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一、内部控制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国家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履行职能
行政事业单位属于国家职能部门，行驶国家权力，其资金来源纳入国家预算，当前形式下随着改革开放及其他法法规的调整和完善，但会计法律方面特别是资金财产管理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加强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管理，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来约束和管理人的行为，把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里，对当前的内部控制建设，意义非常重大，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更有助于提高国家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履行其职能。
（二）有助于国家各级单位发现单位内部控制缺陷
合理有效的内部控制也是保证行政事业单位更好地履行其职能，避免单位在运行过程中偏离目标。内部控制系统通过划分单位的业务流程，明确控制要点和采取相应的措施，促使行政事业单位的每一个环节都按照相应的程序和流程进行。各单位要按照内部管理的需要，建立各主要业务控制程序，把握控制要点，使每一项业务从发生到完成的处理都严格遵循业务程序，达到确定的业务标准，以防止差错，堵塞漏洞。当我们对内部控制进行检查的过程中，可以对其健全性与有效性进行评价，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减少内部控制缺陷的发生。
二、目前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一）领导重视程度不够
内控强调的是全员参与，每个人所在的工作岗位不同，岗位风险点不同。内控管理有资金管理、政府采购，资产管理等，单位职工们认为我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哪来的什么风险，思想上突然接受不了。同时由于多年以来，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权力过于集中于一把手和几个分管领导手中，现在搞内控，将权力分解，权力制衡，工作流程复杂化，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权力结构和业务流程，导致日常工作中涉及内控制度实施存在一定的阻力和难度。
（二）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偏差
目前搞内控建设是要求各单位对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针对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加以对照和完善。并不是新建立一些规章制度，内控的建立要求全面性和重要性，我们在具体工作过程中要将风险等级排序，根据风险点再制定具体应对措施，一定要在全面性的基础上强调重要性原则，针对本单位发生频率高的业务事项，制定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而不是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所有的业务事项都纳入到内控管理，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偏差。
（三）各单位具体实施中存在一定的问题
一般同事认为内控不是自己的事，单位主要领导认为财务人员把内控手册制定好就好了，殊不知内控不是一个财务人员的事，是全体员工共同参与、共同遵守的事项，只有全员参与才能全面梳理业务流程、查找各类风险、制定相应风险防控措施，指导各项业务的开展，无论是制定制度还是具体实施，都涉及到单位的各股室和每个人，需要全体员工将内部控制融入到工作中，达到内控目标。
（四）内控环境薄弱
目前很多行政事业单位在内控管理中重制度建设轻执行，领导重业务建设，轻财务管理。很大一部分单位根据当前形势也制定了制度，但是在执行上要么仅限于形式，要么在日常工作中很难操作，单位存在内部控制意识淡薄，制度不完善，权力制衡弱化等问题，“重形式、轻实质”导致内部控制制度“形同虚设”，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五）财务管理弱化
目前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人员仅限于报账记账，票据到财务人员手中已是领导签字了，具体的业务流程财务人员不清楚，管理混乱，权利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现象普遍存在。如办公费，业务招待费等开支情况，业务在发生前没有向相关人员了解具体情况，没有权利制衡，财务管理弱化情况很严重。
（六）缺乏监督考核机制
目前行政事业单位并没有建立内控机构，有的仍然是财务人员兼职，缺乏独立性。
三、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建议
（一）领导重视，抓好内控管理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里强调“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性实施负责”。行政事业单位的负责人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自己在单位内控管理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及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单位领导要认真学习法律法规，提高理论水平，分管领导要按照法律程序办事，严格财务管理，健全内控制度，严格财务开支审批制度。同时还要配备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较高的财会人员从事财务工作。
（二）各单位要提高对内控重要性的认识
各级行政事业单位一定要结合《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切实做好本单位的风险评估工作，对重点风险领域进行风险评估和梳理風险点，对关键岗位、关键环节和关键流程进行控制，要事先防控，更好地起到堵塞漏洞的目的，至少每年都要进行一次风险评估。
（三）加强日常管理工作，强调全员参与
单位的内控不是一个独立的工作，也不是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事，而是全体员工共同的事。单位一定要加大宣传教育，把内部控制的管理理念传达给单位所有干部职工，在具体工作运行中逐步形成良好的内部控制风气，进而更好地保证单位经济活动合法合规，资产安全完整及有效使用，最大程度上杜绝腐败的发生。
（四）加强内部控制环境的建设行政事业单位要加强内部控制环境的建设。一是领导要提高认识。内部控制是全体人员的共同责任，而不是仅限于财务人员。二是要加强制度建设。行政事业单位不仅要完善内控管理各方面的制度建设，更要抓具体的制度落实。三是要搞好风险评估。对于单位的资金管理及固定资产管理，一定要进行风险评估，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强调全员参与。
（五）严格财务管理
行政事业单位要针对单位高风险业务，找到风险控制点，并根据风险控制点制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比如招待费等业务，制定相应的具体措施，从业務审批到具体招待，再到结账都应至少由3人以上来办理。再如固定资产采购，应由使用部门人员根据单位具体情况提出请购需求，然后由具体负责请购的人员拟出具体的请购标准、规格及数量等计划，报单位领导班子审批。再报当地财政部门政府采购处办理。资产采购后要由专门的验收人员根据采购的计划规格和标准验收，而不仅是形式上的签字。资产采购后再到入库，由相关使用人员及财务人员记账。再到资产的退出，都应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而目前绝大多数单位都缺乏相应的内控机制。往往重采购，轻管理，轻使用。
（六）加强单位内控评价，接受群众的监督
再好的内控，如果不公示公开，或仅限于少数人知道，都会有风险发生，一定要接受群众的监督。行政事业单位要将单位内控建设及履职情况公开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总之，单位内控建设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需要全体员工依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不断学习、不断创新，更需要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同时需要全体员工的监督，确保内控在阳光下履行，只有这样，才能搞好单位的内控，更好地杜绝腐败现象发生，提高行政事业单位的行政效能。
【篇二】
一、**新区的发展与现状
开发城市新区是中国城市化改革的经典发展战略之一，**新区是我国具有特色体系的城市新区代表，其集“文化+旅游+居民+生态”为一体的区域规划目前已经趋于成熟。其内富集的文化旅游资源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合理管控和规划，是国家文化部批准的首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和aaaaa级开放型旅游景区。同时伴随“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模式”的逐步发展壮大，**新区的二期规划逐步实践完成，实现了辐射带动大明宫遗址公园、楼观台景区等地进入**模式，核心面积规划达到51.5平方公里。
旅游产业在**新区的蓬勃发展是以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推动的，文化产业则是依托于人们的文化意识，在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中，**六大遗址公园的建设不仅改良了城市新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同时也带动复兴盛唐文化内核，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新城新区。近年来由于**一期计划全面落实，吸引诸多产业发展的资本和动力，在衡量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过程中，**新区的三大支柱型产业对其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房地产业、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均不同幅度加剧其城市化程度，与城市经济达成融合发展的效果，**特色的文化产业园区形成，推动区域经济蓬勃发展。
目前，**地产从2010年的300万/亩急速跃升到目前约700万/亩，商业地产面积的不断扩大导致房地产业增加指数和房地产从业人数逐年增高，大量地产投资涌入**新区。与此同时，**新区常驻居民人数也上升至十万人以上。游客统计方面，2019年春节假期间，**新区共接待市民游客约768.51万人次，造成一定程度上交通拥堵、出行困难问题。笔者在陕西省广播电台的采访中了解到，**新区本地居民表示对春节期间客流量过大造成的交通问题不满，其间造成包括雁塔路、小寨路、大唐不夜城商业区等多处区域长时堵塞。超荷的游客流量一定程度上带动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但也引起景区的快速消耗和旅游业的固化问题，**新区打造的三区合一的“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在商业价值的驱使下同样产生了同许多城市新区发展中同样的矛盾，当城市化规模不断扩大，区域居民能支配的城市空间就会越少。基于此，为契合**核心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笔者借以社区打开突破口，为**新区打造文化生态系统做出分析论证。
二、新区文化生态系统建设前提
**新区文化生态系统建设的前提是“文化+旅游+居民+生态”的发展主旨，在分析讨论建设前提时，从文化和旅游所代表的文化遗产开发进行研讨，随后论证社区居民与社区生态系统建立的密切关系，得出结论。
1、自然景观类遗产的开发难题
自然景观类遗产开发难度较大的原因有二：其一，因为自然景观类资产开发存在的问题相较于工艺类较多，从其开发的必要性上而言旅游开发对此类遗产是具有保护作用还是造成其原真性的损失，而遗产开发后是否对旅游业达到促进作用的效果不甚明显，开发后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亦存在较大风险。其二，对自然景观类遗产的开发需要结合其文化环境大土壤，就其过程中的问题而言，则容易导致过分商业化或是没有特色吸引力渐渐造成与民众的偏离。**区域的融合发展过程中，文化内核是占据其主导地位的，但因此也产生开发后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的影响。因此，本文着重将社区意识构建作为突破口，建构新区域主义以打破固化模式。
2、社区构建文化生态系统的缘由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结多方讨论出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以下简称为《伦理原则》，明确提出和阐述了非遗保护以社区为中心的总原则和具體规定。社区作为目前尚未全面落实并行使职能的主体，尤其在城市中可以展现出自己的强大作用，城市中的社区原住民对社区所存在的意识会经过认知——情感——意向三个层面不断递进，认知是意向的基础，意向是认知和感情的最终结果，持续生活在具有凝聚力和团结力的社区里，对于社区的认知和情感不断加深，最终形成明朗化的意向行为。西安**新区的居民区与文化产业区聚集于15.88平方公里范围内，如要长久成为西安地区以文化产业、旅游业为导向的社区圈，基础的依托是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区内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继而以社区保护为出发点融合发展社区生态和旅游经济，从自然与商业共生的角度打造西安首当其冲的社区文化生态系统。
**新区的文化生态系统以社区为中心开展，是伴随一定社会力量开发过程中而言的，长期持续将传承与保护思想交融贯穿于整个区域人类的生产生活中，这种自觉意识同样依托社区居民的文化自觉。如社区居民将认知和情感深入贯彻，从而在行为意向上获取拥有独立意识形态的保护、开发意识，文化产业的宣传与保护就能够得到所属区域人民的支持，从而不断优化政府调控的范围和权限。从保护遗产的本真性角度而言，社区所在地的自然景观、非物质文化遗产同社区居民在归属和真实性上是高度统一的，如果创造者无法认同归属地的宣传与推广，三区合一的开发理念是无法立足的。本真性保护是一个权衡各方利益的过程，旅游者、开发商、政府、社区、媒体等各方利益相关者都会因此做出决断，着重突出社区和人类本身的作用，是因为文化遗产的价值高度同人类文明高度统一，将其上升至伦理层面，**新区的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将得以伴随社区文化一同生长、成长。
三、新区文化生态系统建设方法
在建设**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过程中，**新区管委会通过建设六大遗址公园去规划协调遗址保护和城市化变迁之间的矛盾，打造出具有**品牌的城市新型人文景观，**新区的文化型遗址公园在城市职能上更偏近于人类生活，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加以人文科学改造，在建成初期显现出良好的效果。但是，对于文化生态系统的打造不仅需要自然管理和旅游管理并驾齐驱，同时也需要长期深入的科学研究和民意走访调查才可以实现。
1、打造**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的定义常指向为特定群体周期性的在特定空间里集中地展现习俗，属于人与文化遗产一同作为主体对社区进行多元开发。第一，在现今的**新区中，六大遗址公园附近拥有集金地置业、华润置业、中海地产等数十家房地产公司的高层楼盘，打造文化空间，逐步渗透社区居民和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是基础步骤，既依托文化产业改善居住环境提升生活品质，又通过社区保护和宣传将对自然的保护同强烈的社区责任感结合在一起，从而达到生活环境、社会文化、经济三方面协调统一的愿景。
王德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提出“生活化”的概念，提出社区旅游模式类型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开发，**新区遗址公园是偏向于体验式消费的，社区力量拥有多次重复消费可能，带动社区体验和科技化体验打造高能量的社区文化空间，从而逐渐铸造内外同强的品牌符号。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性研究也存在于空间内与人的组合进而形成
一种文化景观，文化空间中的每一种带有本区域文化特征的物件都能够增添文化空间的深度和宽裕度，社区中的植物、动物、生态系统与社区居民的需求息息相关。位于西安高新区的创业咖啡街区是于年轻群体及互联网人群中知名度较高的新型景观商业区，与**新区相比，西安高新区的建设更偏向于商业化、现代化。高新咖啡街区的规划面积和融资量与**新区文化产业相比是九牛一毛，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高新创业咖啡街区的流量人群本地人占绝大比例，究其原因是高新创业咖啡街区的文化空间渗透度是高于**新区的，区域内成熟度高，相比较于景观职务其更倾向于社区职务，与区域内社区居民融合度高。**的文化空间从纵向分析缺乏主体化建设，居民带动潜力不足，游客比例常年较大，社区细节较为匮乏，其现行发展偏向于商业化运作模式，导致各大遗址公园缺乏个性文化空间的信息素，媒介传递主题略显雷同，其文化核心源泉发掘程度尚未达到可持续开发的状态。
2、关于建设办法的思考
（1）高关联度的社区参与。对于由遗址区和风景区一同形成生态环境的旅游型社区，常需要先对自然资源进行勘察并对生态体征进行检测，后进行旅游设施的合理控制与规划，注重其存在于社区对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的调控作用，注重社會指标以及资源指标的合理调配，在具体的游园项目中协调统一观赏性和遗址的原真性，加强解说和教育项目的建设，制定社区公众参与战略。
**新区六大遗址公园的生态体征勘察已趋于成熟化、稳定化。**池遗址公园、大唐芙蓉园遗址公园、**寒窑遗址公园的开发建设隶属于文化型再开发，且已成熟稳定;唐城墙遗址公园、大慈恩寺遗址公园和秦二世墓遗址公园具备现存较完整遗址地的特点，更需要在组合设施的科学性、适宜性上合理规划，辅以社区居民自觉保护体验，利用社区力量组建跨学科小组循环式对社区遗址进行保护，起到社区调控经济、资源、社会等多方面的作用。同时可积极调动公民力量方面，如在社区共同体范围内为局名提供科学数据采集的机会，招募各年龄段、非专业的志愿者，同步进行公园课堂项目，注重遗产对于社区居民的现实意义，利用科学教育方法将自然景观遗产更好地融入进人类社会。
此外，建立沉浸式虚拟互动体验实验室是极具科普意义的，采用三维虚拟仿真情景可以让体验者真实感受到遗址于开发过程中调查、勘探、发掘等基本操作流程，这类实验室建立可加深社区居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认知，并大幅提升熟悉程度，逐渐形成由年龄阶梯化分布的社区依恋系统，培育社区自豪感，从而积极投身宣传或是建设工作之中。该实验室的建立所需的相关数据可与非政府组织进行沟通，在管委会和多学科组织下推动数字化非遗开发和文化遗产研究工作，打造居民与文化空间同步生长，丰富社区的文化土壤。
（2）打造新区媒介系统。在宣传策略方面，已经进入全媒体时代的旅游广告制定也需要全新的传播策略。首位要素是利用**区域所深层蕴含的底蕴做到以情动人、个性表达，在阐释盛唐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突出表现给旅游者、社区居民的情感诉求，无论是社区宣传还是开发商宣传都需要营造可供想象的空间，表达出专属地区的个性体验。第二是尝试做动态发展，媒介活动已经全方位数字化转变，传播主体日益多元化，**新区的形象已经成为有特色的品牌媒介，在塑造形象作用上起到很大作用。二度传播趋势俨然，对半熟社会圈的开发和应用必然少不了新媒体的帮持。第三是借由**新区管委会和社区组织力量达到多方联动效果，旅游广告在互联网时代的前景同样为整合营销和创意传播管理，多媒介融入后进行多方联动宣传是全媒体时代**新区需要扩大渗透范围的地方。在宣传推广时，或是作为外部力量对非遗进行创新时，都要注重其动态性和活态性，无需过度追求其本真和独特性而破坏了动态、活态性。
**新区在走向品牌传播的道路上已经逐渐形成西安乃至全国更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通过文化符号的不断构建，**新区形成多区域联动的空间媒介，以传递盛唐皇城文化为核心，唤起居民的文化意识，才能作为城市媒介传递深度文化内涵。
四、结语
**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建设其实可以看作以社区为单位进行的遗产保护和再建提，在城市化进程稳步发展同自然景观遗产保护出现分歧时，以社区为突破口，将其作为人与自然相融合的生态系统去建设，而非扩大文化产业作为商业角色去开发，平衡好保护与开发之间关系，在人与自然的互动沟通中促使双方进步，以科学教育和情感鼓励的视角去反省打动社区居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同人类文明长久结合在一起。
【篇三】
为了加速新农村的建设，我国推行了大学生村官计划，为农村基层输送了高素质人才，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推行与实施也引发了一定的问题，其中，大学生村官的分流就是一项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当前，我国虽然已经提供了“五条出路”的政策支持，但是在实践方面依旧需要进一步完善。可以说，促进大学生村官有序分流机制的建设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成为相关人员的工作重点。
一、“五条出路”的大学生村官分流机制
为了实现大学生村官的有效分流，并为相关地区争取更多的人才，通常来说，我国各个地区在大学生村官分流时的具体做法如下：第一，定向招录乡镇公务员。在这样的形式下，相应地区会对大学生个体进行跟踪培养。一般情况下，会将当年公务员计划招考人数的10%作为大学生村官的定向招录名额。此时，相应地区的区委组织部会对进入公务员体系的大学生村官提供跟踪培养的支持，并会选取部分优秀的代表继续深入农村担任要职，逐步提升大学生村官的管理能力。第二，优先录取为事业单位员工。在这一分流模式中，会对在村任职满两年及以上、年度考核成绩优秀的大学生村官提供当地事业单位优先录取的资格。第三，继续留村任职。当大学生村官的任期已满、且工作考核合格、群众认可的情况下，可以结合本人的申请、乡镇党委以及区委组织部的审批，实现继续留村任职。第四，支持自主创业。对于大学生村官来说，相应地区会整合资源，积极鼓励其展开自主创业，并为其提供政策、资金、人力等方面的支持。第五，其他。包括考研、进入其他企业工作等。
就当前的分流情况来看，更多的大学生村官在实际的分流中选择了进入公务员体系或是事业单位;进入“村两委”、其他企业、继续深造的大学生村官人数相对较低。[1]可以看出，大学生村官分流为相应地区提供了较多的党政人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部分地区招人困难的问题。
二、完善大学生村官有序分流机制的措施
1、强化配套措施
为了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村官有序分流机制建设的有效性，笔者认为，相关地区要对我国提出的“五条出路”政策支持的配套措施进行完善，具体方式如下：
（1）干部培养计划。对于一些具有较高素养、业绩突出且有想法的大学生村官，可以安排其加入干部培养计划。在设定有序的培养流程的条件下，要提升培养的力度，将大学生村官安排在实职岗位上，为其提供更多的发展平台。同时，还要對加入干部培养计划的大学生村官建立起个人培养档案，并进一步优化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结构，构建起“深入基层培养人才、站在一线选拔干部”的干部人才培养链。
（2）创业扶持。对于大学生村官来说，虽然其能够为新农村建设带来较大的动力，但是由于其本质依旧属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所以其并不具备较高的社会经验。在实际的创业活动中，除了缺乏资金之外，还存在经验不足等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关地区要加大对大学生村官的创业支持，除了要出台并细化相应的资金扶持政策之外，还可以组织自主创业培训班，为其提供更好的自主创业指导。
（3）重点发挥“两新”组织的作用。大学生村官具有适应能力强、文化水平高、政治觉悟高的特点，在实际的工作中，可以重点培养一些能够胜任农村基层党务工作的村官。基于这样的条件，可以在分流中重点发挥出“两新”组织的作用，立足于地方实际，为其提供更多的从事党务工作的机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相关地区可以在大学生村官在岗期间，定期组织其轮流到“两新”组织中进行工作实践，实现对大学生村官的培养与就业渠道的拓展。
2、开放企业岗位对口适配
在大学生村官有序分流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为大学生村官与地方企业提供联系的“桥梁”。笔者认为，可以在前期对大学生村官展开就业意向的调查，并结合专业与调查结果，展开针对性的就业培训与招聘会。近几年来，中国人寿、中国电信等企业在招聘大学生村官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逐渐推动参与企业工作成为大学生村官分流的重要出路。
在这一环节中，可以重点展开以下几项工作：第一，推荐大学生村官进入企业工作。相关政府部门要结合大学生村官的基层工作经验，实现合适岗位的分析，并推荐其进入相应企业工作;第二，推荐大学生村官参与城市社区工作。对于城市社区工作来说，其与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基层的工作形式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所以可以通过合同制的方式推荐大学生村官参与城市社区工作;[2]第三，鼓励大学生村官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工作。对于了解农业技术或是具有经营专业知识的大学生村官，可以鼓励其进行对口就职，缓解农业生产经营企业人才不足的情况。
3、构建大学生村官工作岗位的交流平台
为了消除大学生村官在分流阶段中面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可以通过构建大学生村官工作岗位交流平台的方式完成解决，提升大学生村官分流的效果。大学生村官工作岗位交流平台的构建需要重点展开以下几项内容：
（1）大学生村官二次择业信息平台。在该平台中，要结合“五条出路”的内容，在关键时间节点发布相关信息，包括研究生的报考信息、各省市公务员的报考信息、事业单位报名信息、大学生创业项目政策与资金扶持的相关信息、各个乡镇面向大学生村官的内部招聘信息、合作企业的大学生村官专场招聘信息等等。通过该平台，大学生村官能够及时了解相关信息，完成分流规划。
（2）大学生村官工作经验与信息交流平台。由于大学生村官普遍为刚毕业的大学生，所以具有的工作经验与社会经验相对较少。为了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村官的能力、加强大学生村官之间的信息与经验交流，必须要建立起相应的工作经验与信息交流平台，包括微信群、qq群、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账号、贴吧等等。同时，还可以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交流方式，通过不定期举行的座谈会、讲座等等，完成大学生村官之间等的工作经验与信息交流。
（3）大学生村官需求调研与培训平台。为了最大程度保障大学生村官分流的效果，必须要对其实际需求与个人能力进行重点的了解。通过大学生村官需求调研与培训平台，不仅能够跟踪了解到大学生村官的實际需求，还能为其提供针对性的专业培训，提升了其职业素养。
4、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在开展大学生村官分流工作之前，基层政府部门可以利用座谈会、问卷调查或者面对面访谈等方式，掌握大学生村官的实际状况，如大学生村官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发展意愿和职业规划等内容，根据大学生村官对未来发展的想法，为其提供个性化职业生涯规划方案。同时，基层政府部门可以结合当地的实际状况，邀请上级领导为大学生村官做分流预案的思想工作，向大学生村官讲解相关的转岗分流政策文件内容，引导大学生村官正确认识转岗分流，并在期满之前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在保障分流工作有序开展的同时，促进自身的良好发展。
与此同时，基层政府部门需要为大学生村官流动提供政策倾斜，制定完善的后备干部培养制度，向大学生村官开展集“调研走访”“专家指导”“提升学习”以及“挂职锻炼”于一体的技能培养，将业绩优秀和群众满意的大学生村官推选到相应的领导岗位，鼓励大学生村官通过努力转为正职。在此基础上，基层政府部门还可以从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角度入手，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村官的培养工作，为大学生村官的分流奠定良好的基础。以江苏省大学生村官为例，政府部门在开展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招聘时，会选择若干个岗位作为大学生村官的申请岗，为大学生村官的有序分流提供帮助。比如，江苏省的沿海开发集团以及农村商业银行在2018年共选择28个岗位面向大学生村官招聘，实现了大学生村官有序分流的计划倾斜，促进了大学生村官的可持续发展。
三、总结
综上所述，促进大学生村官有序分流机制的建设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需要重点关注与优化。通过完善“五条出路”的配套措施、开放企业岗位对口适配、构建大学生村官工作岗位的交流平台、做好大学生村官职业生涯规划，拓展了大学生村官的就业渠道，为其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确保了对大学生村官有序分流机制的有效性。
【篇四】
0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农村人口逐渐向城镇集聚。但是，城市的高房价成为这些在城市打工但不能成为真正市民的一个重要的障碍[1]。劳动力集聚是城市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而高房价作为必要的生活成本，成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阻力。在“买房置地，有房才有家”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很多中国居民家庭背上沉重的按揭贷款。虽有了住房，但是由于房屋的不可移动，因此固化了劳动力的分布，制约了劳动力在城市间的合理流动。劳动力要素的有效流动，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基础。高房价成为劳动力合理流动的障碍，进而制约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的商品房整体销售价格持续上涨。四个一线城市更是涨幅惊人，房价年均增幅超过10%。房价的持续上涨引发广泛的“逃离北上广”的讨论。众多学者都支持房价是抑制劳动力流入的重要分散力，但是，从我国城镇化率逐年提高可以看出，城市依然是吸引劳动力的重要集聚地。虽然一线及热点城市的高房价是大家的共识，且在户籍制度等严格管控方式下，但是常住人口仍然持续攀升[2]。在房价上涨速度远超工资增长速度的情况下，除了房价，还有什么因素与房价共同影响劳动力的城市选择决策呢？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把“建设和谐宜居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宜居性城市上升到战略高度。目前关于宜居性与宜居性城市的定义仍未统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基本理念，一个城市应当满足以下四个方面要求：一是保证居民人身财产的安全，不发生大的灾难性事件;二是提供健康的环境，良好的医疗条件;三是在交通设施方面，能够提供快捷舒适安全的出行方式;四是提供舒适、便利的生活条件。进一步的研究增加了城市的宜居性应包含可持续性[3]。开展宜居性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主要有，城市人居环境理论、生态城市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谐社会理论、安全城市理論和学习型城市建设理论。很多学者都认为，对城市宜居性的内涵理解还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根据马期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处在不同需求阶段的居民，对于城市的宜居性有着不同的定义与要求，随着需求层次的提高，对城市宜居性的要求也会不断提升。从最初的保证基本生活的吃穿住行，发展到环境友好、和谐、可持续，因此城市宜居性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原理，当经济水平提高，人们在满足基本衣食住行的条件后，更加重视城市的生态环境，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在进行城市选择时，越来越关注城市应具备居民个人发展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人文条件等。
宜居性研究的对象，可以是城市内部的社区、单个城市、城市群。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本文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单个城市的宜居性。梳理国内外文献，众多学者对城市宜居性的内涵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七个方面[4]：一是健康性，能够远离污染，不能用绿地和新鲜空气换高工资;二是安全性，具备完善的防灾预警系统，完善的法治秩序;三是自然宜人性，有绿地、可接近的水域等：四是包容性，尊重历史和文化;五是生活便利性，公共服务设施健全，医疗、教育、购物等生活设施齐全;六是交通通达性，道路系统完善，通行便利;七是发展性，为个人的就业学习提供发展机会。1房价、城市宜居性与工资的内生性关系
为什么不同的城市的房价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国内外学者从各个角度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最初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公共服务水平，后续的研究内容进一步扩展，不仅包含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水平，还包含气候、环境、就业率、个人发展机会等。
1.1蒂布特模型
tiebout[5]较早关注人口流动与当地公共品供给关系，并提出了著名的蒂布特模型。其核心思想是，具有消費者和投票者双重身份的理性经济人，会根据个人偏好，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下，在获得公共服务带来的收益和税负及居住成本支出之间进行权衡。之后，oates[6]通过实证检验证明，在税负不变的情况下，房价与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正相关。国内的学者基于中国的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通过实证发现地方公共支出对房价有促进作用，但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1.2空间无套利理论
根据城市经济学的空间无套利理论，劳动力在进行区域选择时，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减去住房成本的差被城市的宜居性所补偿，即空间对劳动力是无差异的。在城市内部的空间模型中，如果某个区位有特别的好处，那么一定存在着特别的坏处两相抵消，例如市中心的高房价被短距离的通勤所抵消。在跨城市的空间模型中，高收入为高房价或者较低的便利性所抵消。roback[7]基于空间无套利理论，构建了特征性定价理论，得出城市宜居性的价值体现在城市住房价格中，也就是说城市的住房价格不仅包含了自身属性如建筑结构、装修等，还包含了城市的宜居性。glaseretal.[8]在rosen&roback的基础上通过把房地产开发商、劳动力、城市宜居性纳入一个统一模型中，从理论上论证了住房价格、劳动力实际工资、城市宜居性三者之间存在内生性，城市的宜居性补偿了城市住房价格和劳动力实际工资之间的差异。后来的学者多基于rosen-roback模型，展开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发现气候、医疗条件、犯罪率、教育资源、就业前景等都是城市宜居性的具体内容。rapport发现居民在进行迁移选择时偏好好的气候环境，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好的气候显著增加城市人口密度，也就是说，城市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带来的好气候有利于促进人口的集聚。bergeretal.[9]利用城市住房价格和工资方程，检验转型经济中俄罗斯住房市场、劳动力市场、城市宜居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劳动力实际工资与住房价格的差异可以被体现城市正宜居性的医疗条件、好气候，以及体现城市负宜居性的城市犯罪率、种族矛盾带来的不稳定所解释。通过建立体现消费者不同偏好的住房价格特征模型，实证发现，大城市存在诸如多样性的商品与服务、好的教育和医疗条件、更多的就业机会等正宜居性，同时也存在着如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负宜居性;一方面，正宜居性可以部分抵消负宜居性，另一方面，城市负宜居性可以通过城市的现代化管理加以解决，因此大城市的宜居性对人口流入有很强的吸引力。后续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居民在进行城市选择时，大城市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更匹配的婚姻市场等对劳动力的流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坏的宜居性如通勤成本、污染等对劳动力流入的负向抑制作用有限。部分学者基于劳动力异质性的研究发现，劳动技能水平不同的劳动者对宜居性的偏好程度不同，相比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来说，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更偏好大城市因集聚而带来的知识外溢性、更好的个人发展空间。
国内学者利用中国的数据，实证检验工资、房价、城市宜居性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好的宜居性对人口流入有较强的吸引力。踪家峰[10]在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rosen-roback模型逻辑推演基础上，基于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高的名义工资补偿了高房价，高的城市宜居性补偿了低的城市房价调整工资，高的城市宜居性是促使人们奔向北上广等大城市的主要原因，从而利用中国的数据支持了房价、工资、城市宜居性三者之间的内生关系。张波等（2006）提出城市价值包含城市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三个层面的内容，并通过实证发现沈阳市商品住宅价格空间分布特征与沈阳市行政规划空间的各区价值的高低吻合。任宏等（2007）构建了经济实力和生活质量的12个二级指标，从时间视角的研究发现，房价中城市价值的附加值占比越来越大。陆云龙等（2009）认为住房的价值不仅凝聚了抽象的人类劳动，更重要的一部分是来源于城市价值的转移。郑思齐[11]采用中国35个城市的数据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居民的确对城市生活质量有显著的支付意愿，宜居性特征越好的城市，房价水平越高。之后，利用中国84个城市的上万个微观家庭样本研究发现，住房成本的均衡水平与城市的正宜居性正相关，与城市的负宜居性特征负相关;对于技能水平不同的劳动群体，高技能劳动力愿意为居住在拥有更高人力资本，更多绿化面积、道路容量和更少拥堵的城市支付更高的住房成本[12]。
综合国内外研究，学者们普遍支持房价、工资和城市宜居性之间存在内生性关系。
2扩展模型：植入住房部门与城市宜居性
在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中，早已将城市宜居性作为影响劳动力效用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基于krugman提出的核心-边缘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cp模型），把住房部门和城市宜居性同时植入核心-边缘模型，探究房价、城市宜居性影响劳动力的流动，进而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机理。假设经济体只包含北部城市和南部城市，广义工业部门和住房部门，劳动力可以在两个城市间自由流动，广义工业品城市内交易无成本，城市间交易存在冰山成本，住房不可移动。劳动力通过合理配置自身的收入，消费可贸易的广义工业品、不可贸易的住房以及享有所在城市的宜居性，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劳动力效用最大化函数采取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约束条件为，其中，u表示北部城市劳动力的效用函数，？兹表示北部城市的宜居性，cm表示北部城市劳动力所消费的广义差异化的工业品数量指数，ch表示北部城市劳动力消费的住房数量。pm、ph分别对应北部城市广义工业品组合价格和住房价格，μ为劳动力在广义工业品上的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w为北部城市劳动力的收入。最优化后北部城市代表性劳动力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引入工业品价格指数，得到广义工业品价格指数为：
其中，w*是南部城市劳动力的收入，sn表示北部城市的劳动力数量占经济系统整个劳动力数量的比重，t为广义工业品在两个城市间贸易的广义运输成本，且t>1。
将（3）式代入（2）式，得到包含城市宜居性的代表性劳动力的间接效用函数：
其中，采取类似的推理方式，可以求出南部城市代表性勞动力间接效用函数：
其中？兹*表示南部城市的宜居性，
表示北部城市的房价。根据长期均衡条件下，劳动力在城市间流动的决策准则是相对效用的高低，将（4）除以（5），得到相对效用函数为：
将公式（8）式代入（6）并对等式两边求对数，得到：
对进一步应用泰勒级数展开后化简，则公式（9）变为：
从长期均衡的角度来分析，达到长期均衡时的条件一般是两种状态，一是劳动力在两个城市的效用水平相同，二是所有的劳动力都集聚在一个城市。在这里重点讨论的是第一种状态，即劳动力在两个城市的效用水平相同，也就是说相对效用水平为1，即u=v/v*=1，因此lnu=0。将公式（10）变形后得到如下形式：
等式左边是北部城市劳动力数量与南部城市劳动力数量的比值。因为
，所以，可以发现由劳动力效用决定的两个城市的相对就业人数与相对房价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反向关联，但是与城市相对宜居性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关联，这是本文在高波等[13]研究基础上的边际贡献。
可见，城市间相对房价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劳动力选择在不同的城市居住其住房成本的高低，在工资保持不变或者工资上涨速度低于房价上涨速度时，由于预算约束，促使劳动力流向房价低的城市。但是，除了工资、房价外，城市宜居性也是一个影响劳动力效用水平的重要因素。劳动力在选择就业城市时，越来越重视一个城市的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包含在人文环境中的公共服务水平、集聚产生的知识外溢、就业的发展空间对劳动有很大的吸引力;包含空气、水等质量的生态环境对人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城市宜居性的相对提高，对高房价起到一定的抚平效应。这可以解释我国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虽然房价很高，但仍然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的现象。因此，在分析高房价对劳动力流动作用效果时，要考虑城市宜居性对高房价的抚平效应。
3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房价、城市宜居性与劳动力流动
3.1新经济地理视角下的房价与劳动力流动
对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展开了丰富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新经济地理学cp模型通过本地市场效应、生活指数效应、市场拥挤效应从理论上阐述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因以及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假设经济系统只有两个区域，北部和南部;两个部门，即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两种劳动力，工人和农民。广义工业品在区域内交易无成本，在区域间交易存在冰山成本;农产品在区域内和区域间交易均无成本;农民不可以流动，工人可以在区域间自由流动。由于随机的外部干扰，假设工人向南部集聚，就会扩大南部市场规模;由于广义工业品在区域间贸易存在冰山成本，因此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下向市场规模大的南部集聚，产生本地市场效应。企业在南部的集聚，增加了差异化产品的种类，降低了广义工业品的价格指数，在农产品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相当于降低了南部市场的生活成本指数;在工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人在外部干扰消失的情况下，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动机下进一步向南部集聚，加大南部市场规模。南部市场规模的扩大，进一步强化本地市场效应，吸引企业的集聚;而企业的集聚，进一步降低南部的广义工业品的价格指数，生活成本指数效应增强，吸引更多工人集聚。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指数效应互相作用，形成循环累积因果机制。
新经济地理学cp模型在解释劳动力流动时的欠缺在于没有考虑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住房因素。helpman将住房部门植入cp模型，取代了农业部门，构建了krugman-helpman模型。该模型中，在外部干扰作用下，工人向北部集聚将产生两种效应，一是吸引企业集聚的本地市场效应，二是在住房供给受限的情况下，推高住房价格，产生住房拥挤效应。本地市场效应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增加差异化产品的种类，降低广义工业品价格指数，但是住房拥挤效应推高房价，因此北部市场的完全价格指数的升降由广义工业品价格指数和住房价格共同决定。helpman由此得出，偏好多样性差异化产品的工人留大城市但是需要忍受高房价，不能忍受高房价工人则搬到房价低的中小城市。helpman通过构建krugman-helpman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房价与工人流动之间的关系。后来的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验证了这一结论。而且后续学者的研究发现，适宜的气候、好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设施、更匹配的工作机会也是吸引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
3.2城市经济学视角下的劳动力空间均衡
空间无套利理论是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根据空间无套利均衡理论，空间位置对劳动力是无差异的，因此从长期均衡视角来看，劳动力的工资和空间位置的便利性，再扣除房价后，每个区位对劳动力是无差异的。rosen&roback基于空间无套利理论，构建了特征性定价理论，得出城市住房价格中隐含了城市宜居性，也就是说城市的住房价格不仅包含了自身属性如建筑结构、装修、楼层、朝向等，还包含了城市的宜居性。glaser在rosen&roback的模型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劳动力、厂商、住房部门的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城市宜居性、住房数量、其他产品数量的基础上构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在这个模型中，城市宜居性、房价、劳动力工资三者之间存在内生性关系，房价与实际工资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城市的宜居性上。我国学者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发现居民对高的城市质量有显著的支付意愿、城市房价与宜居性正相关。
3.3将城市宜居性植入cp模型
基于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城市宜居性是影响消费者效用的重要影响因素，忽略城市宜居性的影响得到的结论可能是有偏的。因此，将城市宜居性植入cp模型，发现由劳动力效用函数决定的两个城市的相对就业人数与相对房价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反向关联，但是与城市相对宜居性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关联。也就是说，高的城市宜居性有助于劳动力的流入，对高房价有抚平效应，即高房价对劳动力的流入的抑制作用部分被城市高宜居性所抵消。高宜居性，一方面提高了適于居住的环境和良好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隐含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发展空间，对劳动力的流入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在工资等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房价持续上涨，推高住房支出占比，高房价是劳动力集聚的重要分散力。根据消费者效用函数，高宜居性通过提高劳动力效用水平，因而对高房价有抚平效应，是城市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一种重要集聚力。
4政策建议
城市宜居性的提高，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效用水平，对高房价有抚平效应，可以吸引劳动力的流入，促进产业集聚。城市宜居性水平的高低将影响聚集力和分散力的大小，进而改变均衡结果。在工资和房价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边缘区可能凭借提高城市宜居性吸引劳动力的流入，引发产业集聚，核心区也可能因为城市宜居性的下降而导致劳动力的流失和产业过度转移。随着交通运输和贸易成本的下降，“广义运输成本”逐渐接近成本临界点，劳动力更加重视充分的、均等化的公共资源配置。而在我国城市建设与公共资源的配置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规模越大，级别越高，越容易获得大量的公共资源配置，越能集聚人口。因此，加强中小城市宜居性的建设是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改变城市劳动力供给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的重要手段。
4.1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从公共服务供给角度，要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推动城市群内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城市在教育、医疗、文化、就业发展机会等方面明显优于中小城市，这种公共资源分配非均等化是大型城市房价过度上涨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取消对大型城市的倾斜与优惠政策，是解决大城市房价持续上涨的一个重要举措。改变过去各种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型城市的配置结构，将公共资源合理布局，形成网络型城市群。以劳动力集聚进一步促进产业集聚，形成集聚经济的循环累积因果机制，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
4.2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大力推进绿色产业
城市宜居性是正宜居性与负宜居性的一个综合。在提高城市正宜居性的同时，还要加强环境污染治理、维护生态平衡，大力推进绿色产业，降低城市负的宜居性。我国多年粗放式发展方式，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对城市环境的破坏必须加强治理。同时要制定严格的环保制度，倒逼企业转型升级，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篇五】
基层社区作为社会的细胞，不仅是居民日常交往的公共场所，也是国家治理中最为基本的单元，因此，有效的社區治理必然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善治的最终实现。但在我国当前社区治理的进程中，人们似乎往往过于追求“社区组织性治理结构的外化形态”[1]，即过分看重那些物质的、制度的、有形的、技术的工具理性。而那些社区中本应存在的精神，尤其是社区当中的公共精神，则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视、淡忘，甚至遗弃。“公共精神是任何社区公共生活所必需的支撑性品质，它不仅决定着居民的基本立场、行为方式与原则，甚至可以说，公共精神就是衡量任何一个社区是否具备共同体特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2]。同时，公共精神作为社会构成的有机成分，它的缺失不仅不利于我国社区居民自身德性的养成以及现代公民意识的形成，而且也不利于我国社区治理的有效推进。为此，在社区治理的进程中，我们就必须要消弭工具理性的强权，并从伦理、精神等价值理性当中去寻根求源，从而避免以往社区治理中那种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遮蔽。
一、社区治理中公共精神的内涵：追根溯源
“社区”一词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t？nnies）提出，在他看来社区就是在人们共同精神上所形成的共同体。因此，他指出“共同体应该是持久和真正的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3]。然而，伴随着工业化的进步和城市化的发展，人们对社区的认识也有了新的理解。如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e·帕克（robertezrapark）认为社区其实是“占据在一块被或多或少明确地限定了的地域上的人群汇集。但是一个社区还不止这些。一个社区不仅仅是人的汇集，也是组织制度的汇集”[4]。我国学术界对“社区”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指出“社区是通过社会关系结合起来的群体，在这种人文世界里谋取生活的个人已不是空间的一个点，而是不断在扩大中的一堆堆集体的成员，就是在幅员可伸可缩的一堆堆集体中游动的分子”[5]。徐永祥教授认为“所谓社区，是指一定数量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的生活共同体;地域、人口、组织结构和文化是社区构成的基本要素”[6]。由此可见，社区作为居民在精神上、物质上以及情感上的共同体，它不仅是我们居民在情感上的认同和心灵上的归属，也是实现自治的载体。因此，社区可以理解为，由众多社会群体聚集在某个领域里所形成的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它是宏观社会的缩影，也是社会的细胞。它包含的要素有：特定的人群、特定的地域、因共同利益所产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因互动关系所产生的情感认同、道德认同、利益认同以及心理认同。俗话说的好“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社区作为国家基层治理的根基，其治理的最终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的稳定。换言之，有效的社区治理也是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一道“安全阀”。
为此，人们也开始思考如何实现社区治理效果的最优化，而对社区中公共精神的重塑使人们看到了希望。关于公共精神的内涵，国外的学术界也有许多不同的阐释。罗伯特·帕特南（robertd.putnam）指出“公共精神就是共同体中的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以及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政治平等。同时，公共精神也包含着民主、平等、自由、法治、秩序、公共利益等众多基本的价值命题”[7]。乔治·费雷德里克森（h.georgefrederickson）则认为公共精神可以分为公民的公共精神和国家公共行政人员的公共精神，“前者指公民因公共事务、公共利益而聚集在一起的理念，后者则是指国家公共行政人员或政府工作人员为实现公共利益而积极获得信息的一种能力”[8]。在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对公共精神的内涵进行了阐释，但总体上来看，基本上是通过以下三个不同的视角。第一，通过政治价值视角进行解释。这种视角侧重于社会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以及对国家政治理念的态度。因此，有些学者指出“公共精神通常都蕴藏在人类的公共生活之中，这种公共性主要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所展现出来的观念、态度、行为以及理性。它包含着公民独立的人格、良好的公德意识、较强的社会责任、积极的政治参与，换言之，就是指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公共利益、公共生活所体现出来的关心、关怀以及积极的参与”[9]。也有学者认为公共精神就是“一个国家中的公民所应当具有的品德，特别是在政治方面的品德。它体现为，公民的爱国奉献、法治素养、公平正义等公民应当在政治生活中所遵循的道德约束”[10]。第二，以社会生活视角进行解释。这个视角研究的焦点主要侧重于“社会转型期中公共精神的价值、公共精神对公民社会构建的影响以及在社区治理、城市治理、乡村治理等方面的作用”[11]。如有学者以社会资本视角进行分析，认为“信任、社会关系的网络、共同的规范，可以有效的扩大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存量，而随着社会资本存量的扩大，社区治理中德性困境的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进而推动社区整体善治的实现”[12]。第三，则是通过伦理精神视角进行阐释。不少学者认为公共精神就是社会中应当存在的美德或道德约束，主要表现为社会中的个体、群体在公共生活中、公共活动中以及公共交往中所体现出来的担当、勇敢、公平、正义、理性、德性、法治、独立、包容，以及对社会公共秩序的一种遵守。有学者认为“公共精神就是公德的价值之维，它对公民公德的养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以公共精神为价值内核的公德，也是国家和社会对公民外在他律性的一种道德要求”[13]。由此可见，至今为止学术界对其内涵的界定依然莫衷一是，其含义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几乎所有的公共领域。当然，公共精神的内涵虽然极为丰富、抽象，但从学术界众多研究结果来看，本文认为，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学理进路。第一种是从政治学视角进行的解释，即公共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精神、政治精神，它是一个社会中的全体成员对公共生活中的各种准则、规范以及制度的普遍认同，而这种认同则主要体现在社会全体成员在客观行动上对这些准则、规范以及制度的遵从与执行;第二种则是从伦理精神层面进行的分析，即公共精神主要是一种伦理精神，它体现在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或公共利益的态度以及在具体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换言之，这种公共精神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公德。尽管上述的两种视角代表着学术界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但这两种视角对于公共精神的阐释和界说在本质上可以说都是一样，即公共精神就是在公民社会中，人们对公共事务、公共利益的一种关注、关心，“这种关注、关心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为对公共生活的改善以及对公共秩序构建的意愿和努力，从而营造出适于社会发展的伦理规范、政治价值以及社会制度”[14]，其最終落脚点是为了维护社会所有成员的尊严、权利，进而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因此，公共精神的实质就是社会所有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对公共价值进行维护的品质、意愿，它包括社会公众独立自主的人格、积极参与的意愿、理性处事的态度、高尚的公德意识、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精神等。一句话，公共精神不仅是人们对公共事务、公共利益的关怀，也是公共意识、公共理性、公共德性、公共责任的有机统一。同样，在社区治理中，公共精神就是指社区中的居民对社区中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和在实践中的行动意愿与能力，更是社区居民自身参与意识、协作意识、互惠意识、权利意识、奉献意识以及法治精神等众多方面的有机结合。
二、社区治理中的公共精神：价值探讨
社区治理虽然发生在广大的基层当中，但“它却是国家在社会治理中的根基”[15]。因此，有效的社区治理也是实现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关键环节。一方面，在治理的主体上，它要求政社分开以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即治理的主体不仅有政府，还包括公民以及各类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在治理的手段上，它除了政府强制性的管控、法令、政策、规范以外，还包括各类社会组织提供的专业服务以及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与自治。这些都离不开公共精神的引领，为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公共精神对社区治理的价值。
（一）促进居民自身理性与德性的提升：实现责任共担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社区制”开始成为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社区中的居民也由“单位人”角色向“社区人”角色进行转变。居民身份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唤醒了居民内心的公共精神，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参与的欲望变得愈加强烈。然而，由于社区公共事务复杂性，居民往往会因为对自身个人利益的追求、行政强权的担忧以及自身情绪的影响而做出一些非理性的决策和行动。换言之，社区居民如果仅仅依靠在私人领域中获得的实践和经验对待公共事务，通常会由于个人的各种非理性行为造成社区公共利益的损害。相反，只有通过共同的参与、协商，并在参与的过程不断的学习和了解，才能够真正地实现个人的自由与权益。也就是说社区中的公共精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区居民的行为、心智、思想，从而确保社区居民成为一个有序、理性、自由的个体，并使其成为可以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理性自由人，进而实现居民公共理性的提升。另一方面，公共精神也有利于提升居民个人的公共德性。社区治理中的公共精神意味着居民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会通过交流和互动表达自己的想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而这种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感，不仅是实现公民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更是培育居民德性的价值所在。
（二）推动居民参与：实现民主行政
随着“单位制”解体，人们从传统制度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原子化的个体。除此之外，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职业竞争、社会分工，使人们更愿意选择到家庭这种私人领域中去寻找安全、庇护与温暖。而在社区这种公共领域则体现出一种碎片化、分割化的状态，人们之间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冷漠、老死不相往来的态度，即人们常常缺乏一种自主的公共精神。换言之，公共精神的存在是实现社区善治的基础，而居民的积极参与则是公共精神实现的核心。通过居民的广泛参与，不仅可以有效解决社区中的各种公共事务，而且通过这种参与也增进了居民之间的信任、友爱，进而推动社区治理的有效性。一方面，对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会极大提高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在社区治理中，居民个人的力量通常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些微不足道的个人力量可以凝聚形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从而使社区中的各种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和整合。正是这种广泛而又深远的参与，使每一位居民都有机会为谋取社区共同利益施展自己的才能、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且不同群体在参与过程中，通过不断的互动和博弈最终达成共识，也使社会资源和社会福利在社区中更加公平合理地流动，实现对责任的分担以及成果的共享，进而推动社区良性、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社区中的居民通过这种积极的参与，不仅培养了自己的责任意识、法治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而且也增添了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友爱之情。同时，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有效培育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正是一种源自于居民灵魂深处的公共精神，这种公共精神也必将促进社区整体凝聚力的提升，推动社区善治的实现。
（三）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市场经济推动了我国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军事、科技等众多领域的快速发展，但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以往的生活方式。以往单位制时期社会的管理格局以“国家-单位-个人”为主要特征，其社区也是由不同区域、不同职业、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多元群体组成，这些群体无论是财富上、认识上以及利益的追求上都千差万别。而且，在广大基层社区中，许多弱势群体、特殊群体依然广泛存在，这些弱势群体的诉求有时不仅得不到回应，甚至连自身的合法权益通常也得不到很好的保障，进而可能产生被社会冷落、排斥的心理不平衡感，而这又可能引发地方极端事件，严重威胁我们基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如2018年2月11日北京西城区西单大悦城商场内砍人事件、2018年6月28日上海世外小学门口男子持刀砍死小学生事件。这些极端事件的背后，除了施暴者自身心理扭曲、精神堕落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这些人的一些合法权益没有得到较好保障、自己的诉求得不到及时解决，甚至得不到回应。长此以往，愤怒、戾气逐渐积累，一旦到达他们忍受的极限，可能就会以报复社会作为自己宣泄愤怒的手段。而公共精神的实质就是“人们在现代公共生活中对公共价值进行澄明、维护和持守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品格与精神样态”[16]。换言之，公共精神就是“人们关怀公共事业和利益的思想境界和精神态度，也是公共理念、意识、行为和能力的有机统一体”[17]。由此可见，公共精神作为一种无形的支配力量，会内化于人们的内心，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行为习惯以及道德信仰。具有公共精神的居民对待社区中每一件事不会再漠不关心，对待周围的人也不再冷漠、怀疑。相反，社区中的每一个人将会主动的参与各种公共事务，热情的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需要温暖的人。人们在处理任何事情时也不再充满戾气、充满怀疑，我们整个社会的基层也必将稳固、和谐。
三、社区治理中公共精神：培育路径
当前，我们在社区治理的进程中常常会面临各种问题，如在社区建设中由于居民道德支撑不足带来的“德性困境”、居民参与机制不健全带来的“自治困境”等。这些问题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区治理的效果。因此，就必须在社区中大力培育公共精神以推动社区善治的实现，具体路径如下：
（一）实现情感与利益的认同：培育社区居民的公共意识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通过对当时美国社会的观察发现，美国公众普遍都具有较强的公共精神，而且几乎每一个社会公众都渴望、积极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无论这些事情是否与自己有关。在美国，“无论是何种职业、无论是何种年龄、无论男女性别，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活动参加到社会管理当中，对于本村、本镇、本市、本州的任何公共事务，就像对待自己的事情一样关心、热情”[18]。公共精神是美国社会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除受到美国文化、经济、政治、历史、舆论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之外，更为重要的因素是美国的公众对自己生活的社区有着很强的情感，将社区视为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场所，进而潜移默化地培养出公众关心、参与公共事务的公共意识，而这种意识经过长期的积淀逐渐形成了一种精神——即公共精神。与美国相比，我国社区中的居民对于公共事务的态度普遍都是持一种“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冷漠态度。同时，由于“单位制”的消除以及现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生活在同一个社区中的居民彼此往往都不大认识，甚至有时连自己的对门邻居也互不往来。这种“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人际环境，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居民对社区的情感认同、精神认同。而情感作为社区精神的灵魂，对居民公共精神的培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即通过增强居民社区情感以及居民的社区利益培育居民的社区公共意识，进而逐渐培养整个社区中的公共精神。因此，当前必须要把提升居民对社区的情感作为公共精神培育的关键环节。一方面，社区要广泛开展诸如“社区一家亲，邻里一家人”这样的宣传活动，形成一种互帮互助、邻里和谐、团结友爱的氛围，从而打破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实现居民情感的社区化。另外，要改变以往“宣传精英”的模式，即改变仅宣传劳动模范、社区名人的宣传方式，而是通过集中展示社区居民在生活中的“平凡”之处，如，可组织在社区文化活动室中展示居民的手工作品、书画作品、收藏的邮票、奖章，开展社区“厨艺比赛”“厨艺交流”等方式来拉近居民之间的距离。这样不仅把社区居民的情感融为一体，而且也实现了居民主动参与社区事务的渴望，从而使居民可以真正的融入到社区这个大家庭中;另一方面，光靠情感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设法构建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利益纽带。换言之，利益是促使居民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以及唤醒公共意识的重要推动力，居民与社区之间是否存在着紧密相连的利益关系，决定着社区中居民的参与热情、关心程度。当居民感到社区与自己利益息息相关时，自然就会萌生参与、关心社区事务的动机与期望。相反，居民如果觉得自己与社区之间并不存在太大利益相关性时，就会导致关心程度、参与意愿的降低。同时，“社区越发展，社区成员的需求就会越丰富;社区越发展，各种利益冲突也会变得越多，所以，如何找到社区居民共同的利益就成为了关键”[19]。当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中的居民群体开始日益分化，在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方面也日益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和层次化特征。社区中存在着众多公共利益，如何引导居民去关注这些公共利益成为实现居民利益社区化的关键。通过垃圾分类、社区环境治理、社区居民宠物粪便清理、宠物狂犬疫苗注射等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情为契机，将所有社区居民都吸引并参与其中，使居民和社区之间形成一种“唇亡齿寒”的关系，让居民明白个人利益的实现是建立在社区共同利益得以实现基础之上的，进而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以此来培育居民的公共意识。
（二）推进政社分开：实现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要想有效培育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就必须要尽快转变以往全能政府的行政理念，逐渐弱化政府对社区的行政控制，特别是要改变以往社区与政府之间的那种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从而做到在社区治理上真正的还权、赋权于社，即实现政社分开。不可否认，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的确是现代政府的必要职责，但这并不代表政府就是对社会开展管理和提供服务的唯一主体，像各种社会组织、专业的社工、企业、居民都可以是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换言之，“政社分开”并不意味着政府与社会的对立，而是在社区治理的实践过程中，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居民之间的协调、合作、互动来构建一种以参与、合作、服務、分工为主要特征的社区治理模式，进而推动社区的善治。所以，本文认为，“政社分开”是实现社区善治的前提，而社区善治则是社区公共精神重塑后的结果。在居民公共意识日益觉醒以及社区自治程度逐渐提高的今天，政府如果再过多管理社区中的方方面面的事务就会显得十分不合时宜。为此，“政府应逐步从以往的统治行政向服务行政进行转变，而且在治理模式上也要由以往的管制模式向治理模式转变”[20]，从而让社区拥有更多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力。当前，政府在社区治理过程中，主要有两个工作重点：一是政府要进一步将自己以往“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社会事务、社会服务的相关职能给剥离出来，并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将这些职能交给那些具有专业化服务能力的社会组织，以及具有较高社会责任精神的企业，进而实现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二是政府要摒弃以往在社区治理中自己作为权力中心、行动中心的理念，并将社会组织、企业等治理主体视为公共服务供给、社区治理的“合作伙伴”，更重要的是在社区治理的实践中，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居民要实现共同协商、共同决策、共同担责，而不能仅仅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命令决策。而这种“合作伙伴”式的关系，不仅能有效提升社区治理的最终效果，而且在这种政社分离过程中所形成的合作，也是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的重要环节。
（三）培育社会组织：为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打造现实载体
“社区治理的核心就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权利与权力的合作，以实现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21]。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单位制”的解体，“社区碎片化”的特征日益凸显，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社区层面，由于社区居住空间的隔离化导致的社区类型的多样化;二是居民个体层面，由于利益结构的碎片化所导致居民生活的个体化”[22]，这就必须培育出社区公共精神为社区共同体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而社区公共精神作为公民社会的精神内核，需要公民社会的肥沃土壤进行培育。因此，在社区中就要大力培育和扶持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个人的力量通常都是十分渺小的，这就需要通过一种组织化和集体化的形式提出自己的的诉求。同时，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它不仅能把公民的意见集中在一起，有组织的向政府表达，同时也将政府的回应反馈给公民，从而有效实现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对话与良性互动。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社会组织自身所倡导的志愿性、自治性以及公益性的精神，不仅有助于提升公民的参与意识、民主精神、责任精神、法治精神，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的公共事务当中，而这些都是培育社区居民公共精神的一个重要方式。具体来讲，首先，政府要加大对社区中社会组织及社会团体的政策支持和经费补贴。一方面，除法律、法规规定需前置审批外，要逐步探索并扩大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范围、种类，鼓励成立一批社区社会组织综合服务机构;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出台各类税收优惠政策，增加税收优惠种类，设立财政扶持社会组织发展专项基金。其次，要对社区中的社会组织进行规范管理，加大对各种非法团体以及社会组织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进一步明确各类社会组织的地位和职责，对它们的登记管理、服务标准、监管机制、资产界定等进行规范，并且要引入专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社区中的社会组织进行评估与督导，避免社会组织的不良行为。再次，“政府要进一步加大职能转变的力度，向社会组织开放更多的公共空间，来为社区中的社会组织创造发展的条件。因而，政府应当将那些可以由社会组织承担的职能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服务等市场机制，交给社会组织去承担”[23]，如社区养老、文化教育、就业创业、社会救助等。最后，要加大宣传力度。社区中各类社会组织的良好发育离不开公民对它们的了解和认识，通过宣传就是为了让居民打消对社区中各类社会组织能力的怀疑，使居民逐渐了解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作用以及与自身利益的关系，从而为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现实载体。
（四）优化制度环境：拓展社区公共精神培育的制度空间
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是衡量一个社区公共精神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居民依法、有序的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才能为社区的发展、和谐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当前的社区治理必须完善各种制度安排，为居民的参与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为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创造出制度空间。首先，要进一步健全居民全参与社区治理的法律法规。一方面，要将现有法律中关于公民参与的规定严格落实到实处，保证对社区居民参与权力的有效维护，从而实现参与的有法可依;另一方面，要加快制定专门的法律，弥补居民在参与过程中存在的各種制度漏洞，明确和细化参与社区治理的范围、途径、方式以及程序。其次，要健全居民参与的听证会制度，在程序上确保听证过程的公开和透明，并且要接受整个社会的监督。除此之外，在参与群体上，要使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居民都可以参与其中，并在听证会过程中能够使各方参会人员都可以充分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想法、意见，从而使听证会具有公信力。再次，要健全政府对居民参与的回应制度。当前居民参与意识低下、积极性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对居民参与诉求的有效回应，而及时有效的回应不仅是衡量参与程度与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一个现代政府所应当具有的品质，缺乏回应性的居民参与最终只会导致形式主义的泛滥。因此，在居民诉求的回应制度中，必须要明确政府回应的时间，并将回应的最终结果给予以公布。最后，要加大对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法治意识的培育。要加大法治宣传的力度，在社区当中开设各种法律讲堂，让居民学法、懂法、守法，从而使居民不仅会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社区权益，也使他们学会理性、有序参与社区治理，从而使法治精神在社区中得以实现。
【篇六】
作为高校管理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后勤管理工作在促进高校教育科研工作稳步进行，维护高校基础工作需求，支撑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等方面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新时期的市场竞争趋势下，高校的后勤管理工作正面临着服务水平提升、社会化结构改革的重要变革，随着高校工作对后勤管理工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创建一套全新的后勤管理工作机制已经势在必行。
一、新时期高校后勤管理工作现状
事实上，我国高校的后勤管理工作实施社会化变革已经历经几十年，在这个时期内，高校的后勤管理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为高校提升办学水平、扩大教学规模、提升办学条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新时期下，我国教育改革对高校的后勤管理工作有了新的要求，然而绝大多数的高校后勤管理工作依然保持原有的运行机制，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执行效率上都没有较大的突破，高校的后勤管理工作在高校人才培养、软件服务水平、社会服务领域以及科学研究方面都不能与新时期下的市场竞争机制相匹配，无法适应当前我国全新形态下的社会经济发展，不能够释放高校后勤管理工作的全部潜能，这种“自闭式”的后勤管理工作不能够有效运用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后勤管理工作的公益性与经济社会的利益性难以达到平衡，因此，我国高校的后勤管理工作还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
二、当前我国高校后勤管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2.1高校后勤管理工作体制与运行机制落后。
当前我国高校的后勤管理工作无论在运行机制上还是管理体制上都缺乏一定的统一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缺乏一定保障机制的后勤管理工作难以实现高水平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工作。当前高校的后勤管理工作在运行机制上还缺乏数字化平台的建设，管理工作的信息化进程可以帮助工作者作出科学、迅速、合理的工作决策，能够有效兼顾高校自身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数字化平台构建的缺失致使当前高校后勤管理工作缺乏发展活力。
2.2高校后勤管理工作人力资源建设落后。
当前我国高校的后勤管理人员主要以社会用员工为主，编制内的后勤管理职工逐年减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由于受到高校人事管理体制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到高校的办学经费制约，然而归根结底在于高校的后勤管理工作缺乏人力资源培养和建设过程。人力资源建设的缺失能够造成高校后勤管理工作的队伍结构不合理、业务水平较低、人力资源梯队建设不合理，从业人员还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相关政策和行政法规的认识，严重影响了高校后勤管理工作的服务水平和管理质量。
2.3高校后勤管理工作资源短缺。
随着我国高校扩招和教育资源的不断拓展，多数高校呈跨越式发展，高楼林立的新校区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校区面积的增加给高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管理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无论学科建设、科学研究还是人才培养、职工待遇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这种断崖式的发展使得高校的后勤资源很难满足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需求。
2.4高校后勤管理在住宅建设和管理工作面前矛盾巨大。
随着近年来我国高校的迅猛发展，新晋教职工逐年增加，而離退休人员也在不断增加，这些日益增加的在职人口都给高校住宅建设提出了很大的难题。目前，我国的高校住宅区管理还在沿用传统的福利化管理模式，加之高校住宅区的人口复杂程度增加，且并不能够完全按照政府相关的物业管理规定实施物业管理，这些都给高校的后勤管理工作带来很大的矛盾。
三、新时期高校后勤管理服务保障体系的构建
3.1构建与高校后勤管理工作相匹配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高校需因校制宜，依照本校所处区域的市场环境以及经济实力为依据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构建要以服务为核心，凸显高校管理工作的职能主体，运行的模式要以资产运营为发展手段，建立综合性的后勤服务保障管理模式。例如：引进互联网技术，加强高校后勤管理信息化建设;做好机制设计，使得高校后勤管理工作民主化、科学化、程序化、有效化。
3.2结合人力资源体制，完善高校后勤管理工作。
高校后勤管理工作要与人力资源管理深入结合，利用人力资源管理的优势来解决后勤管理工作中遇到的各项问题。首先，深化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以国家劳动法规和相关政策为指引，建立适应高校发展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帮助高校解决人力资源结构不稳定、后勤管理人员素质不一的困境;其次，强化后勤管理队伍业务培训。高校要为后勤管理员工提供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多种类的相关管理业务培训，保障高校后勤管理队伍的业务素质和整体管理理念有着质的飞跃。
3.3合理调配高校后勤管理资源。
高校在执行后勤资源管理工作时需秉承减量约束、存量激活、增量激励的工作原则来对高校的后勤起源执行动态性管理，并针对公共资源管理人员进行管理和监督的强化工作。高校资源管理过程中可自行筹备咨询委员会，为资源管理相关制度的建设提供专业、可行、科学的依据，对校内的后勤资源实行优化配置，进而充分利用高校自身的现有资源，来实现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最大效益。
综上所述：高校后勤管理工作对高校的教育、科研、生活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新时期下高校的后勤管理工作难以满足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高校的后勤资源难以得到充分的利用，高校需指定科学合理的后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结合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式优势，改进后勤管理工作方式，释放高校后勤资源能量，来实现新时期下高校后勤管理工作的全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