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活空间充斥着暴戾，比强拆民居、马路抢劫和灭门案情更多的，当然是语言暴力了。从北京工人体育馆震耳欲聋的“SB”叫喊声，到网络上不绝于耳的“汉奸”、“卖国贼”恶骂及喊打喊杀声，都是我们充分领略了的。综合刘再复先生(香港《明报月刊》2001年4月号《论语言暴力》)和陈丹青先生(《退步集续编》之《关于教育的人文素质》)的说法，语言暴力(及其体现的人文素质)是一代比一代恶劣：“五四”新文化运动颠覆了中同古代儒家倡导的温良恭俭让传统；“文化大革命”更将推翻敌对阶级的暴力革命发扬光大；近百年动荡造成的文化断层一代人比一代人严重，“红卫兵”父母教育的年轻一代更糟糕。这种语言上的暴戾看不到“伊丁胡底”，而今香港人也沾染了这种不良话语风气。
我基本同意两位先生的意见。从陈独秀在《义学革命论》中提出的二个“推倒”，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到满街的“炮打”、“火烧”、“油炸”，中国历代先贤倡扬的中庸之道确实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但古代中国也不是真的那么美好，比如，亚圣孟子骂人为“禽兽”，雍正皇帝将与他争化的兄弟命名为“阿其那”、“塞思黑”(意为猪狗不如的东西)，草莽英雄李逵们的叫嚣“杀到东京，夺了鸟位”，等等等等，都足够暴力的话语。
语言暴力有好多种，不算口头弹式并无恶意的“国骂”之类，不算表亲昵的“打是疼，骂是爱”，也不算体育比赛和社会活动中借用的“进攻”、“战斗”之类等战争年代的常用语，本文只讲入罪性、宣判性、诬蔑性等具有威胁性和攻击性的语言暴力。这种有杀伤性的语言暴力就是本文标题所说的“上纲上线”。
“80后”的年轻人大多小知道何谓“上纲上线”。所谓“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纲”，“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毋庸置疑地等同于“正确路线”)的“线”。在那个最最“讲政治”的年代(“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要求人们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分析一切，即将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分成是拥护，还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毛主席，这就是“上纲上线”。那个动辄得罪的年头，谁不怕被扣上“三反分子”的帽子?这种红色恐怖(当时这不足一个贬义词，而是正火光明有人抢的旗帜)之下，语言暴力成了寻常风景。什么“牛鬼蛇神”、“走资派”、“保皇狗”、“小爬虫”之类的命名，“战斗队”、“造反兵团”之类组织，“批倒批臭”、“好个屁”之类誓词与言语满天飞。这个时期的语言暴力与“无产阶级专政”(群众专政)的暴力是合二为一的。一个昔日令人尊敬的“学术权威”，一旦被挂上“反动”的前缀，他的学生和教工都可以向他吐唾沫乃至施展拳脚。更有因一时紧张导致口误而“恶毒攻击”毛主席或“文化大革命”，被当场打翻在地的。
没有政治权力做后盾和支持的政治性话语暴力，那只是恶语相向。鲁迅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创造社时期的郭沫若骂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反革命”，除了惹人生气，没有什么实际危险。这样的恶谥如果是在1949年之后，梁实秋(若在大陆)和鲁迅肯定不能一笑了之或回骂便了。所以，在“最最革命”的年代，想整倒某人，便挖空心思给那个人“上纲上线”，巴不得借权力之手除掉对方。或者无心或者被诬陷，“上纲上线”一直到“文革”结束后多年，都令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心有余悸。
值得欣慰的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全面监控公民、动辄“上纲上线”、除了伟大领袖之外人人自危的年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不管说是时代的进步，还是说“后极权”什么的，反正我们今天再也不会因为纯粹发几句牢骚、表达几句“不满”就被入罪了，一般性的公民维权和时政批评也不必心怀恐惧。这就是讽刺性的短信段子满天飞，网络上的帖子如潮涌，报纸争相开办时评版的社会条件。
至于“彭水诗案”、“稷山文案”、济南“红钻帝国”跟帖案等，皆因针对了具体的人和事，被语及的官员或权力机关认定对他(它)们的政绩和形象有不利影响，他(它)们便利用手中的权力(暴力机器)进行惩罚，杀鸡吓猴。他(它)们今天的“上纲上线”不是用意识形态做案由，而是用“诽谤”、“造谣”、“煽动”、“破坏社会秩序”等罪名，或者要另找经济犯罪、嫖娼卖淫之类的由头收拾。老实说，对于掌权者这么做，我是能够“理解”的。他(它)有可以滥用的权力而不用，“过期作废”嘛!至于掌权者的道德良知，本来就靠不住，只怪我们当老百姓的无能，还没有“驯服权力”，但估计这些滥用权势者的好日子不会武运久长了。时代不同了，他们的“上纲上线”不再所向无敌，而是甫出手往往在他们的地盘之外，就受到社会舆论强烈地公开质疑和谴责，让他们陷于尴尬。比如，厦门官员在PX项目受阻民意后，刚放风想立“法”管制网络，就被媒体批得灰头土脸。
可是，有些惯于“上纲上线”的人，却没有看到中国正从政府监督人民向人民监督政府转变的历史趋势，仍想借用政治权力来打压与自己思想观点或利益诉求相左的人。这些人可恶又可怜。
在公众的反对中，自今年5月以来备受社会关注的北京东四八条拆迁项目暂停。《青年周末》报道《老爹主拆女儿管盖文保专家被指以权肥私》，文中涉及的核心人物――古建专家王世仁，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不是用事实为自己辩护，而是说什么“这些攻击是别有用心的，甚至是政治上的别有用心……应该让安全部门去调查”，并上纲上线说质疑他的人“一定是有来头、有背景的，肯定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集团，一个怀有政治目的的集团”。嘻，肯定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刘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吧?那么睡在王世仁身边的这个别有用心的政治集团是些什么人呢?
忘不了此前何祚庥先生针对我等对官煤勾结导致矿难频发的谴责，声色俱厉地说，激烈批评“有些人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将GDP数字增长置于‘人’的悲欢安危之上，甚至不惜牺牲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实质上是在激烈批评‘发展是硬道理’，激烈批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意在攻击和“摧毁这个政权”。(《新语丝》2006年2月16日)好大的帽子!要是他老人家手中有杀人的钢刀，估计那些宣称不要“带血的煤”的中央和地方高官也不会有好下场。
以上两位是在政治运动中成长的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留恋“上纲上线”，倒也在情理之中。难以理解的是，我的同辈人，年纪在五十岁上下的某些知识精英也不愿放弃“上纲上线”战法。众所周知，有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指责媒体“挑拨社会不满情绪”，或者煽动“仇富”，煞有介事地警告不要“引起混乱”。假如重新来一次“反右”，估计有人会欢呼“非常必要”。然而，同时我估计这样的美梦不会成真。
政治上的“上纲上线”无可奈何花落去，道德的 “上纲上线”却方兴未艾。这个“纲”由“阶级斗争为纲”的“纲”，转变成了纲常伦理的“纲”。中国自古以来大逆不道的罪名，一是谋反(包括反朝廷的阴谋篡位和反政府的公然造反)，二是违反天伦人伦的败德恶行。明代异端思想家被检举的罪过，除了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惑乱人心”，“尤可恨者”，就是“肆行不简”，乱搞男女关系。如今时代变了，败德便增加了虐待猫狗等义项。这两年酿成的轰轰烈烈的网络事件不少。所谓“铜须门”事件是传统的反通奸，虽然通奸(古人叫“和奸”)在法律上已非罪化，一些网民却恨不能将当事人乱石砸死或用古法沉潭。所渭谓护士虐猫、南京烧狗事件，以及发生在江西的所谓“史上最毒的后妈”，都是以“爱”的名义在上纲上线。这些自以为有爱心、有正义感的“道德民兵”，却对犯案嫌疑人毫无爱心，不满足于在网络上口诛笔伐、发“通缉令”，还仗着人多势众走下网络，面对面地惩罚他们判决的缺少反抗力量的“恶人”。他们与历史上最冷酷的酷吏一样专横武断和野蛮，有一种“宁可错杀，绝不放过”的狠毒。
如果说这些人是假道学、伪君子，好像也不完全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表现出这么强烈的“爱心”和“正义感”，且匿名“围殴”也没有名，没有利呀。更让人搞不懂的是那些网上“爱国主义者”(或被贬之者称为“极端民族主义者”、“新义和团”、“粪青”、“爱国贼”，后两种称谓也属语言暴力)，他们对追求切实的社会公正没有表现出多少勇气和耐心，对改善身边具体的人和事麻木不仁，却一看到别人的国旗就像西班牙公牛一样敏感而亢奋。近日在网上看到两幅连续图案，所谓洗涤剂广告，说一幅白布中间有一个血球一般的污点，经过那么一洗，红色圆球便消失了。为其“创意”叫好者的跟帖不少，不用说这是一帮什么人了!我这样写，若被他们看到了，肯定要像马立诚、葛红兵、赵薇一样被他们臭骂，加上“汉奸”、“卖国贼”的污名，再掺和一大堆与祖宗或性相关的污言秽语。
以上两种人，“道德民兵”和网络“爱国”愤青，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包括下网啸聚替天行道)发威，按照刘再复先生的分析，其成因当属革命动员、群众专政之后的第三种：宣泄的需要。按袁晓明先生近日的说法则是“苦毒发泄”。这些人在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挫败感和无力感，而缺乏成就感和归宿感。参与这样的道德讨伐和“爱国”大合唱，确实可以安全地找到一点可怜的自我精神满足，人五人六地仿佛自己真有了改造世界的正义感和伟大力量。
“上纲上线”流派当然还有。比如，与“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立场相反，思维模式却同出一辙的某些冒牌“斗士”。刘再复先生在香港看到他们骂钱钟书先生是“巧妙的无耻”、仿清朝皇帝将巴金命名为“贰臣”。我感受的是被他们诬为受“招安”、是知识分子被“成功收买”的例子。刘先生说这些人是出于“实现欲望的需要”，出于“投机”，以打倒别人做沽名钓誉的终南捷径，借助语言暴力去“暴得大名”。刘再复的以上话是6年前讲的，至今仍然有效，但现实的发展比他大致的分析当然更丰富多彩。那种投机于另一种“政治正确”，打扮成“大陆的李敖”开骂而在国际社会捞分的仿“五四青年”，居然可以标榜自己是谦卑、博爱的基督徒。
我觉得，开口就“操(靠)”，以讲粗话、痞话为荣，这种风气越来越盛，谈吐文雅就被辱骂为“装B”，与这种“时尚”划清界限并不难，而要与“上纲上线”的语言暴力撇清更难。长期受其潜移默化的几代人包括我自己，要摆脱其影响谈何容易!
然而，如上所述，“上纲上线”的语言暴力式微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人民监督政府而不是政府监督人民的时代正在来临，“扣帽子、打棍子”的威力正加速衰减。另一方面，只要真正着力建设以“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公民享有日渐充分的言论自由，人们的“苦毒”心理就会得到有效缓和，网络和舆论的自我净化能力就会得到加强，平恕宽容、与人为善就会成为全社会的主流。至少，我期待是这样。
[曹开翔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