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的邮箱中收到一篇时评，说的是某小说家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在农村的蜕变中自我解脱》，其中引用了一位让这位小说家钦佩的“擅长写农村”的作家朋友的话：“我感到悲哀的是，农村的土东西越来越少了。……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农村的住房越来越城市化。”于是，那位擅长写农村的作家朋友就感叹起来：这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吗？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不是还应该保留一些优良的传统文化？
一个作家到了可以称得上“擅长写农村”这个份上，怎么竟还有如此糊涂认识――仿佛不是农村为农民而存在，而是农民应为农村而存在，甚至那些可怜的农民不仅要为农村的“土东西”而存在，为那些非城市化的住房而存在，还要为这位不喜欢“农村的住房越来越城市化”的作家而存在。不然，人家就要“悲哀”。
这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
然而，我要先告诉农民的是，请你们千万不要去理会那位什么“擅长写农村”的作家，不管因为你们的改变给他带来多大的“悲哀”。别说“土东西越来越少了”，别说“住房越来越城市化”了，就是你们想象现在城市里竭力打造“花园城市”一样地将居住地变成“花园村庄”，乃至有“异国风情”，甚或能称得上“天堂”，也是你们的自由。若是再说得绝对点，你们想把农村变成什么样就变成什么样，没有人能代表你们！别说一两个中国作家的“悲哀”，就是中国所有的作家都为你们环境的改善而“悲哀”，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敢说，一些作家根本不懂你们，因而也绝不会去真正关心你们。他们所希望的就是你们要多多保留那些“土东西”，保留不像“城市化”的那些破房子，并将它们美其名曰“优良的传统文化”，好让作家们去“怀古”，去触发他们的“创作灵感”。但这一切，与农民又有何干？
中国农民受了几千年的奴役，一直没能抬起头挺起胸活得像个人样。即使已经有了30年的改革开放，可据媒体报道，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见2008年8月29日《中国青年报》）。如果说，城乡差距如此之大，城市里仍还有大量市民对生活不满，那么你说，中国农民过得该有多苦！可即使这样，某些作家朋友还不想放过他们。农民稍微有点改变，他们就大惊小怪，甚至要“悲哀”起来！现在且不说由于农民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们根本没有过高的追求，最多，也只是在一点点地改变自己，甚至就像“历史的发展”一样，呈现的不仅是“螺旋式”，有时甚至是“进两步退一步”式的。然而，就是这么一点儿可怜的改变，你们不仅不为他们鼓励加油，反而还看不顺眼。你们不觉得这样做像是在“作秀”吗？当然，这些也许确是你们“发自肺腑”的想法，若果真如此，更让我觉得可怕。因为这说明你们对农民的贫困和苦楚早已经麻木了――只有到了这种程度，才不会去管父老乡亲们生活得如何，才会只顾你们的视觉，只顾你们的感受。
其实，中国农民早就应该过上令一些作家“悲哀”的生活了，然而没能。这不是中国农民不想，而是不能。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然而作为改革开放的开创者们，生活水平至今都大大低于城市，低于我们的作家们。这原本已经是国家，是城市对他们有愧，作家朋友面对他们的一点改变还有什么好“悲哀”的呢？更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如果连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都还没搞懂，他的思想，他的作品又还能有什么“深度”？