育根植于学校体育的发展模式，为何在中国就成为可遇而不可求的个别现象了呢？
这与我国现行体制有关。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少体校”一说，他们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模式也可称之为“一条龙”。与国内体育学校脱离普通学校教育而自成体系的“一条龙”不同，西方国家的“一条龙”是在学校里完成的，即通过小学一中学—大学或实业团体和俱乐部来发掘优秀的运动员。青少年选手通过业余时间进行训练，始终不脱离学校教育。
而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体校、地方队和国家队的“三级体制”。这种体制相对封闭独立，具有专业化程度高、力量集中的优势，曾经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近年来其弊端也日益显现，突出表现在资金约束、训练与文化学习脱节、运动员再就业难等方面。而社会来办体育虽然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但其地位仍然受控于原有体制，突出表现在“注册权”和“参赛权”都垄断于各级体育部门。
我国想要留住体育人才，政府、社会和市场三方力量就需要从运动员教育、收入和运动员退役后二次就业的问题上改善运动员生存环境，让中国的联赛和体育环境更有吸引力和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